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四年，将中国定性为首要战略竞争者，在贸易、科技、教育、人才等诸多方面打压中国，极大了破坏了中美关系，也扭转了中国人对美国固有的正面认识。随着拜登执政，中美人文交流将有望得到部分恢复。笔者认为，中美人文交流已回不到过去，也没有必要回到过去。未来中国应借特朗普“破坏”之力转化为“重塑”之力，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在有害于国家利益的领域“半锐钩”、在有利于民族发展的领域“半紧钩”，重塑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大局。

中美人文交流遭破坏，有弊有利

一、特朗普政府收紧签证政策，导致中国留美学生骤减，但也反向重塑了中国年轻一代对美国的观念，再造了中国青年的信心。

中国已连续十余年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第一大生源国，赴美留学生人数约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三分之一，形成约150亿美元规模的留美教育产业。赴美留学生的减少，首先造成冲击的美国教育收入，也有损美国所谓开放、多元的教育和科研环境，对中国而言，则势必会形成人才回流潮。

根据《启德教育2020年新常态下的留学现状报告》数据，在“选择院校时最关注的问题”中，“国内知名度”与“毕业生就业率”分居第4、5位。留学意向国英国已连续两年超越美国，成为中国留学生的第一意向国。

数据显示，受疫情与经济影响，当前美国高校普遍财务紧张，不得不持续降标准录取，多数美国大学的留学生在中国国内的就业竞争力弱于985和211高校。这促使更多的优秀学生宁愿选择残酷的高考、考研留在国内继续深造，这势必会提高了国内大学的生源质量，带动了国内大学学科建设，增强了中国大学的学术自信。

二、特朗普政府签证政策限制中国学者入境，造成中美学术交流受阻，但同时也重创了“崇美”“媚美”的国内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2019年以来，大量学者赴美的十年签证被取消，不少中国媒体被贴上了“外交使团”标签，这势必造成一段时间内的两国人文领域交流的阻碍。但另一方面，中国高校、媒体间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受到重创。许多过去经常发表“崇美”“媚美”言论的学者、媒体人明显沉默了许多。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舆论市场变得势微。

三、美国打压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折射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竞争力的下降，也促使科技人员回流并增强中国的科技自主。

美国保尔森基金会《2019年全球人工智能人才追踪》显示，美国之所以能在人工智能领域获得全球领先地位，与中国的人才供给密不可分。世界顶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虽近60%的研究者在美国工作，但中国的大学为这些美国机构贡献了最多的研究人员群体。美国打压科技人员，势必会促使人才回流中国。

四、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赴美旅行的规定，将大大缩减旅美人数，也将提升中国国内的爱国热潮。

中国共有9000多万名党员，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49.6%，是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的中流砥柱。限制中国共产党员及其家属旅美，对美国的财政收入势必造成不利影响，却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与“人才内循环”。

五、华为等企业被美国列入“实体名单”，剥夺相关企业和机构在美商业交易机会，移民美国人数下滑惨烈。

在考虑到了2020年特朗普开始执行的各类更极端的限制移民手段后，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预测，由于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合法移民的数量将从2016财年的118万人下降到2021财年的60万人。从具体国家来看，中国、菲律宾、墨西哥、韩国是人数减少最明显的国家。来自中国的美国公民直系亲属减少了24.1%，来自韩国、菲律宾、印度、墨西哥的分别减少了17.3%、24.1%、14.8%和11.7%。美国移民的大幅减少对美国的科技、经济等领域都有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中美人文交流的确受阻，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但另一方面，类似所谓“半脱钩”状态也未必对中国不利。

第一，中国留学生或学者在美国科学、技术、工程、教学（STEM）领域的贡献将大大减少，而中国则欢迎并鼓励这些顶尖研究人员回国；

第二，在中美教育交流中，美强我弱，中美人文交流的“半脱钩”将有利于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教育思想与意识形态安全与自主性；

第三，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新分工与产业链调整中，中美人文交流的“半脱钩”可能会有助于中国人才与教育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产生。

重新认识“中美人文交流”

长期以来，通过中美人文交流，大量年轻高智力人才流往美国，美国能以相对较低成本获得中国年轻智力资源，客观上也为中国培养了大量高级人才。当前，中国在美留学生超过40万人，且连续多年保持美国国际学生的第一大来源国地位，中美教育合作之所以能达到今天的规模，归根结底是因为它符合双方共同需求，符合开放合作的时代潮流。

然而，近年来，美方口头上承诺“欢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实际上却不断为中美教育交流制造障碍。对于我们要重新认识中美人文交流对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意义与作用。

