近十年来，我一直住在鼓浪屿。我并不喜欢钢琴声，特别是午休时邻居小孩的练琴声，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吵得让人很容易神经衰弱。实在受不了，我搬了几次家，最近又搬到小岛东南部的一幢两层小楼里。
这是海关宿舍楼，就四套房子，每套五十多平方米，太小了，原来的主人都将它们转手卖掉，搬到市区。其他三套住的都是北方下来的老人，他们不吵不闹，连走路的声响都很小。知情者告诉我，其实这一地段的房子本地人都不会买，因为这里有不少凶宅。我是一个怒形于色的人，那人看到我脸上略有不快，连忙解释说：“我指的那些老房子，那些邻近的旧别墅，没有人气，会发生一些莫明其妙的事情。”
住一段时间后，我就了解到有几幢老房子被本地人认为是凶宅。最出名的其实在小岛北部，就是鼓浪屿的地标性建筑“八卦楼”，不过是建造时摔死了几个泥瓦匠，经无所事事者添油加醋，衍生出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在我所住近点的原“荷兰电报局”，据说在梅雨季节的傍晚会断断续续发出“嘀嘀嘀”的电报声，有个文友就此编了一个浪漫的爱情小说，可惜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不然，这样的故事对以旅游为主的鼓浪屿倒是不错的卖点。还有海军疗养院的几幢别墅，有些北方过来的大作家编了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床铺旋转了九十度”，一点也不高明，这也让我清楚了，目前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像样的小说的原因。
真正称得上凶宅的还是那幢鸡母山脚下的别墅——怡心小筑，坐北朝南，背山面海，方位上应该没问题，但是里头却接二连三地死掉好几个主人，并且都是死于非命。据了解，解放前，开席行的主人就在大房间里悬梁自尽；再后来，又有一个新媳妇在洞房花烛夜投井自溺；解放前夕，行伍同身的新主人含新旧枪管饮弹自毙；解放后，没来得及跑到海外的主人躺在床上割腕自杀。至于后来文革期间，这里一度成为红卫兵小将的司令部，死的人就更多了，有的被吊打而死，有的服毒身亡，有的撞柱命绝。最惨烈的应该算那个造反派头目，身上被捅得像筛子一样，断气仆倒在地上的时候身上还插着五把刀子，血喷溅得四处都是。他的女友花一天的时间用绷带将尸体缠紧，免得支离破碎。做完这一切之后，她也成了个血人，旁人劝她到海里去洗一洗，她一步一步走下海，就再也没上来了。这个故事是一个老渔民孙连山告诉我的，当时他就在岸上眼睁睁地看着。“你敢下海去救吗？她一走到海里，海水马上被血染红了，一直往下走，身后的海水全成血水，就像一条扯长的红布条，很不干净！渔民很忌讳这点。”老渔民的眼睛里突然充满血丝，怪吓人的。我低着头，喝了一小口茶，然后转到一边看海，不与他对视。傍晚时，我总散步到海边，坐在大排档的沙滩椅上泡一壶功夫茶，经常会遇到鼓浪屿的一些闲散之人，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游客，坐在一起东扯西扯，无所谓真假，就像迎面的海风带来的涛声，喧哗着，没人会在意它喧哗的意义。
人总是先入为主。听了这些捕风捉影之说后，每次我经过怡心小筑都会无端地不自在起来。实际上，别墅的围墙很高，垂满爬藤，路人只能仰望到三楼的连拱连廊，大门却是斜开在西侧，门内还掩蔽着几棵茂密的百年榕树，根本看不清里头的情形。入夜里头很少亮灯，阴森森一片。在寂静中，偶尔会有枯枝从空中坠落，“吧嗒！”砸在地上，让人冷不防吓一跳。还有诡异的风在神秘的角落穿行，发出像口哨一样的声音。有一次，我居然听见一首成曲的口哨，吓得快步逃离。奇怪的是，几天后，我却在鹿耳礁旁听见一个挖海砺的老人吹口哨，那首曲子与那晚我路过怡心小筑听到的一模一样。我过去与他搭讪，他似乎不善言谈，没头没脑嘟哝着什么，我没听出他究竟在讲什么。后来，别人告诉我那老人就是怡心小筑的看护人，主人很少回来住，平常整幢旧别墅就他一个人在里面，他好象比较孤僻，深居简出，从不与人来往。老渔民孙连山说：“那老头住在那样的鬼宅里，浑身沾染鬼气，迟早有一天会死得不明不白。”
在我搬到那边之后，怡心小筑却突然热闹起来，一板车一板车的木头砖瓦等基建材料不断地运进门，里头敲敲打打重新装修，还请种德宫的道士进去做几天法事。
