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结婚？就这样不是挺好？”这么问的，不止一个。

当我要结婚时，我没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我想了想。

答案是：结婚只有一个理由：两个人要在一起。

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家，再也不要分开。

我和她在夏天相识时，各自看上去都不是对方最好的选择。我们都来自条件不错的家庭，双方的家长也都为我们有似乎更好的“安排”。但我们只知道，每一次相会，我们都舍不得分开。在我们城市中心的广场上，我们从下午呆到傍晚，从傍晚呆到深夜。

广场旁边有两条单行道，走完单行道就是她的家，我们走过去，又走回来，直到天亮，她不得不去上班，而我如果可以逃课，还会陪她去，在她单位门外的小茶馆里等着，等着她中午出来匆匆会一面。

像这样一天又一天，单行道上的景色不知不觉中变了又变。那是年轻的我们有生第一次感觉到岁月的流逝。我送给她一首诗，现在还记得最后两句：“我用温柔的微笑，写下岁月；划满这岁月的，是名字中的你。”又一个夏天来了，但我们还是想在一起。

我在学校附近的郊区租了一间小屋，给房东的孩子作家教抵大半房租。小屋不能避寒暑但能避风雨，但这仍然不是我们的家。天再晚，她也不得不回她家。那时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词典里还没有“同居”这个词呢！送她回家要路过我们熟悉的广场，路边卖夜宵的会熟悉地跟我打招呼：“下夜班了？”有时我在送完她又夜奔十几里回小屋时会一狠心（因为要花钱）坐到夜宵摊上吃碗面，望着城市里满眼各有其主的窗户冥思苦想：什么时候才能不和她分开呢？

有时候我送不了她，她独自骑车通过黑夜里的田埂，野狗们狂叫着猛追。有一次她摔倒了。事后我告诉她，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家，再也不要分开。

我们第一个家是借来的旧房子

那时结婚是需要单位批准的，我的单位是学校，我的“结婚申请”上盖了十多个公章。对需要盖章的各部门来讲，我结不结婚关他们屁事。年轻的我学会了敬烟，学会了点头哈腰，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再大的火都忍着，因为我想要和她在一起。

我们的第一个家是借的一间旧房子，十多平米。毕业答辩后的第二天我们举行了婚礼。后来每当我看见现在年轻人的豪华婚礼，就会想起，那天早晨，她一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们的家，一只手还拎着一只暖壶，那是准备给客人们喝开水用的。于是我们有了第一个暖壶。我们还有了四大电器：电视机、电风扇、电子灭蚊器、电动剃须刀。到了晚上，我会突然对她说：“你该回去了”，她总会一愣，然后我就很有成就感地告诉她：“咱们结婚了，受法律保护呢，再也不用分开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没有再分开过。房子很快要拆迁，我们无处可去，只好赖着。楼里的其它部分都被拆成了光架子，有一天早晨，她出去解手，然后惊恐万状地回来告诉我，那座老式公厕的挡墙被拆了，蹲位都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周围几里内没有其他公厕，我急中生智找了块布钉在公厕门口当门帘，她就在旁边看着，忍无可忍仍须再忍。

我们又借到了一间房，比前一间还破还旧，在一个大约有上百年历史的破大杂院里，那片地区从清代起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贫民区，朋友们谁来谁说是“旧社会”。那时，她成了我们这个城市里最早的下岗者之一。我对她说：我养你。从此，她就每天在那白天都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屋里等着我，早晨拎着水桶充当的马桶到公厕去和老头老太太们排队，然后守着只有4个频道（因为没闭路天线）的电视：那时电视台白天除了点歌没其它节目，她就翻来覆去地听歌；然后蹲在小煤油炉前为我做饭。那个院子门口有一个门槛，自行车推过都会“咣当”一响。隔着老远，她能准确地分辨出几十声“咣当”中哪一声是我发出的。夜里，老鼠在我们身上跑来跑去，开着灯都吓不走它们；夏天，因为潮湿，我们浑身都是红点，别人说我们得了“怪病”。有时候，我半夜里爬起来抽闷烟，又冥思苦想：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呢？但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我和她们永远不分开。

