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美国的一系列举措看似“不够体面”，却折射出其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深刻反思与战略调整。这些行动背后，隐藏着将多边体系全球化转向双边体系全球化的宏大构想，而这一转变的深层逻辑，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空间的结构性矛盾密切相关。

【01】

反向努力法则视角下的外交变革

美国的外交策略充满了17、18世纪的极限施压色彩，通过关税战、贸易制裁等强硬手段试图重塑全球经济格局。

这种看似“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实则是在传统外交手段失效后的无奈之举。

在多边体系框架下，美国发现原有的贸易策略已难以奏效，尤其是在面对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时，传统关税手段不仅无法达成预期目标，反而适得其反。

以中美贸易战为例，超过50%的关税税率已经失去实际意义，无论税率提升至100%还是500%，都无法真正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中国制造业通过供应链溢出，将组装环节和部分一级供应商转移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形成新的贸易迂回路径。

数据显示，2018 - 2024年间，中国贸易顺差不降反升，2024年商品贸易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东盟更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

上世纪90年代，70%以上的国际贸易是制成品贸易，政治与经济空间基本重合；而到2018年，中间品贸易占比超过70%，多数产品需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

这种政治经济空间的分离，使得传统贸易策略失去效力，美国过去成功应对欧日贸易战的经验已不再适用。

【02】

美国战略转向的深层逻辑

美国推动从多边体系向双边体系转型，有着深刻的国内经济和社会根源。

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东西海岸凭借资本和技术优势保持创新活力，但中部“铁锈带”却因制造业外流陷入衰退。

这种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引发社会撕裂，进而导致政治极化，迫使美国调整对外政策。

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双边谈判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轮辐式”全球化体系。在这一构想中，美国与其他国家逐一谈判，凭借经济优势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这一战略面临两大难题：

一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市场规模，难以被轻易取代；

二是美国自身财政状况持续恶化，2024年国债利息支出已超过军费，占财政支出的20%以上，2025年更有6万亿美元国债面临置换压力。

【03】

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AI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正以颠覆性力量重塑全球经济版图。随着人工智能深度渗透生产、分配、流通等各个环节，不仅带来生产效率的指数级提升，更催生出全新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

未来，人工智能或将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大量重复性、规律性工作被智能机器取代，形成依赖AI技术的"精英阶层"与面临就业转型压力的"劳动群体"。

与此同时，为应对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冲击，基本收入保障（UBI）等制度创新或将加速落地，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

在经济权力格局层面，以OpenAI、谷歌、字节跳动为代表的平台型企业，凭借算法优势、数据壁垒与全球化布局，正在成长为新的经济权力中心。

这些企业依托AI技术构建起庞大的商业生态系统，不仅掌控着全球数字经济的核心资源，更通过技术标准制定、市场规则塑造等方式，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与之相对，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则依托平台生态，在细分领域形成专业化分工，两者共同构成"中心 - 网络"式的新型经济治理体系。

这种变革使得全球经济呈现出独特的"类中世纪特征"：

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加速分离，跨国商业网络突破主权国家边界，形成平行于传统政治体系的新型经济秩序。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得不直面跨国企业与技术巨头的博弈；

而企业则通过全球资源配置与制度套利，不断强化自身竞争优势。这种政治经济空间的错位与重构，正在深刻改写全球经济治理的底层逻辑。

【04】

中美博弈中的第三方困境

在中美战略博弈中，越南等第三方国家处境尴尬。

一方面，迫于美国压力需要提高关税；另一方面，作为RCEP成员国又需维持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这种两难境地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陷入矛盾，最终可能导致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下降。

从长远看，全球经济需要建立新的平衡机制。西方消费国、东方生产国和资源供应国的基本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但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各方利益平衡，将是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课题。

中美之间的关税战本质上是政治博弈，最终仍需通过谈判解决，而这一过程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秩序的未来走向。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理解全球经济的底层结构变化，比关注短期政策调整更为重要。无论是美国的战略转向，还是AI技术带来的变革，都在推动世界秩序进入新的转型期。

唯有把握这些结构性变化，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挑战。

文本来源@施展世界 的视频内容

出处：头条号 @经济观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