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方

为过去而回顾历史让人感叹，为现在和未来而重温历史则使人睿智。10月25日举办的中科院计算所50周年庆典上，白发皓首的中国计算机事业开拓者和早期建设者的回忆，把人们带到一个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年代……

大协作：办大事的秘诀

1956年，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而刚刚经历的抗美援朝战争又让国家背上了沉沉的外债。为了共和国的安全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两弹一星”悄然启动。

这一年的8月，分管科技的陈毅副总理在科学院申请成立计算技术等3个研究所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办。作为国家发展科学技术采取的4项紧急措施之一，以为“两弹一星”提供先进的计算设备为目的而成立的计算所进入筹办期。

此时，世界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ENIAC在美国诞生已有10年，而以华罗庚为首的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者们，从零开始，白手起家。

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计算所从仿制苏联的计算机开始，最终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小型和第一台大型计算机，并为国家培养了700多名急需的人才。这些人才后来奔赴全国各地，成为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的栋梁。

“50年前，外单位大量的人集中在计算所，不分彼此，一视同仁，为同一目标，把中国的计算机搞出来。这个过程很短，从不懂计算机到全面掌握，从没有计算机到自主开发、全国遍地开花，只用了3~5年时间，效果好，效率高、创业十分迅速，这是大协作之功。”88岁的张效祥院士回忆说。

计算所的科研只是“两弹一星”工程的缩影。以邓稼先等为代表的“两弹一星”科研人员无私奉献、忘我工作、不怕牺牲等精神已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两弹一星”工程中全国一盘棋、各行各业通力合作，少花钱、多办事、办大事等科研组织管理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很多领域渐渐地被遗忘。

二战期间，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就集结了全国数学、物理等相关领域的精英，参与的人数达十多万人。伴随着原子弹的诞生，系统工程学迅速成熟。而和平时期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也无不是统筹与协作的经典之作。

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的普适性；系统工程学之所以能上升为科学，是因为它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的考验，还因为它不仅在计划经济而且在市场经济下同样行之有效。

协作：分工而不是分钱

“几十年来出现的低水平重复、科技产业一直追不上别人，病根就在于资源分散、各自为政。几十年前，大家一穷二白时能合作，为什么现在条件好了，合作反倒困难呢？” 张效祥院士尖锐地指出：“计算机科技综合性强，资源分散，力量分散，投入分散，就只能低水平重复，办不了大事，很难有重大创新突破。”

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计算所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人才，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去处，但大家不分彼此各是哪个单位的，所有人只有一个心愿，尽快把计算机做出来。现在可麻烦了，一个项目批下来后，参与单位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分经费。”

“现在大家在一起做事情比较少，更多是分钱，而且做完项目后，知识产权的归属，将来谁负责转让等一系列问题都出现了。” 李国杰感慨地说。

李国杰认为，对于从事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的科研单位来说，更多地要讲分工，而不是竞争。现在，常常会出现全国有几十家单位竞争一个项目或课题的现象，“如果全国有几十个单位都能做，那只可能是低水平的重复，我看那就没有设置的必要了。项目和课题的设置应该是全国只有两三家能做，而这两三家之间竞争是需要的，但更多的是分工问题。”

“计算所一年的科研经费约两个亿，除了科学院拨款约3000万外，剩下的都要自己四处争取，有时候一个项目有几十家参与竞争，每年搞经费要花很大的精力。”李国杰说。

当年，从华罗庚筹备计算所，到邓稼先主持原子弹研发，钱学森主持导弹研发，无一不是受命而为，没有今天的竞争上岗，但他们都不辱使命。这是他们学术声望的众望所归，也是上下一心、专心致志搞“两弹一星”的必然结果。

