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知道一件事：我被一个著名的、受人赞扬的人喜欢上了，这个人画画，搞戏剧创作。一位作家。一位幽默大师。幽默令我害怕。而且，还是个什么无政府主义破坏分子？帕特里西娅是这样说的。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无政府主义破坏分子是什么意思。有很多事我都不明白。不过，生活开始让我感兴趣了。

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报社的编委会会议上，那家报社刚刚录用我当实习生。有人敲门，进来的人就是他。他胳臂底下夹着个画夹，一手领着一个小女孩，两个小女孩一人戴一顶怪模怪样的橄榄帽。他把他的作品给总编看了看—那是一幅登在了这家报纸第一版上的画作—，然后就转向跟他打招呼的众人，接着是一阵哄堂大笑。那两个小姑娘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和我们每个人都亲了亲。然后，他们就走了。会议继续进行。这事我也就没再去想。

是因为他那两个女儿吗？孩子永远不会引起我注意。我总有个印象，觉得自己不曾有过童年，我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朋友。我的生活是封闭的，我总是坐在房间里胡思乱想，透过窗玻璃看天上飞过的浮云。

他又出现了。那天，我正在查报社的档案。我还记得，我穿的是一件玫瑰色连衣裙，克洛蒂娜式的衣领是白色凸纹布的。按照当时流行的玛丽·康特款式，连衣裙短短的，能让人联想到用白色吊袜带吊着的中统袜子的上部。他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正俯身在一张小桌子上，那桌子是专门用来查阅档案的。我抬起头来，望着他那探询的目光，那目光里有一种东西在闪烁。揶揄？兴趣？我盯着他。他从我面前绕了过去，进了总编室。我继续埋头干我的工作。一种奇怪的震颤突然传遍我全身。一直到那时为止，我不记得曾经体验过这么强烈的感觉，这么强烈的欲望。

两天之后，我被总编叫了去。总编是个彪形大汉，倒不怎么凶，他有两张王牌：身为一位知名作家的侄子，长得像克拉克·盖博（1901-1960，美国电影演员，饰过《飘》中的白瑞德）。在我面前，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不可抵御的勾引女人的男人。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我浑身发抖，怕他把我刚刚写好的那篇文章摔到我脸上。虚惊一场。我刚到他跟前，他就用手碰了我大腿一下，装出一副出于无心的样子。不，他不想谈业务上的事，也不想批评什么。他脑子里装的是别的打算。也许他会重提吃晚饭的事？半个月前他就提议请我吃晚饭了。一点不错。他又提到了这件事，一边翻着台历，想要定个日子，让我不便推辞。心里想着要拒绝，但是我接受了。我们聊了一会儿，只是为了装装样子而已，他有一搭无一搭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我正准备要走的时候，他用手把我拉住了。

“知道吗？你很招我们那位大画家喜欢呢。可以说，你非常中他的意。不过，我可得提醒你：你也很中我的意。首先是中我的意……你明白吗？”

到了晚上，我风风火火地离开了报社。我钻进地铁，上了一趟开往和我的住处—就是说，我父母的家—方向相反的列车。

演员洛利塔身上的东西我一点也没有，不是那个年龄了—过了二十岁，想成为一个洛利塔就太晚了—，也没有她那种煽情的常识。有的只是引诱人的欲望。这也只不过是为了向自己证明还是个活着的人罢了。一点火星使生活变得有意思了，竟致使我忘记了那个总在缠扰我的惟一念头：死。既然得死，还活个什么意思？我从这个问题中得出的结论是：人生苦短，活着没用。

生活开始有了激情。开始有了困惑，也有了乐趣。

是个礼拜六，吃午饭的时候—每个礼拜六编辑部全体同仁差不多都要在一起吃午饭—，那位画家也在场。他叫我挨着他坐。我同意了。他温和地笑了笑，很满足的样子。一位同事对他“快乐的单身汉”—他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妻子—身份进行嘲讽，提到一串名字，都是报纸上常常谈论的人。这个名单引起了一阵嘲笑，但在我眼里，这个名单使他变得更加诱人。出租车把我们拉回报社，他在车里吻了我。他的双唇有一种滋味，让人预感到了幸福。车停了，我下了车。他留在了车上。我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喊我，但我装作没听见。他又喊了我一次。

