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走过春夏,已是深秋。然而,对于一些中国留学生来说,这一整年,仿佛是望不到尽头的漫长寒冬。
2020年10月,美国新冠累计确诊病例超过750万人,累计死亡超过21万人,每天的新增病例,四五万人。病毒汹涌之中,美国各大高校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们,怎样保护自己?怎样学习生活?现在的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留学生涯呢?
安姝:前段时间只能在宿舍隔离,那是我特别低谷的一个阶段,我就想我干嘛来留学呢?
安姝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制作专业的一名中国留学生,也是《名人面对面》的前同事。为了电影,她飞过太平洋。留学的最初两年,在一所世界领先的电影学院里,安姝距离自己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近,直到2020。安姝独自撑过了半年的隔离生活,好不容易盼到了秋季开学。可是,校园依然封闭。除了少数实验室还在运行,南加大的学生们,只能选择网课。
安姝:我们学院现在不让进去,以前大家都在这里取设备、拿设备、上课等等。但是现在都被铁栅栏拦着不让进,空空荡荡还挺让人失落的。最后一学期的课程了,却不能回教室上课,就觉得挺遗憾的。
田川:现在跟以前上课的方式区别大吗?
安姝:拿摄影课来说,以前一般是在学校棚里上课,但现在只能在线上上课。上第一堂网课时我都懵了,老师让我们自己DIY做灯。平时在学校棚里上课,需要的设备棚里都有,但现在我们在家上课,就需要自己做灯来打光。挺困难,也挺无聊的。学校其实不提倡你出去拍摄,也不提倡你跟演员接触。它给我们的建议是,比如导演课你要拍一个场景,那就通过网络会议来拍。我在电脑这边跟演员说稍微离镜头近一点,摄影机往上或往下一点,只能这么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慢慢摸索吧。
田川:外出拍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同学被感染的案例?
安姝:我听说大概两三个月之前,有一个同学当时出去勘景还是去超市,然后就被感染了,后来痊愈了。
不仅是安姝,我们还访问了几位南加州大学不同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同样的,她们一边在防备病毒,一边在为了学业忙碌。建筑系研究生二年级学生周冷昳,在新冠发生前,喜欢在楼下晒太阳;而现在,忍不住下楼坐上同一个吊床,又怕不干净,不敢躺下来。周冷昳说,建筑学特别需要同学之间密切的沟通。以前她每周三天都会被“困”在专业课教室里,与同学们亲密接触,关系也越来越紧密。然而现在真的到了一种被“困”的状态。
周冷昳:可能我这学期学分报太多了,导致我现在有6门课在同时进行。因为现在学校完全不让进,所以每个老师都认为你们在家是特别空闲的,就安排了很多额外作业。导致大家才开学几个礼拜,就都挺崩溃的。
田川:网上授课的形式对学习效果有影响吗?
周冷昳:从拿学分的角度来讲没有影响,因为课程还在正常进行。但上课的体验差了很多,大部分就是你做报告,然后导师给你反馈,相互之间的交流少了很多。而且今年新生的状态其实很尴尬,像我们以前在课堂里上过课,知道正常流程是什么样的,所以即使从实体课变成网课,我们也可以顺利把课程进行下去。但今年才来的新生,他们从来不知道正常上课是什么样子的,一上来就是网课,孩子们就都懵了。
田川:留学的这两年,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周冷昳: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现在愿意讲话了。
田川:什么事情让你变得愿意讲话了呢?
周冷昳:在这边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都非常在意每一个人的意见。去年有一门课,上课方式有点像讲座,但老师希望学生可以时不时地去打断他,然后参与进来。九十多人的大课,你要平地一声雷就加入他的对话,这种事我以前完全干不出来。为此我努力了整整一个学期,直到最后一节课那天,我为了发言成功,就坐在特别靠前的位置。当他问了一个问题时,我正好可以插嘴进去,其实我说的声音很小,但因为我离的很近就被听到了,就像聊天一样,我自然地回答了他一句话。我那天特别开心,因为一整个学期我终于在这门课说上了话。
安姝的朋友朱宇巍,是南加州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早在新冠发生之前,计算机专业就有上网课的传统。相比安姝,朱宇巍对于网课,非常适应。与安姝一样,这是朱宇巍在南加大的最后一个学期。他们同样面对毕业,实习,工作的一系列问题;也同样被一张小小的纸片牵动心弦,那就是签证。
2020年,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不断变化,日渐苛刻。7月6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宣布,没有面对面授课,只上网课的留学生,将被剥夺签证。包括南加大在内的美国高校迅速提出诉讼,最终美国政府撤回新规定。然而,这并不是结束。9月24日,美国政府发布通知:计划将F、J类被申报持有人设定"固定逗留期",期满后必须申请延期停留。这让OPT实习政策,也就是留学生毕业后为期一年的工作许可,名存实亡。
朱宇巍:新法案会要求你提供额外的证明材料,它的审核时间可能在半年以上,导致大多数公司不认可留学生。因为他们招你进来,但你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替他工作。所以留学生现在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基本就被忽略了。这个规定给了一个月的公示时间,如果没有异议或反对声音不大的话,10月26号就自动生效了,所以不少留学生也在积极给移民局写意见。
田川:你们每个人都有权利提出异议吗?