我用不太正常的手段得到了一套住房，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她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锈迹斑斑的冲水开关、肮脏的煤气炉，担心着会有人来把我们从这天堂中赶走。我告诉她，只要有我在，谁都不用怕，于是她天天到下班时就守在那6楼的窗前，看到我骑着破自行车在楼下出现她才放心：我还在呢！我们那一代人个个胸怀大志，不解放全人类不算完，这志向渐渐从天上落到地下，变得很简单：我要和她在一起，我要保卫自己的家。我没有雄狮的力量，但哪怕只是一只公麻雀，也要护住自己的巢。为了这个简单的要求，我这个在单位里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和全体领导班子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斗争，而且最终胜利了。这被无数同时在各个战场上斗争着的同龄人称为一次经典战例。那年我25岁，和我现在的很多学生差不多大。

那房子其实也很破，顶楼，风口，闷热得要死，但只要有风就吹得呜呜的让人心惊。一天下暴雨，阳台上的一排窗子终于坚持不住，活生生被吹了下去。失去遮挡的屋子立刻被淹在灌进来的雨水里。我们躲在角落里看着这难得一见的雨景，我对她说：我们会有自己的好房子的。

老房子水管细，下层用水上层水就小；左边用水右边水就小；我们是最右的顶楼，全院的人不用水了，我们家的水流才足以点燃热水器。冬天洗澡，刚抹上肥皂，楼下一开水龙头，我家没热水了。擦干肥皂穿上衣服，热水又来了。她有时被折腾得掉泪，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会有一天，我们想怎么洗澡就怎么洗澡。其实我已经让她等得太久，但她一次又一次地信我。直到我们有了孩子。

一次给孩子洗澡时，那种悲剧又发生了，于是孩子得了肺炎，在40天大时住进了医院。中国的儿科病房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你想象不到会有那么多希奇古怪的病孩子：不会呼吸的、没有消化能力的、大脑缺氧的……。孩子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头上扎着输液针管：因为手上的血管太细。输液时，护士拿来刮胡刀，刷刷两下，孩子头上就丑陋地秃一片，然后一针下去，不见血，再来一针……孩子哇哇大哭,父母除了揪心只能向护士陪笑脸：没事，扎吧……。不时一个权威模样的前呼后拥地踱进来，看看某孩子，然后果断地对父母说：“没希望了，放弃吧！”于是哭声一片。每当看到这些，她就战抖，抱住我们的孩子，我就握住她的手，楼着她的肩。

孩子出院时，我们仍保持这个动作。坐在三轮车上，我看着疲惫地闭上双眼的她和她怀里的孩子，心想，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我怎么可能和她们分开呢？

两个人能在一起，这多不简单。

后来，我们有了大房子，有了汽车，我发了体，掉了头发，而她也渐渐成了我认识的最美丽的女人。

其实，我们这代人谁都有这样的血泪史，而对我们的前辈来说，没有饥荒、没有武斗、没有动乱、不用上山下乡、不用当右派、吃粮没限制、吃奶不用排队……这简直已经是天堂般的生活了。我父母有一本旧相册，是他们结婚时朋友们送的，上边写着一个苏联诗人的诗——（他们那时侯只知道苏联诗人）“一切都会有的／夏天的泥泞／冬天的雪……／因为要在一起过一辈子啊！”

在一起，这多简单；一辈子，这多不简单。

当我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强大，我对她说：“现在谁也不能再伤害我们了，除了你。”我们的家比以前多了很多东西，其中有一样是：争吵。十几年的血肉相连是珍藏，当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惟恐伤到它时，它也可以是负担；如果太信任它，它又可能是脆弱的。

结婚，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在一起，这多简单；两个人，这多不简单。

在我们见面的第一天，她对我说她想去看海，我答应带她去；后来，我做到了。我答应她我们要有自己的家，我做到了。我答应她我们会补上婚纱照，我做到了。我答应她我会养她，我做到了。我答应她我们要有自己的大房子，我做到了。我答应她送她一只漂亮的手表，居然花了十年，但我还是做到了。

我答应她，我会一辈子和她在一起，她却不相信我能做到；也许，是不相信她自己能做到。

司汤达的墓碑上刻着：“活过了，爱过了，写过了。”

我只希望，我的墓碑上能有这行字：“亲爱的，我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