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秀

从去年年初以来，一场关于自主创新的思潮就在由上而下地涌动着，并且被确定为新一届全国科技大会的主题。在这场即将来临的创新大潮中，正如国务委员陈至立所呼吁的，“企业应该、必须也最有条件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广大企业家任重而道远。”

如果说前些年我们走过的是一条依靠招商引资，依靠空降兵，依靠“抓大放小”来实现国民经济大发展的道路的话，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的和平崛起，将更多依赖于广大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依赖于技术型草根企业的生生不息。

市场能不能换来技术？

《中国经营报》：过去我们一直在谈“以市场换技术”，但现在却在大力提倡自主创新。这是否意味着“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走不通？市场到底能不能换来技术，有没有换来技术？

梁桂：以前我们主要以技术引进为主，而不是以创新为主。这与印度不同，印度的科技是靠草根力量发展起来的，因为他们认为市场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利益。而我们的发展靠的更多的是“空降兵”。这种策略使得我们抓住了前些年产业转移的机会，但同样也存在问题：2004年全球增长最快的中小企业当中，印度有19家，而中国只有3家。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们引进的是车间而不是企业，我们的产业通常锁定在利润链的低端，无法支持中国的市场体系走向成熟。

沈骥如：“以市场换技术”是中国过去引进外资的政策之一，其执行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客观地说，在有的领域市场是换来了一些技术。比如长江三峡发电机组，就是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并实现了自主创新。我们的工程师把喷气式发电机的某些技术应用在水轮发电机上，解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解决的大功率发电机的震动问题。又如中国的钢铁工业，宝钢引进日本技术，武钢引进德国技术后，都进行了很好的消化吸收，其自身的技术能力在全国领先。这些都是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成功例子。

但也必须看到，市场不一定都能换到技术，而且很多时候换不到技术。比如中国的轿车工业，虽然“年过半百”，却还没有学会自己走路。虽然让出了很大的市场，但得到的技术其实很少。有时候，甚至连出口都要受到对方的限制，每年几百万辆的产能只能在国内市场消化。一些东南亚国家想要进口某一款车，这些技术授让方宁肯从本国远道运过去，也不让中国的合资企业搞出口，说什么“专门为中国本土市场设计的就该在中国市场销售”。其实只是不愿意让我们从中分一杯羹罢了，因为合资企业的出口所得，中国要从其中按比例分成；但如果是自己的独资企业，自然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同样也不要指望完全通过购买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DVD的教训就很深刻。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DVD生产国，但由于我们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专利，每生产一台，就要向专利方缴纳大量的专利费，而自己赚得的利润却微不足道，很多企业都在给外国人做贴牌，还有不少工厂干脆“关门大吉”。这种状况如果不能改变，我们就很难不受制于人，很难有真正独立的民族工业。如果高清电视的制式再次选择了他国标准，就很有可能重蹈DVD的覆辙。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如果能源、化工、制药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全都依靠国外技术，不仅是极大的经济风险，甚至可能会带来政治风险。

《中国经营报》：刚才两位都谈到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换技术来实现，必须进行自主创新。那么自主创新是否到了很迫切的程度？

梁桂：事实上，过度依靠国际产业转移无法摆脱低层次竞争和产业空心化。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土地要素成本的上升，许多产业很快就会离开中国。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并不比亚洲金融危机前的马来西亚或者印度强，形势其实很严峻。

同样，简单依靠投入和劳动力成本优势，也无法实现大国崛起。创新强调的是，在经济的规模化扩张中，要注重依靠技术进步，靠牺牲环境和资源无法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沈骥如：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大都在70%以上，而中国仅为39%。它们的研发费用通常占GDP2%以上。2004年，美国的研发费用占GDP比重为2.82%，德国为2.5%，日本为3%，而中国仅为1.35%。又如，企业研发费用在销售额中的比重，发达国家通常在3%～5%之间，高科技企业一般是10%，有的甚至高达20%，而中国的比重不足0.5%。国际经验表明，研发投入达到5%以上的企业，有较强的竞争力，投入在2%左右的企业，刚能维持基本的生存，而中国企业的整体投入水平尚不足0.5%，在国际竞争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目前中国企业的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50%，而美国、日本却只有5%。我们的固定设备投资60%以上依靠进口，其中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都是依靠进口，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所以加强自主创新是形势所迫。