大家都在说，怡心小筑的主人要回来定居了。据说，主人是位华人，在东南亚经营一家大集团公司——南洋兴华。很快，我从自己所在的报社得到的信息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华人叫孙继勋，他的集团公司的主业是橡胶和石化。
首都的《现代企业家报》也委托我对怡心小筑主人作一次专访，采访方向是为什么突然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大举进入大陆的房地产市场。这次采访的报酬相当优厚，自己又能近水楼台相得月，所以一接到任务后，我就打电话向孙继勋预约，却被他以在鼓浪屿度假为由拒绝了。我暗自高兴，几次造访怡心小筑，都扑空。看房子的老人只摇头，没开口说话，隔着铁门挥手让我离开。
那几天我一直在怡心小筑附近转悠，而且几次爬上门外的榕树长时间观察。在树上，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院落里的情况，这是一个长条状的欧式庭园，西侧的大门入口处利用堆士形成假山，配合两株高大的古榕；东侧有个猪肝形的养鱼池，旁边被整成几畦菜地，又种同丛竹子和木瓜。我见过一次那看院老人垫着椅子采摘木瓜的情形，那老人一个弓箭步就踩上椅子，探手摘下几颗木瓜后，跳下来，身手绝对比我还敏捷，一点也不像是一位老人。建筑正面中部是向前突出的半圆拱形门廊，高达二层，上一世纪堆砌成基座的花岗岩硕大结实，一层应该算是地下室，西侧的角落那间房子的门窗经常开着，看院老人进进出出，看样子就是他的宿舍。我有一次成功地与装修工混进怡心小筑。建筑内部结构大体是这样，从门廊进去依次为大客厅、小客厅、后门廊、后出口；两侧为卧室和卫生间。大客厅挑高十多米，形成天井一直抵达三楼天花板，有一组巨大的水晶吊灯垂在中央。二楼保留小客厅，从二楼的室内走廊可以看到一楼大厅的情况。一个来自英国的设计师正与国内一个管线安装工头争执，后来那个工头向我抱怨：“我从来没受过这样的窝囊气！一个住家要安装那么多莫明其妙的管线，而且不告诉我是干什么用的。火箭发射室也犯不着布置这么复杂的管线。哼，说什么是主人交代的，我们不能多问，干完活就让我们滚蛋。”“是不是？真的是很奇怪。”我随口应了一声。“奇怪的还不只这些，所有的线都汇总到他的房间里，”他指着正向我们走过来的看院老人说，“这下他惨了，这把年龄了还要学电脑操作。”我正琢磨这句话的意思，看院老人便冲到我面前，怒气冲冲要赶我走。“是我让他进来帮我的，人手太少了，量尺寸需要两个人。”工头挡在前面去。“他走，我来打下手。” 看院老人的话出奇的简洁。我认真看他一眼，他也硬硬地回敬我一眼。我往门口走去，感觉到这老人不太一般。
我开始注意这个特别的看院老人，买了一副俄罗斯军用望远镜，从榕树转移到一座废弃的水塔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有几点更能说明他与众不同，一是每天都坚持体能段炼，一招一式像是行伍出身；二是订阅三、四份报纸；三是伙食极好，还喝高档白酒。观察一周之后，我就放弃了，也许怡心小筑主人有的是钱，雇一个高级点的看院老人又有什么值得大尺小怪的呢？
别墅装修期间，主人似乎都没到场，我的采访任务都无法完成。《现代企业家报》总编很不满意，但他还是强调我要争取做成这次专访。总编在电话里说：“房地产业在国家几次政策组合拳的打击下，表面看仍欣欣向荣，实则危如累卵。孙继勋的旗下企业全面攻城掠地，不惜一切代价，里头绝对有文章可做。你很有条件挖下去，写出一流的专题报道。”我也有此想法，但却苦于没机会与孙继勋碰面。反正就在自家地盘上，我完全有耐心潜伏下来，像等待猎物的猎手一样等着孙继勋在鼓浪屿出现。
我还是坚持着没事就在怡心小筑周边转悠。不仅如此，还从电子城买来一套遥控监视器，偷偷地安装在榕树上，镜头对准怡心小筑的院落里，这样，即使我在家里也可以通过电脑看到怡心小筑里的动静。半年后，两辆观光电瓶车载着十来个人停在怡心小筑门口，一行老老少少进到别墅里，大门即刻紧闭。我看到被众人簇拥着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衣装得体，看样子应该就是孙继勋本人。为此，我还上网查新闻图片来证实自己的判断。不查不知道，一上网我就惊叫起来，来人相貌和孙继勋一样，网络新闻声“孙继勋的集团公司上层机构将在近期做重大调整，他本人可能会宣布退休，隐居鼓浪屿。”我随便进入他们公司的网站一看，更觉得稀奇了，他们自己也大张旗鼓地宣布这则消息，可为什么特别强调“隐居鼓浪屿”呢？是不是担心孙继勋退休后没人打扰的日子过得太冷清了吗？下线之后，我暗自好笑，看来孙继勋雇了一个头脑进水的新闻发言人。
