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创始人、现任红杉投资合伙人，1967生于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学士、学生会主席，耶鲁大学MBA，曾任德意志银行亚太区总裁。

上学时候的沈南鹏，在父母眼里是乖孩子，在老师眼里是好学生。他守规矩、不调皮、几乎不做叛逆的事情。长辈们说的话，“非常严肃地记下来，用心做”。那时候对数学和物理很热爱，就是受老师的影响。所以他成绩优异，全国奥赛一等奖，美国中学生数学竞赛海外赛区第一名，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崇拜的三位“英雄”里面就有两个是在大学时代辍学创业的叛逆典型。比尔·盖茨，以及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看来，读书时代太乖了而没有选择创业，沈南鹏是不是有点后悔？当然不是。

沈南鹏的逻辑是，盖茨和乔布斯身上既有反叛基因，也同时具有适应现实商业规则的性格。离开哈佛去创业是一种反叛或者激情，但很快适应企业化运作，上市、打官司、请职业经理人做CEO，都成为游戏规则的遵从者。

正因为美国的商业体制中有着既鼓励创造文化发挥、也同时恪守既有契约的两面性，才为盖茨们提供了发挥土壤。也就是说，美国文化为创造性的反叛提供了制度支持，而且反叛和规则并不矛盾。

在既定规则下把能量发挥到极致，正是这个好学生和他崇拜者的相通之处。

20年前，是只要成绩优异就“一俊遮百丑”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所以沈南鹏们把每一分好胜心都用在这上面。但一旦走到鼓励自由选择、以商业为主流的美国，他就接连做出两个转变：从哥伦比亚退学加入耶鲁、从数学专业转向工商管理。不过改变轨迹后的行程同样一帆风顺，在华尔街金融圈子里打拼多年后，30岁即官拜德意志银行亚洲区总裁。2年后出走，创立携程。

沈南鹏说，去美国，最大的收益就是被美国的商业模式所“洗礼”。1988年出国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开放状态。那时沈南鹏不知道股票，不知道央行加息会有怎样的影响，没读过一份《华尔街日报》。这些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知识的东西，在美国只是常识。所以接下来的5年，是沈南鹏接受美国商业文化从而涅磐的过程。

所以沈南鹏做的一些事情，在中国商业实践来看不太容易理解。比如在创始人情节异常强烈的中国，相继创建携程和如家的沈南鹏团队似乎“过早”的促成了创始人退出而让职业经理人接棒。理由是：企业经营应该以“股东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根据。创始人不是不可以一直跟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成长，但市场上既然有现成的更好的人选，就不应该浪费时间在创始人的自我实现上。

沈南鹏经常提起令他十分憧憬的一种情况：十年之后带着儿子走过一个如家酒店，虽然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这个公司的董事或者股东了，但依然自豪地对儿子说，“你老爸曾参与了这个公司的创建”。很多人都知道惠普，但很少人会记得它的两位创始人；提起思科就会想到CEO钱伯斯，但钱伯斯也并非创始人。“这是美国文化里开放而大气的商业态度”，沈南鹏说。

不过，去西方接受商业文化熏陶的上海人很多，回国创业的只在少数。沈南鹏的同学里，大多数仍留在美国，从事诸如律师、医生、金融分析师等稳定而体面的工作，过着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沈南鹏把这种反差归因于自己拥有更多的激情和好胜心。而美国开放和宽容的教育氛围并不鼓励争强好胜，反而是中国重考试、重排名的教育制度才是好胜心的源泉。

看，沈南鹏说，他在每种环境里都在最大程度地吸收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