“抓大放小”还是培育草根经济？

《中国经营报》： 过去我们的产业政策一直都是“抓大放小”，现在搞自主创新，其主体是否会发生变化？到底什么样的企业才是自主创新的主体？

梁桂：我认为自主创新应该是在全球化和开放的环境下，重视培育草根经济系统。前20年，我们主要是技术引进。“大引大好，小引小好”，所以肯定要“抓大放小”。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要着力发展国有企业，它们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发展阶段和发展取向决定了那个时候一定是要“抓大放小”。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解决市场失灵上来，投入到市场空白上来，这就需要着力扶持小企业的发展，建立我们自己的草根系统。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的创新70%是小企业完成的，我们在20世纪看到的最伟大的发明很多都是小企业创造的。来自发改委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占了新技术的80%，而这些科技型中小企业占所有企业的比例只是3%，如果要实现从资源拉动到技术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3%是远远不够的。据我所知，以色列的这一比例超过了17%，美国超过了10%，瑞士的科技型小企业超过20%。再看看台湾的经验，数据表明，从1971年到1996年，小企业对于增值的贡献越来越大，从21.59%一直到1996年的41%，而大企业对经济的贡献作用越来越小。

为什么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比大企业有更好的效率呢？因为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期有巨大的生存压力，它如果死了，就是倾家荡产。如果赢了，失去的是锁链，获得的是整个世界，这种憧憬使它的自身转化效率远远大于大企业。透过历史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技术成果的转化不是把科学家转为企业家的过程，大量成功发生在那些初生牛犊不畏虎的青年人身上。因为当一个人有了社会地位的时候，当他大腹便便的时候，他是很难弯下腰来创业的。

《中国经营报》：小企业虽然有自主创新的动力和压力，但也难免势单力薄，想创新却又力不从心。

沈骥如：这就涉及到国家自主创新体制的建立健全。一个国家80%到90%都是小企业，它们应该如何创新？或许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日本的“一村一品”活动就很成功，小企业搞自主创新可能力不从心，他们就通过行业联合进行研发，同时还能共担风险。而在中国，每个企业平均有3.5个研发人员，很多企业根本没有工程师，行业协会的力量也相当薄弱。行业共同研发、联合创新或许是中小企业的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梁桂：我们并不是要小企业去孤军奋战，而是要强调整个国家创新系统的市场导向问题。研究表明，创新不仅仅是小企业在种子发芽过程中产生的，而且在产业链的分布过程中、在竞争者和竞争者之间，在产学研之间互相推动产生的。外在的环境，临近空间的环境发挥的效益远远高于一个孤岛式的企业。比如，采购商要求生产什么新东西，供应商提供了什么新材料，都可能促使生产者进行创新。通过集群的作用，反而降低了创新的成本。所以，集群是企业创新的外力。

政府的钱怎么花在“刀刃”上？

《中国经营报》：在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政府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政府投入究竟应该投资于什么阶段，怎么投？

梁桂：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财力是有限的，不能像美国那样实行“全面领先”的战略。而是要慎重考虑并决定把有限的政府财政投入到最重要的环节。从当前中国的实践来看，就是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环节，营造一个有利于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制度体系，在这点上我赞成吴敬琏所说的制度大于技术。

技术本身的含义就是一种带有商品化倾向的东西，但纯粹靠市场又解决不了发展环节的问题。比如，从全球的经验看，2／3的企业在技术创业的早期就夭折了。所以这个阶段被称为“死亡峡谷”。因为巨大的风险，市场资金和力量一般不愿介入这一环节，这就造成了典型的市场失灵；又比如，拉美经济走弱之后，国际研究界认识到，单靠市场力量无法实现发展中国家众多的低端、加工业集群的升级问题，这也是一种市场失灵。这些市场失灵，就确立了政府介入的责任。但政府投入多少，市场投入多少，至关重要。政府投入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包揽所有投入，而是要通过政府投入引发更大的市场投入。所以政府投入的点就很关键，如果投入错了，反倒会扰乱市场秩序。在创新发展阶段，政府投入的结构和效率比投入的规模更重要。

沈骥如：市场经济国家的科研肯定不能完全依靠国家投入，国家只能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几个重要行业进行直接投入。国家在企业自主创新过程中，更多的应该充当法规的制定者和市场的引导者。

比如国家可以通过财政、税收杠杆对自主创新进行引导。如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成本较高，市场价格自然也会很高，老百姓未必买账。怎么办？法国的办法是政府通过对生产研发企业和消费者的双向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来鼓励其研发和推广。又比如，国家可以通过政府采购来鼓励自主创新，最近某省的公务车不买奔驰买吉利，就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在这方面，外国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科研创新体系的发展要求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跟进。过去，我们的国防和民用科技是两套完全独立的系统，为的是保证国防工业体系的保密性和安全性。但现在，随着科技社会的不断发展，完全有可能通过军民结合，互动双赢。在美国，85%以上的军事设备都是民用企业生产的，比如，通用就既造汽车，又造坦克；波音就既生产民航机，也制造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