消息一传出，各路的媒体记者像一只只嗅觉敏锐的苍蝇闻风而动，一下子全聚集到鼓浪屿来，旅馆的房间全被订满了，有的还托我找民房借住几天。怡心小筑一反常态，大门敞开，记者来者不拒，都可以进去大客厅喝几小杯功夫茶。出来接待的是孙继勋长子孙立民、次子孙立兵以及两位举止优雅的儿媳，他们笑脸对着来访的记者说，一周后将举办一个孙继勋退休仪式，该说的话到时候会在仪式上公布，每个记者都可以在网上申请一个与会记者的编号。我没去怡心小筑，不过一听到消息，我就上网申请。
孙继勋退休仪式是在鼓浪屿宾馆的会议厅举行，记者来了近百名，摄影摄相记者扛着“长枪短炮”如赴战场，连普通文字记者也掏出袖珍数码相机伺机抢拍几个镜头。我们报社的摄影记者就挖苦我说：“大家都像你这样跟我们抢饭碗，这让人怎么活呀？”
这是一个例行公事的新闻发布会。孙继勋在会上只是寒喧了几句，就像一尊木器厂偶一样面无表情地坐着。新闻发言人说的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不外堆砌以往的成就为孙继勋歌功颂德，言辞刻板沉闷，以致记者私下戏称参加的是一场追悼会。之后的酒会孙继勋呆的时间很短，我好不容易走过去跟他握手，正想跟他提我的专访计划，他的次子孙立兵就急冲冲地赶过来，将我挡住，一边说自己父亲身体不适，一边让人带孙继勋离开会场。可怜的老人，好象一切都听从自己的子女和下属摆布，毫无大企业家的威严，他挥挥手相向我表达歉意，不过那动作有点笨拙，仿佛是未经世面的小市民。当时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可笑。
记者们很失望，大家都没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事后，大部分媒体都是以图片新闻的方式做简要的报道。我注意到一则短讯的结尾是：“出席该仪式的大都是当地的文艺界人士。”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那天除记者外，与会的全都是本市的熟面孔，全都不与孙继勋搭界。照常理，应该有国际工商界的名流到场才是。我打电话问几个演艺界朋友，他们都说，有人请他们来参加派对，而且可以拿数百元的出场费，就“权当一次群众演员”。为什么不请工商界人士？没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的疑问提得很好！我特别欣赏你的洞察力。” 《现代企业家报》总编说，“不要放弃，死盯着这个目标，会挖出不为人知的秘密。你的文章会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如果文章火药够足，我们可以合作出版一本畅销书！有需要哪一方面支持，尽管开口说。”
总编在电话里一席话让我热血沸腾。我继续守候着，通过监视器观看着孙继勋一家老小在里头享受天伦之乐外，没有别的发现。有一次，我忍不住爬上那座废弃的水塔想看得更真切时，一只二十多公分的深褐色蜈蚣狠狠地往腿上咬我一口。炙痛难当，我咬牙下水塔，拖着腿往医院走。走到半路，就走不动了，路人用板车将我送到医院急救。我在雪白的病床上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来。这次伤痛让我休养了一周。
孙继勋的家人也陆陆续续离开了，最后，怡心小筑就剩下孙继勋和那们看房的老人。
我不想再上那座水塔了。为了从更多角度观察怡心小筑的情况，我请了一位私人侦探帮我在旧别墅的周边加装了四个红外线监视器。我对私人侦探解释说，我是受孙继勋子女的委托来安装这些设备的，他们信不过那位看房人。私人侦探笑了笑，表示他们只为钱工作，不会过于干涉客户的隐私，如果有需要，他们可以提供更为专业的跟踪服务。我点头表示，有需要就在第一时间与他联系。
这家伙浪费了“黄金广告位”，啥也没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