较之当时单纯的科研环境而言，现在则要复杂得多。物质的丰富也带来了物质的诱惑，而项目竞争结果的背后多少也带有部门或者行业利益的色彩。李国杰认为：“形式上的公平，未必能做到事实上的公平。与其几十人坐在一起搞评估，不如有几个明白人，直接指出谁有能力做，谁做不了。”这样的明白人首先应该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李国杰认为，足球要想取胜，不仅要有前锋、中场、后卫和门将的分工，还应有相互之间的合作，大家都去当前锋肯定是不行的。在科研价值链中，大学、研究所、企业也应该各有侧重，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竞争都是基于国家的利益。

国立研究所:要急国家所急

“国立”二字是计算所近些年强调的。李国杰表示，有些人认为国家级研究所是学苏联、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要市场化，要改制。殊不知，美国还有2000多所国立的研究机构，英、日、韩等国也都有。

这种争论实际上涉及的是国立研究所的存在价值。

李国杰表示，计算所的定位就是完成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国家任务。

当初“两弹一星”是国家的战略任务，今天，提高信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国家的战略任务。计算所要做的是5~10年内才能成为主流的技术。像龙芯这样需要上百人团队的项目，不仅要做芯片设计，还要做编译系统等工作。这样的团队规模和工程化需求，放到大学可能行不通。而各部委所属的研究所更多的精力放在本行业的共性技术和产品化的研发上。

李国杰说，计算所就是要做下一代通信、网络和计算的核心技术。计算所的策略是在重要领域选择一两个关键技术。比如说音视频标准AVS，将会对未来产生很大影响的，但需要多方合作，于是计算所就来牵这个头；再如，下一代通信WIMAX芯片协议层的标准，以前国际上没有做好，现在计算所牵头，已有英国等多个国家参加。

“不要指望拿着国家经费做出成果后发大财，国家的经费来自百姓，那就应该造福百姓，计算所一定要有这个魄力。”李国杰说：“做研究就是要造福社会，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我在所里反复说过，留在计算所的人要耐得住寂寞，专心致志地做学问，生活上只要能比较体面就行了。太想致富的人不要呆在计算所，可以到企业去。如果把企业文化带到所里，那就会把研究文化搞坏。不要把科学家变成企业家，也不要指望企业家变成科学家。计算所要是做企业都能做的事，那就不用办了。”

人总要有点儿精神

不知是有些人没有了理想呢，抑或是更多的人把理想深埋在心中。如今谈论理想是要有些勇气的，特别是谈论几十年前的往事。

但是，来到计算所50周年庆典的现场。看到了为计算机事业发展仗义执言的88岁的张效祥院士，看到了50年如一日地培育人才的夏培肃院士，看到那些当年青春焕发的建设者而今已是满头银发、步履蹒跚的长者。从他们的言行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赤子之心，从他们殷切的目光中依旧可以读到“青春无悔”，读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里弥漫着理想。

没有理想，何以成就事业！

采访计算所50周年，也令我忆起20多年前在电子工业部研究所的往事。那时，有的同事在火车上颠簸三天三夜，再换乘火车才能到达浩瀚的戈壁，几十天中，比谁扔的石头远是工作之余的娱乐之一，而在寸草不生的戈壁上偶尔看到一只蜥蜴都会让大家兴奋好一阵子。而每年这样的出差可不止一次。

钻山沟，去戈壁，到草原，赴太平洋，这种长期的出差如家常便饭。而在研究所做产品环境实验中，有时需要赤膊进入60℃或者身穿国家登山队淘汰的装备进入零下30多℃的极限环境去调试设备。

由于从事的是国防工程，没有资料可借鉴，也不可能发表文章。当时正值中关村兴起之初，但大家并没有受到诱惑，同事之间攀比的是：你参与的项目是军工还是民用，是否重点项目，是否是国家重中之重的项目。由于激光属于有害作业，按规定每月有9元钱的补贴，直到我1994年离所时，十多年一直拿着这个数字。大家既无名可言，又无利可图。很多同事从毕业到退休，数十年如一日。除了理想还会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吗？

“五十知天命”，岁月会变迁，技术会落后，产品会换代，但共和国计算机事业拓荒者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