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中国国家信息化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右）和交流中心主任陈育平做客新浪

6月26日15时，中国国家信息化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和交流中心主任陈育平做客新浪聊农村通信与电信业穷人经济论。目前电信价格战越演越烈，但农村地区和经济收入不高的人能难以享受到通信消费，就上述问题，两位专家在线进行了解读。

嘉宾简介：

杨培芳，中国国家信息化产业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主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教授级高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信息产业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同时兼任多所大学教授。长期从事电信经济与政策研究，多次获得国家或省部级科技奖励。1992年获国务院津贴和邮电科学研究院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多次参与国家信息技术及产业政策制定和电信行业改革研究，发表论著200多篇，在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作报告近百场。代表论著有《通信发展与国民经济关系》、《网络协同经济学--第三只手的凸现》等。

陈育平，现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交流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研修生。主要负责中国通信市场的策划、调查、研究与咨询，策划和举办各种通信政策、通信业务、通信市场与通信技术研讨会等工作。

精彩观点摘要：

·有人说，把新技术发展到西部和农村去，那是一个笑话，是不可行的。拿中国和美国来比较，因为中国的GDP才刚刚一千美元多一点，而美国的GDP在一千美元的时候实际上电话普及水平还是很落后的。但是，不能够说由于中国的经济还很落后，我们的高新技术也等着经济发达以后再说。

·农村的平均ARPU值肯定在开始的时候很低的，也就是说，无论是政府还是管制部门，还是企业，都应该考虑到当地的大众的消费能力，你超过了大众消费能力，电话肯定要拆下来的，消费不起，但是低于消费能力，也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是亏损的，比如说有些农村一个月十块钱可以承受，有的人连十块钱都承受不了。

·农村通信是滚动经济学。农村的低端用户进来以后，减少了整个网络的单位成本，有可能产生新的市场空间，所以这个不能静态地来看，要前瞻性的来看，用户越多，打电话的分母数越多，使得单位的成本会急剧下降，所以现在的情况，各个大运营商不是靠政府推动完全村村通任务就行了，而且都在抢新的市场空间，产生新的局面是非常可喜。

·按理应该是有钱人用新技术，但实际不一定，比如中国人用的手机比美国普通人用得先进，中国农村所铺的新的传输设备都是光缆，现在电缆基本没有了，而到欧洲去，好多国家中等城市都是用的铜制电缆。后进入者用新技术。

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来聊一下西部通信与农村信息化，我们请来两位嘉宾是中国国家信息化产业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芳先生和中国国家信息化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交流中心主任陈育平先生，先请两位嘉宾跟网友问个好。

杨培芳：各位网友下午好，我是杨培芳。

陈育平：下午好，我是陈育平，又和大家在网上见面了。

主持人：确实是陈主任是我们新浪科技露脸次数非常多的专家，杨培芳先生也是第二次来，都不陌生了，尤其在通信业，两位的知名度是很高的，我们请两位专家来聊一下，既是老话题又是新话题的这么一个东西，目前农村通信应该说政府非常关注，包括中国国家信息化产业部搞了一个村通工程，要求每一个行政村都通上电话，但是从实际来看，可能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意识到农村通信的重要性。所以我听说，信息产业部已经批准了，由中国国家信息化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即将召开一个西部通信与农村信息化论坛，这么一个活动，能不能先请两位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背景和目的。

杨培芳：大家知道中国国家信息化产业部会同国家有关部门，在“十五”期间推行了一个电信服务的这个工程，“村通工程”，执行下来非常理想，本来计划是到05年年底实现95%的行政村至少有两部电话，执行下来，已经实现了97%，那么这只是第一个阶段，现在看来，西部也好，农村也好，仅仅是一个村通两个电话还是不够的，现在农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们要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和劳动者素质，需要和整个信息化结合起来，更上一个新的台阶，所以政府也好，国家也好，在“十一五”期间，制定了更高层次的西部和农村信息化的一个目标。