朱宇巍:所有人都可以给政府的规定写评论,但它也只是一个评论。美国很多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会受到多方因素的制衡。如果只是留学生群体,政府完全可以不用在意。因为留学生都是外国人,没有投票权,是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的。但由于整个法案影响的是美国的科技公司和教育界,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是把自己能做的做到,另外也同时做好两手准备。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了,我们怎么规划自己的学业?怎么规划毕业之后的安排?是回国发展,还是留在美国,还是去其他地方?可能就跟之前定好的计划不太一样了。
牛宇涵在南加大读书7年,一开始读录音专业。后来,因为兴趣学习管风琴。新冠发生之后,在洛杉矶的一家关闭的教堂里,牛宇涵独自一人,每天练琴。不久前的一天,安姝得知牛宇涵马上要离开洛杉矶,去德国汉堡国立音乐学院读书。父母安慰心情低落的安姝:"好儿女行走江湖,闯天涯,不要难过!"这让安姝打起精神,和朋友一起,拍摄了新冠之后的第一支短片。
安姝:当你待在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不是你的家乡,不是你的祖国,在你最亲近的朋友跟你说她要离开这里时,那一刻你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异乡人。所以当牛姐跟我说她要离开洛杉矶时,我特别难受。正好当时也是牛姐在洛杉矶生活7年来,最后一次在教堂练琴。教堂那么大,牛姐那么小只,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就决定拍一个片子。
△安姝作品《牛姐》 画面截图
田川:宇涵,除了在专业上的进步,这7年留学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牛宇涵:改变最大的是我的视野以及我接纳人的能力。我在教会工作了三年,有一对老牧师夫妻一直非常支持我,三年来去过我所有的音乐会,但很可惜牧师的老伴已经去世了。我后来看到了老牧师的家人,第一次见到他家人时我非常震撼。因为这位80多岁的牧师有点保守,我一直以为他在各个方面都会是非常保守的人。但我没想到他的家庭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他的孙女婿会有不同人种,他的一个女儿一直有位同性伴侣。我一直以为他们应该是美国很典型,非常保守的家庭,对现在热议的话题都是不屑一顾的。但其实他们比我想象的要更加包容,更加多元化。类似的情况我还遇到过很多次,所以每发生一次类似的事情,我都告诉自己,不要去论断别人是什么样的人,不要觉得好像自己知道很多似的。
牛宇涵:我还是会选择留学的。我觉得这几年我视野的开阔以及接触的事物,是我一辈子的财富。学到的知识如果不用,哪一天可能就都忘了。而且现在这种网络时代,知识其实哪里都可以学,根本不需要去学校。但我觉得之所以要去留学,最大的财富是你能够见到不同的人,接触到不同的事情,你的三观会因此不断被打击然后重组。这些不是你在家就能学到的,你必须跳出原来的生活环境才可以收获这些,所以这是我会选择继续留学的原因。
周冷昳:如果像现在国外的形势都非常糟糕,我可能不会选择留学。如果仍然要坚持留学的话,我可能会先在国内工作两年,等疫情缓和一些再出来。我以前一直觉得中学、大学、研究生、工作,是很固定的一个流程。但这边同学成分之复杂惊艳了我,我们班年纪最大的应该是一个俄罗斯的阿姨,她应该已经有我妈妈那样的年纪了。包括我很多同学其实都有小孩了,有时他们还会带小孩来教室玩。
朱宇巍:我想我仍然会考虑出国留学。因为留学对我来说是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它让我能够跳出自己的舒适圈,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去观察这个世界。同时留学也锻炼了我如何在不熟悉的环境中,独自生活、生存的能力。以及和不同文化背景,世界各地的人们交流沟通的能力。至于我是否还会选择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我想我可能会更多地考虑美国之外的地方。
安姝:可能我也会选择留学。以前我是一个很恋家的人,在北京上学或上班那会,如果我觉得压力很大时,可能就会跑回家待一两天再回来。但因为家里很多事对你来说都不是新的,可能你就不会因此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接受不同想法的,有处理事情的能力,也没法借此更认识自己。
出处:见配图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