一、中美人文交流仍是有积极意义的，对美国也有重大帮助。

中美教育交流得以开展，源于双方均能在其中获得收益。美国不断改变教育政策和移民政策以吸引更多的留学人员，不是在做不求回报的公益事业，而是隐藏着巨大的收益。

其一，美国可直接获取巨额的留学收益。2019年,美国外国留学生人数达约110万人，年均学费、生活费及相关开销上的费用近410亿美元，约占美国年均GDP增量的10%，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意义重大；

其二，美国可获取留美学生的创业红利。许多留美学子留在美国创业，成为美国新兴产业的创始人，为美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里当然包括许多中国年轻一代的优秀代表；

其三，中美教育交流也促进科技发展。许多中国留美人士攻克重大科技项目、开公司转化科技成果、推进决策研究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中美的经济效益。

二、中美人文交流也夹杂消极影响，需要更精准地防范。

40年来中美教育交流对中国发展的消极影响，不应被否认。首先是国内大学高尖端人才流失严重。据美国最新的人口普查报告称，中国有大量高学历人才留美，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人才库中的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最强大脑”们。在中国读本科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中，目前仅有34%的人在中国，而接近56%的人则前往美国继续深造。最后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AI研究员，有90%的人在毕业后会继续留在美国至少五年以上。全球人才流动格局发生了一些有利于中国“聚才”的变化，海外人才“回流”趋势显现，海外高端人才回国意愿强烈。

此时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海外人才“回流”机遇，提高中国向心力、吸引力，促进海外人才“回流”，妥善安排好“回流”人才群体，鼎力扶持其发挥专业才能，为中国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三、中美人文交流“半脱钩”可能带来新红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海外回国求职人数激增。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活跃求职的归国海外留学生较2019年同期增加了58.19%。从中国走向海外的高端人才中近七成（69.6%）未来优先考虑回国就业。其中，居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高端人才回国意愿分别达67%、72%、69%和73%。

海外人才“回流”的主要原因是外部环境变化。西方高等教育产业因新冠肺炎疫情受到巨大冲击，生源和捐赠大量减少，财务状况急剧恶化，纷纷采取冻结招聘、领导层减薪、重审预算甚至裁员等方式自救。即使如此，截至2020年7月，美国仍有33所大学迫于经济压力宣布永久关闭，而且这一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国际学术职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萎缩促使大量海外人才考虑归国就业。

此外，一些限制性因素影响了华裔科研人才，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华裔顶尖人才的就业选择。由于中国的创新活力，海外人才“回流”后将获得高水平的发展平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认为，世界创新核心区域正在东移，中国是过去几年中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进步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还拥有17个全球领先的科技集群。

建立中美人文交流“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疫情重塑全球经济，同样也重塑中美人文交流格局。本课题组认为，应该借力打力，顺着特朗普对华打压之势，重新梳理当前中美人文交流的优缺短长，以中国为本位，真正将中美人文交流转化为中国发展新格局的外部积极力量。

第一，建议借势壮大中国社科领域的自主性，强化对美国人文社科的“两面性”剖析与传播，真正打造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上个世纪初以西方体系（特别是欧美体系）为蓝本建立起来的，这个结构体系的所有层面和板块主要来自西方，包括所有的研究范型、理论工具、方法路径、设计旨趣均来自西方，基本上是一种全盘性的横向移植，缺乏足够的源于中国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西方化”进程应渐趋终止。这需要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甚至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工具化，变成认识新时代中国的利器，对一些学科进行重构或重建，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严重困境如凤凰涅槃一般转变为重大机遇。

第二，建议重新划分中外学科优弱，提供留学学科指导目录，尽可能地在中国优势学科中留住优秀的年轻人才，在本土攻读更高学位，实现中国“教育双循环”。

对一些受“西方化”最深刻、最彻底的学科，通过媒体评论、评估体系、增减学科等方式，引导优秀年轻毕业生的留学选择。对一些高精尖的学科，通过加大人才引进的方式，为减少“卡脖子”的困境提供人才吸引支撑。对于一些中国顶尖高校，应该通过政策指引、校内引导、基金配套等方式，遏制住顶尖人才外流的趋势。

第三，建议进一步下放外事审批权，简化对外交流的流程、审查，鼓励各个高校、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等各种方式加大对外尤其是对美国的交流。

疫情期，各个高校、智库通过在线方式踊跃地进行中外对话，值得鼓励。取消在线交流会议的外事审批权，相信学者与相关研究人员的对外表达，是解决新时代中国“挨骂”问题的重要路径。

第四、以包容之态鼓励学者加大对外交流，对在海外发表重大影响力文章、参加重大海外论坛的学者应适当给予重大激励。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约100万“大军”，但基本上都不热衷于对外发表文章。从制度评价上看，在《纽约时报》发表10篇讲述中国故事的文章，不如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建议从职称评定、工分计算甚至重大荣誉的评定上，都应该给予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学者更多的倾向，以更好地通过制度杠杆，提升中国对外话语权。

作者：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张梦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出处：微信订阅号 @人大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