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燕子

年龄：25岁

地点：本报三楼

记者：王琼

记者手记：

她是一个曾经堕落的女孩。经过许多事情后幡然悔悟，想回到生活的正常轨迹——找个好男人，然后像所有的平常女人一样做个好妻子再做个好母亲。可是生活仿佛与她作对：她一次一次放低自己、降低标准，可是幸福仍然遥不可及。回想以前挥金如土、任性放纵的生活，她不由感叹：想做个贤妻良母到底有多难？

世事总是如此：误入歧途不过是闪念之间，回归的路却异常艰难。是做坏人比做好人来得容易，还是人们的宽容心太少？但是不管如何，我们选择善良、正常，不是因为这条路顺利轻松，而是它更接近我们的本心。艰难，可以用来验证决心，也可以用来提醒：不要轻视简单的幸福。

带个男人才能回家

16岁，很多女生还在学校读书，我就开始踏入社会。

做过服务员、美容师、啤酒女郎……后来加入了一个所谓的艺术团，经常在广州、深圳一带演出，开始只是个伴舞小姐，可是我聪慧，胆子也大，后来做了主持人。那时酒吧、娱乐城玩的是噱头和气氛，只要穿着暴露一点、说话暧昧一点，比如报歌名时，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改成《爱上一个不回家的男人》，并把“男”字拖长一点，下面就会喝彩。因为年轻，也还漂亮，捧我场的人不少，在鲜花、掌声和金钱的诱惑下，我当上了三陪小姐。

那几年我的收入很高，给家里寄了很多钱，他们盖了楼房，弟弟读了自费大学。几年下来，城市的纸醉金迷渐渐习惯后，我有些想念家里的青山绿水。2000年春节，我回家了一趟，自以为是“功臣”，会被家人悉心照顾，却没有我想要的热情——父母兄弟似乎总有难言之隐。正月初五我就住不下去了，找个借口离开。母亲陪我走了几里路，临到车开才告诉我，以前父亲在村人面前都说我找了一个好女婿，所以以后我回去，一定要带个男人一起来。

坐汽车，转火车……二十几个小时的车途中我不断回想母亲的话，悲愤、失望、伤心、后悔……百般滋味无法言说。

回娱乐城不久，跟我交往颇久的一个男人突然改变方向，与新来的同事打得火热，让我很是灰心。几种情绪夹击下，我突然有些厌倦以前的生活，想嫁个小老板，平平淡淡地过以后的日子。

辞工时，好友丽丽很不舍，问：“你真要做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啊？钱又少，还有很多人管你，能习惯吗？”我很乐观地冲她眨眨眼：“这是个过程，我的目的是找个好男人。”

来自好友的致命一击

找工作比较顺利。我到一个做文具的小公司做秘书，工作时间长，薪水才一千多块。由于学历低，工作经验少，我出错多，总被老板骂。每天累得回到住处就趴在床上不愿动，只能靠梦想中的“光明未来”给自己打气。一天天熬着，竟真的等到了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日子。

对方是老板的朋友，叫阿伟。有次他来找老板，正遇到电梯停电，看我抱着一摞资料往返几次11层，让他很感动。第一次约我时，他对我说：“很少见这么漂亮又这么能吃苦的女孩了。”阿伟个头有些矮，白手起家，钱也算不上很多，但是他能看中我，我真的很高兴。

跟阿伟交往不久我就跳到他的公司，帮他管账。白天较闲，以前的同事丽丽遇到了麻烦，找我哭诉。前一阵子我因为薪水低缴不起房租，好几次被房东赶出来，都是丽丽收留我，现在她需要我帮忙了，我当然义不容辞地做她的“听众”。有次我们约在咖啡厅见面，谈得晚了，阿伟驾车来接我。我知道按礼节应先将她送回去，可是又担心阿伟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后也会对我起疑心，就装成没想到的样子，跟丽丽挥手道别。

