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晨,41岁,公司策划总监。
整个采访过程,他一直在抽烟,间或有电话进来,他总是很歉疚地道声“对不起”。看得出来,这是个很细心周到的男人。
结束6年的婚姻
和任星儿解除婚约是几年前的事了。我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边谈论着某某同学出了国,某某同学发了财,一边去了城西区民政部门。那天任星儿略施粉黛,看起来让我还是有一瞬间着迷。
任星儿是我的大学校友,算得上是师妹。我们不在一个系,我学建筑,而她读的是英语。我们的认识缘于一次全校性质的舞会,当时的任星儿喜欢穿一身连衣裙,是裙摆很宽的那种。舞池中那张扬起来的裙裾很深刻地嵌进了我的脑海里。我不是个愿意主动接近女人的男人,但那天晚上,我一直朝任星儿走去,毫不犹豫。
恋爱本来就是偶然的产物。我们的恋爱在大学校园里继续了两年,进行得还算顺利。于是,毕业之前,我就和任星儿确定了关系。在这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们以古老的方式鸿雁传书,觉得这样的爱情是真诚的,还充满了罗曼谛克的味道。任星儿毕业的第二年,我们结婚了。
我们在一起生活了6年,才发现原来双方是如此的不合适。因为星儿是个要强的女人,且没有孩子,少了拖累,我们就一致认为在一起过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既然没意思,也就客气地离了。
离婚后,我一个人到了海南。那时候,海南热刚刚开始。在这个海岛实行“宏观调控”前夕,我成功地炒作了一块地皮,居然就赚了几十万。这种意外的横财让一向还算持重的我感到吃惊。我不是个很愿意冒险的人,自然不想恋战,很快地就从商场中抽身而出。
我不是那种拼了命要干事业的人。我向往的是那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所以也没打算自立门户开个公司,而是到一家企业当个策划顾问,帮他们做个文案,拿着足以养活自己的薪水。
事实上,40岁的男人是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屋里只有一个人的生活,虽然简单,但毕竟还是少了最实质的内容。作为男人,我自然容不得自己的情感太长时间没有着落。尽管如今对青年的界定尺度放到了45岁,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中年人了。我开始有意识地寻找新的目标。
很快,我就在一次出游中认识了一个高校的老师刘芳。刘芳不是那种很出众的女孩,但很善解人意,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我们就很聊得来。有时周末在家,她就给我打电话,我们可以在电话里聊上几个小时,海阔天空地胡扯,最近遇到了什么好玩的人和事,哪个男人对她有意了而我又认识了一个什么款式的姑娘。话题偶尔接触到性,我们也能用科学的态度无关痛痒地讨论一番。
在认识近半年后,我们同居了。两个人相处得还好,与婚姻比较起来,这种生活显然要轻松许多。我们不需要为很多琐碎的事情操劳,不需要在经济上相互制约,也不需要那么敏感,各自的私人空间都很大。有轻松便有愉快,我们彼此从不打听对方在白天里都干了些什么,像是两个借宿在这房子里的游客,我们只对晚上负责。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三个月。可能是因为想要一个合法的孩子的缘故,刘芳正式向我提出了结婚的要求。婚后几个月,我们过得还算惬意,而且,刘芳怀孕了。这个消息让我一度不知所措,40岁的男人忽然要当父亲了,真正是一种悲喜交集的感觉。我曾经很郑重地想过,一定要把这份婚姻好好经营下去。
前妻的突然出现
就在那段日子,任星儿来海南出差,我请她吃了饭。当得知我已再婚时,她显得很意外,但随即却露出一脸的笑容,连声地恭喜我。我很纳闷任星儿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我并不希望自己的前妻散发出醋意,但至少不会这么热情洋溢。但那天任星儿还是给了我一个忠告,她说做老婆的女人都差不多。说完她就上洗手间了。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回味着她的忠告,脑子里总觉得有一台老式的电唱机在唱着,歌声很遥远,好像都是那些和任星儿生活过的片段。
任星儿到海南出差的事我没对刘芳说。没想到一个多月后,任星儿来了电话,说她摔伤了,正在医院打着石膏,但她不想让父母知道。放下电话,我立刻订了张当天飞往任星儿所在城市的机票。然后给刘芳打电话。当得知我是回去看望任星儿时,刘芳把电话挂了。
我当时也有点生气了,虽然能够理解女人天性中对感情狭隘的一面,但还是有些气恼。任星儿都躺医院里了,刘芳怎么就没个同情心呢?这个瞬间,我有了庆幸孩子还没生下来的念头。这是我们生活几个月以来,第一次产生这样的念头。我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个念头太恶毒了。
我没有等刘芳回来,就一个人去了机场。临上飞机时,刘芳打了个电话过来,问我是不是准备一直伺候任星儿到康复才回来。我很肯定地回答了她。刘芳在电话那头很愤怒地喊了一声:廖晨,你会后悔的!电话就挂断了。
任星儿的受伤让我暂时没有心情理会刘芳的哭喊。也许我心里还真是爱任星儿的,她是极要强的女人,和我离婚时,她也还没到30岁,也没有子女的拖累,所以看上去和未婚的姑娘没什么两样。她本来就是个漂亮的女人,又善于打扮,到哪儿都会吸引一些男人的目光。离婚是她提出来的,当时我听过关于她的一些传闻,但还没来得及去调查和争吵,婚就离了。
之后,我来了海南,据说她和几个男人有过交往,但几个回合下来,她就索然无味了。她说她心里还是念着我,这么些年过去了,我就是一个参照物,让她无法开始新的感情,她也对经营另外一场婚姻缺乏应有的自信。
那些天,任星儿总倚在我怀里说起这些年的辛苦,我很心酸。她说如果可以重新来过,她会选择好好跟我生活下去的。半个多月后,她就能到户外走走了。我牵着她的手,两个人在医院的小花园里走走,好像又回到了当年,颇为感慨。
错过了本该幸福的婚姻
任星儿出院后的第三天,我回到了海南。我没有给刘芳打电话,那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我想她应该在家的。
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了。刘芳不在家,室内还是很整洁,但从茶几上落满的花瓣看,她至少离开这个空间有三天以上了。我突然感到恐惧,是那种害怕刘芳离开我的恐惧。直到这时,我才惊觉自己有多久没给刘芳打过电话了。
我收拾着茶几上的花瓣。在刘芳新买的那个精致的茶具下压着一张离婚协议书,旁边的另外一张纸条上是刘芳的留言:我今天去医院把孩子做掉了,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瓜葛。回来后,请给我个电话,我们去把手续办了。日期是五天以前。
我一下摊坐地上。慢慢地感觉到了疲惫,好像浑身每个关节都松动了,骨头也已经软化,心里的酸楚是一阵一阵的。我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但我是确确凿凿地亲手葬送了很有可能成为幸福的婚姻。刘芳的态度很坚决,所以我又再次离婚了。
我其实是珍惜刘芳的,在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知道我们还是合适的。婚姻不是选劳模,两个优秀的人在一起未必就得到一份同样优秀的生活。倒是两个合适的人在一起,可能会有一份幸福的生活。而我还是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