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真实案件揭示了虚拟货币犯罪的司法裁判逻辑：

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定性熊某某等人通过自创虚拟货币实施的诈骗行为，强调其行为本质是利用虚拟货币进行非法集资，而非单纯的数据获取犯罪。

核心要点包括：

①集资诈骗罪的认定需满足 “非法占有目的 + 诈骗方法 + 非法集资” 三要件，熊某某通过虚假宣传、操控价格等手段骗取泰达币，符合该罪构成；

②帮助开发交易软件并截留虚拟货币的行为，因同时触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盗窃罪，需数罪并罚；

③案值计算以虚拟货币的市场价值为基准。

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但部分虚拟货币有财产属性。针对虚拟货币实施集资诈骗、盗窃等行为的，应当根据刑法规定认定为集资诈骗罪、盗窃罪等，案值一般以虚拟货币的购入价或销赃数额来确定。

针对虚拟货币实施集资诈骗的，应当认定为集资诈骗罪还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基本案情】

2020年6、7月间，熊某某为谋取非法利益，伙同邹某、张某（均在逃）等委托蔡某等人研发“共治交易所”等软件用来交易自创虚拟货币“CGC币”等。熊某某伙同邹某等通过微信等渠道对外宣传上述自创虚拟货币，承诺每天增值，以推荐奖励、节点奖励等吸引投资人参与投资、发展下线；利用后台账户，采取自己交易、无限量拨币、控制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方式操控自创虚拟货币的显示市值，制造每日上涨3%左右的虚假K线，吸引投资人使用泰达币等购买。2020年10月15日，熊某某等安排后台操控人员进行巨额交易，将自创虚拟货币交易价格打压至接近于零，借此非法占有集资资产。经鉴定，熊某某等骗取投资人充值的泰达币共计1500万余个，最低价为人民币100149595.90元，最高价为人民币107505232.28元。

另查明，蔡某等人在研发交易软件时，秘密对用户充值的12288枚泰达币（价值人民币约8.16万元）进行截留；又将因系统故障滞留的11053枚泰达币（价值人民币约7.33万元）打标后隐藏，准备伺机将截留的泰达币提取到自己的电子钱包，但因案发而未能实施。

【裁判结果】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熊某某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告人蔡某等人实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蔡某等人的行为又构成盗窃罪，应数罪并罚。以集资诈骗罪判决被告人熊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被告人蔡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以盗窃罪判处蔡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责令被告人熊某某退赔违法所得，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

宣判后，被告人熊某某、蔡某不服，提出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认为，熊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利用电信网络平台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蔡某等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蔡某等人盗窃公私财物，其行为又构成盗窃罪，依法数罪并罚。蔡某等人盗窃行为有部分未遂，依法从轻处罚。维持对熊某某的定罪量刑，撤销对蔡某盗窃罪的量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针对虚拟货币实施集资诈骗的案件。审判实践中对于虚拟货币犯罪的定性、案值计算、涉案财产处理均存在争议。同时，本案被告人在网络平台实施盗窃虚拟币的行为，在停止形态方面出现新情况，有一定讨论意义。网络犯罪的情况复杂，用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一个罪名，无法涵括侵犯商业秘密、集资诈骗、危害国家安全、抢劫等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其法定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显然也难以对各类犯罪做到罚当其罪。对于犯罪的评判和处罚应当符合其客观实质，对于涉及网络世界犯罪的处断，更要具有前瞻性，不回避新问题、新情况。在犯罪对象全部为虚拟货币的集资诈骗案件中，将虚拟货币作为财产评价，更准确地把握了相关数据的本质，更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更有利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

【法官说法】

虚拟货币虽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是无形物，价值不稳定，但部分虚拟货币有其价值，有财产属性。中国现行法规认定虚拟货币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但并未否定虚拟货币的所有权。虚拟货币的数据属性只是载体，财产属性是其本质。在之前的案例中，有将相关犯罪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但是，以一个罪名越来越无法涵盖现实生活中花样繁多、层出不穷的犯罪行为。对虚拟货币的估值，应当首先考虑以购入价、销赃数额进行认定，在被害人众多，无法一一溯源的情况下，以交易行情计算诈骗数额，也不失为权宜之计。在涉及新事物、新情况的案件中，要准确作出裁判，既要对该事物本身有所了解，也要对相关部门、行业的规章制度、规定沿革进行全面搜索和学习；通过类案检索，有助于了解上级法院及其他法院的裁判思路，博采众长，但在进行类案分析时，既要确保案件裁判符合犯罪行为的客观实质，也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在处理蔡某盗窃行为停止形态的问题时，则要回归法理，研究行为本质。盗窃罪的既未遂问题焦点在于失控与控制的关系。司法考试中有一道常见试题“保姆盗窃”，即保姆将主人的戒指藏匿于主人家的暗处，伺机带出；通说认为，在保姆带出前不成立犯罪既遂。本案中，蔡某在为项目方提供网络服务的过程中，发现一万余枚泰达币因系统故障滞留平台而未实际转出，蔡某实施标记行为后，该部分泰达币无法被项目方统计到，但尚存留于平台，“暴雷”后被告人归案，该部分泰达币可以由办案机关直接返还被害人。项目方作为管理者仍未完全失去对泰达币的控制，被告人也并未完全实现控制，因此宜认定为犯罪未遂。以传统的法学理论解决新事物引发的问题，仍然是繁重的审判工作中的趣味所在。

本文来源：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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