2001年4月，我将阿伟带回家，这次家里的气氛完全不同，我也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回来后我们筹办婚事，为了稳妥，我也渐渐疏远丽丽，没想到丽丽却起了报复心，找到阿伟，什么都告诉他，我的婚事泡了汤。

我去找丽丽，她任我骂她打她，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能看着你过好日子，我们都是一类人，凭什么你能过好日子。”

做梦也想不到多年相交的惟一好友会这样对我，我恨她，也怕她。为了了断过去的一切，我离开深圳，投奔武汉的一个远房亲戚。

钱多反让他生疑

到武汉后，我做手机销售员，围着我转的男人还是不少，可是有诚意想娶我做老婆的却不多，而且一听我提到结婚就奇怪，问：“你这么年轻，这么急着把自己嫁出去干什么？
”

我做生意算口齿伶俐，2003年店主要改行，觉得我为人不错就把我介绍给了另一个卖手机的老板。当时要挖我的老板有几个，我发现店主介绍的那个人是个离婚的单身汉，叫朱军，我选择了他。

以前的老板可能说了我不少好话，朱军一直对我很不错，男未婚女未嫁，相处久了很自然地就走到一起。朱军是个忠厚人，比我大15岁，对我就像对女儿般疼爱。他几次说到我家里去拜见父母，可是这次我不敢太冒失，一定要结了婚才带他去。

手机生意不好做，店子一直都只能维持，根本谈不上赚钱。2004年底，朱军一个朋友要与他合伙做某个品牌的电器代理，他却拿不出钱来，只能四处借。现在借钱真是难，看他急得吃不下睡不着的样子，我很心痛。好几次想把自己的钱取出来借他，又担心有借无回，矛盾中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一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回来抱着我哭了，说自己没有用，不会赚钱，注定只能这样不死不活地拖着。看着他这个样子，我终于下定决心，告诉他我有钱，可以先拿出来用。他开始没在意，说我那几个钱有什么用。我把存折拿出来，对他说：“只是我希望你能先给我打个借条，然后再打结婚证。”我以为他会很高兴，甚至拥抱我。可是，他只是愣愣地盯着存折，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让我内心忐忑不安。

“你以前做什么？”他的酒气好像不见了，很冷静地问。我一下子清醒了，就像掉进冰窖里，浑身冰凉，苦笑了。

那天后，朱军对我明显冷淡。我觉得男人真是很奇怪的动物，从宠爱到厌恶几乎没有过渡，难道没有清白的过去就这样可怕吗？我现在变好就一定来不及吗？我哭着问朱军，他说有些事情不能知道，知道后脑子里根本就忘不掉。

降低标准都不行

与朱军的感情失败给我很大打击。我离开了那个手机店。有段时间没找工作，这期间有很多人打电话给我，企图明显。有天晚上路过一家灯火辉煌的娱乐城，我突然有股很强的冲动，想进去，想回复以前自由任性的生活，现在过得太累了，真的太累了，处处碰壁，付出真心也没人珍惜，还不如不付出！

平息下来，我还是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是不是我的标准定高了，如果找个条件差一点的人，从低到高慢慢奋斗会不会好些呢？

无聊中，我到网吧玩，遇到第一个手机店的同事何成，他也辞职了，现在做酒店的领班，那天正好休假。看到我他很高兴，一个劲地问我在哪里上班，又问我为什么不接他的电话。我问他知不知道我的事，他犹豫了一下说知道。“你怎么想？”我问。“过去的事了，没什么啊。”他说。刹那间，我很感动，可是还是不放心，打算只把他当普通朋友，看看再说。

交往几个月后，我对他渐渐放下心来。虽然他跟我一样大，结婚是早了些，而且他也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可是我真的很想稳定下来，给自己给父母一个交待。在我的要求下，何成把我带回家，那天大家相处甚好。可是第二天何成就告诉我他父母不同意我们来往。我问原因，他说父母向别人打听了我的情况。

婚还是可以结的，何成愿意带我私奔，可是我不想要这样屈辱的婚姻。我想要个正常、风光的婚礼，算是给我自己的一个奖励，难道这也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