“我下星期三在家里等你。八点怎么样？行吗？我们去吃晚饭。”

我打了个手势，表示“行”。我兴奋得发狂。进了办公室，这一吻所带来的刺激达到了顶点。总编被画家在饭桌上的的作法激怒了，躲着我。我在约定的时间把稿子交给了他，他接过去，假装在看，皱着眉头，越来越不耐烦，最后把稿子扔到了地上。他怒不可遏。

晚上，我和那个被我称作“我的未婚夫”的人出发去度周末。一路上，那可怜的小伙子都在不停地说话，我根本没听，我在想别的。我在回忆出租车里的一幕。我还能感觉得到我那位大画家的舌头在我嘴里的滋味，感觉得到他在抚摩我的脸颊。汽车朝一座城堡驶去。时间过得太慢了。我开始觉得厌烦。我催着回去。到了早晨，我们就回来了。

星期天，下午五点。我身上燥得慌，像着了火似的。我在床上趴着，因为欲火中烧，小肚子硬邦邦的。我在想他。此刻他在干什么呢？在画画儿？还是在和女儿们玩？除非他出去了。或者……我连想也没想就抓起了电话。这个男人使我变得放肆、莽撞，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这种主动性让我吃惊。我拨了电话号码。他在家。他在工作，又说我并没有打搅他，“正相反”。他问我，从我们分手以后我都干了些什么。

“我在等你。”

这话是我说的？那边没说话，我不管。我接着说：

“我没功夫浪费时间，我现在就想见你，下星期三，那离得太远了！”

他还是不说话。他在犹豫，或者是在考虑。最后，他建议第二天见面。

“你让我感到惊奇，我的金发小姑娘。”

我们挂断了电话。

为了有足够的勇气实现我的决心，我开始自欺欺人，说我恋爱了。其实，我这不是爱，是肉欲。在恋爱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心。不管怎么说，我反正是个铁石心肠的人。我妈妈已经跟我说得够不够的了：我不会爱。

肉欲和爱一样，终究也是无法分析，无法下定义的。肉欲和爱在你身上说发生就发生了。你得相信，肉欲和爱是活的，但是你无法对它们进行仔细研究。

我和这位画家的奇遇，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他是个干预当代问题的艺术家。1968年5月，《狂人报》成了在那个疯狂罢课时期里继续出版的惟一报纸，他在那家报纸上发表速写，画的是革命的大学生，也画大学生们的对立面：那些戴钢盔的警察和政客。三笔两笔，速写就画出来了，还配着几句尖刻的话。

从那时起，我就横穿巴黎，从这头跑到那头，为的是在那间紧挨着他女儿们房间的屋子里，和他一起度过半个夜晚。我有时会听到孩子们的哭声或笑声，这令我感动。到他那里去之前，我要在镜子前呆几个小时，想让自己和那些自从他打光棍以来使他开心的女人相似，我在报上看到过这些女人的照片。我用北非的眉笔描眉，粘眼睫毛，把卷发染成金黄色，尽力让头发保持挺括、光亮。化好装之后，我就坐到我写文章的那张桌子前面，搜索枯肠地想些能使他对我产生好感的谈话题目。我花功夫去准备一些话，但从来也没用上过。他要什么有什么：才能，幽默，胆识，魅力，学养，机智。我呢，我觉得自己不具备任何优点。那好，我就靠身体来补偿吧，我的身体活力四射，光滑，丰满，他喜欢，这我知道。我们第一次作爱的时候，真让我大开眼界。因为我没有经验，或者说有也不多，我把他列为他那一类人里的绝对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