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十五”规划农村通信发展目标，应着重解决好哪几个方面的问题？在实现网络接入后还应该进一步解决好哪些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农村信息化？

林琳

在近期召开的全国村通工程专题工作会上，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奚国华提出要从讲政治
、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全面实施村通工程的重要意义，调动各方积极性，确保年底完成“十五”规划农村通信发展目标。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普遍服务的发展现状及其所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农村通信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本报记者采访了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电信经济专家杨培芳副总工程师。

记者：在年底完成“十五”规划农村通信发展目标，您觉得应该着重解决好哪几个方面的问题？

杨培芳：今年年底要完成“十五”规划农村发展目标，重点要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从政府到运营商到地方各级部门乃至全社会都要从思想认识上，将普遍服务工程提高到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思想观念上真正意识到缩小数字鸿沟、推进农村信息化的重要社会意义。

村通工程有助于缩小数字鸿沟，但对构建农村信息化的作用就显得相对不足，加快农村信息化进程光靠村通工程肯定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多更先进、更有效的通信技术进入农村地区，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现代通信技术。社会上对推动通信普遍服务的认识也存在一些误区，完全运用“市场教旨”主义的观念来衡量普遍服务的意义，以经济利益为衡量标准，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企业乃至社会发展长远利益。

通信产品具有特殊性：首先，通信产品具有准公共物品性，涉及到公益层面；其次，电信服务具有基础性，信息是一种基础资源，电信是建设信息社会的一种基础设施；再次，通信产品具有网络性，网络性是信息产业的一个主要特征，必须要有大众参与进来才会产生效益。

我们知道，借助网络的互动性使信息具有更广阔的外部延伸的辐射空间，通信产品的网络性、外部性特征有利于提升信息的价值。信息由城市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借助村通工程的平台促使通信产品向农村地区渗透，其社会效益肯定远远大于经济利益，同时，从长远来看村通工程也将带来可观的经济发展潜力。

第二、 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调动企业对普遍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们都一直说企业要提高对普遍服务的认识，但同时也应该从提升企业经济利益的角度为企业提供普遍服务积极性出谋划策，只有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起来考虑才能更好地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首先，设立普遍服务基金，由政府与企业共同出资为普遍服务的进一步推进提供相应的资金保障。其次，为企业制订相应的优惠政策，如在税收政策上可以有所倾斜对某些项目实施免税政策，普遍服务资金的集资政策上也可以有所创新扩大集资的范围，尝试吸引用户集资的方式。再次，农村信息化要继续深入改革，开放市场。相信，通过这三方面形成配套就能形成一定的激励，再加上农村潜力巨大的市场吸引力，企业对推动农村的信息化和普遍服务能够真正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三、对农村通信市场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旧的观念认为农村通信市场无潜力可挖，其实中国通信业高速发展的历史已经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最宝贵的实践经验，因此我们应该对农村信息化充满信心。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很落后就相当于“世界的农村”，但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无论是电信网络规模还是装备质量，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从更高层面看，传统工业不可能继续原来粗放发展的老路，信息通信在改造传统产业、支持能源、交通集约化发展和启动中西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用传统经济学观点看，传统工业是优质优价，但是在网络新经济领域，基础资源是知识和信息，于是资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无限，效用与费用的矛盾变得不那么突出，利用网络技术弥合数字鸿沟，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已经成为重要的杠杆。

21世纪的中国农村不再满足只有电话服务，9亿农民对农业集约化、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的需求在不断提高。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要在2020年以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广大农村至少还有上万亿元的信息化潜在市场。可见，通信产品实现向全社会尤其是欠发达农村地区普遍渗透，这肯定将提供电信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巨大空间。

现在要解决中国农村信息化问题，也只有在网络协同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发挥广大农民的创造能力，依靠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实现中国农村地区信息化建设的新跨越。

第四、政府在推进普遍服务的过程中要保持技术中立的原则，即电信企业在实施普遍服务的过程中是采用光纤技术、卫星技术、无线接入技术还是移动技术，应该让企业有更多的选择权。政府对企业采用何种技术不必过多干涉，进一步实现市场开放和技术开放，让企业因地置宜合理利用最具优势的技术。目前，中国农村通信市场的核心网络不应过多重复建设，但是在接入网方面则应该加大建设力度以推进农村信息化。

记者：您觉得在实现网络接入的基础上还应该解决好哪些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农村信息化的美好愿景？

杨培芳：村村通工程为农村广大人口提供了通信工具，如何利用这些通信工具为农村脱贫提供平台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话题。如果说以前的主流经济学更多地关注了富人，那么网络时代的经济学已经开始关注穷人。工业社会靠生产推动需求，信息社会则是靠需求拉动生产。据国外一些研究机构的研究，当人们解决温饱、获得安全以后，下一个基本需求就是信息交流。

农村的信息化进程有利于缩小数字鸿沟、拉近贫富差距，“土地本身并不是造成贫穷的关键因素，世界上的贫穷也不是因为工业资源的缺乏，真正的贫穷原因是人口素质”。所以要消除农村地区的贫穷，最有效的是通过现代化信息网络提高人口素质。据联合国组织调查，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在边远农村地区比在城市具有更大的网络价值。因为在边远地区，人们对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的潜在需求远远高于城市。

同时，农村的信息化、农村的通信还和电信运营商的转型问题有深刻的联系。农村的信息化不仅仅只是一部电话，应该由通信网络向信息网络演变。世界电信业正在酝酿网络技术重大突破和信息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一方面，IP技术正在整合全部通信信息业务平台，演化生成信息网络化基础设施；另一方面，IP网络比分级电路网络更加凸显新经济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超边际、低成本方式实现全社会尤其是欠发达农村地区普遍渗透。因此，电信运营商需要更强的综合信息服务能力才能更好地推进农村的信息化进程。

记者：您认为解决普遍服务资金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是什么？

杨培芳：目前普遍服务基金虽然还未出台，但已经到了程序上。对于普遍服务基金，我个人呼吁社会对普遍服务基金的认识要客观理性，普遍服务基金是政府政策引导和政策导向的重要指标，但不是解决普遍服务全部问题的“万能灵药”。普遍服务基金不可能承载普遍服务的全部重担，它只能解决普遍服务问题中的部分资金问题，普遍服务的进一步推进和健康发展主要还是要靠政府对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如允许民营企业加入、用户股份制等，从而调动企业的参与热情，我觉得只有更多的人和企业关注普遍服务工程，才会有利推进普遍服务工程的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