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下，中国国家信息化产业部电信专家委员会和电信研究院想在今年7月下旬召开这样一个论坛，主要目的有三个：一个是进一步发展西部通信，缩小数字鸿沟，就是在原来的电信普遍服务、村通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拓展在西部和农村的通信普及的深度，同时推进信息化。在这个问题上面中国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认识，一种有人认为，中国西部和农村经济比较落后，已经有了一个村通电话的工程，就够了，搞高级的信息服务可能现在还谈不上，我想这里面有一个传统经济的一个误区，所谓传统经济，就是大家认为，只有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才有享受高新技术的这样一个市场和条件，因为在西部或者是农村，相对比较落后，有没有必要推广这样的高新技术？这里有人说，把新技术发展到西部和农村去，那是一个笑话，是不可行的。我想举个例子，一个是在电信和信息化技术领域，拿着中国和美国来比较，因为中国的GDP刚刚一千美元多一点，美国的GDP在一千美元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电话还是很落后的变化，电子管的设置，不能够说由于中国的经济还很落后，所以我们高新技术也等着我们经济发达以后再说。

但是现在反过来看一看，到美国去，你可以看到，美国人用的手机还没有中国，甚至在一些小城市，农村用的首先比它都先进，因为你到美国可以看到，有不少人拿的第一代的模拟手机，我们速成大哥大，中国有后发优势，跨越了几个阶段，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它是一个新的经济体系，和传统的工业经济不一样，因为传统的工业经济需要大量地消耗资源和能源，好的东西，高新技术的东西，比如说好的汽车，高级汽车，不可能所有的穷人都用上汽车。假如说享受的话，那也是有钱的人享受高尔夫，不可能所有人都享受，但通信和信息化不一样，所消耗的基础资源，一个是集成电路，一个是光导纤维，这两种资源主要来源沙子，都是硅，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用得越多，成本越低，大家都能用得起，这样一来使得单位的成本迅速下降，形成像中国或者发展中国家新的情况，电信和信息化基础变成一个朴实性的技术，不是一个有钱人使用的技术，这一点需要做一些经济学的分析。再一个就是从使用价值来看，有人说农村很穷，有的生活还没有温饱，有的连水也喝不上，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当然应该是先解决问题，先解决喝水的问题，但是一旦能够解决了生存问题，人们就需要交流，需要把西部和农村的一些农产品，他们的这些资源，包括旅游资源能够让社会都知道。产生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西部或者是农村发展信息化，它的使用价值也是非常可观的。

比如说联合国组织曾经在非洲的边远地区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在有些不发达国家的边远地区，如果使用高级的电信和信息服务，比如说远程教育、远程医疗比在城市的使用价值大，中国也是这样，中国很多远的地方得了病，缺医少药，到城里来，把牛羊卖掉把房子卖掉，到城里看病，花很多钱，有了远程医疗，有了信息化，很有可能他们愿意采用新的手段，节省了大量的费用，这样看来，在西部地区，更快地能够实现普遍通信，进一步推进信息化，是很有市场、很有前景的，也是缩小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这是第一个主旨。

第二个主旨就是进一步推进信息化，选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切入点，信息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切入点，什么意思呢？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就农业讲农业我们讲了很多年，效果并不是太好，现在新的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如果要是以信息化作为突破口，那么它在几个方面可以取得非常可观的效果，第一个是精细农业，原来我们农业都是粗放式的搞农业，甚至有些地方广种薄收，现在不一样的，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准确地掌握这块地的成分， 它的性质，测定它需要什么肥料，同时可以通过集约化的经营，让专业化的公司帮他去整理通过、帮他施肥、帮他播种、灌溉，帮助收割，这是一种专业化的分工，在专业化分工当中，使得农业更加精细化，同时大大提高了效率，这个专业分工最大的支撑就是信息化的支持，没有信息化，这个专业分工也分工不起来。

这就是走向精品农业，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提高农民的素质 ，农民有的时候信息比较闭塞，相对而言受教育不高，如果要是让农民上大学也是很困难的，这个也没有时间，这个周期比较长，我记得中国西部有一个省的一个领导人讲过这样的话，让我搞重工业，他说重工业西部也没有基础，东北重工业比较多，但是这些年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人说搞轻工业，在江苏已达到了世界，我再搞恐怕卖不出去，有人说让我搞知识产业，我也搞不清知识产业，我认为就是办大学，但是办大学也没人来我这儿上，我送人去清华北大他也不愿意回来，最后我感觉到搞网络、搞信息化，让农民提高素质，可以在当地可以找到自己要做的事情，找到自己能够产生价值的产品能卖得出去，这一点认为非常重要。

第三个重要性就是建设和谐农村对建立和谐社会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改革20多年来，我们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经济系数比较高，通过信息的扩散和流通使得农民更快地掌握信息以后，大家容易共同，在好多问题上发生一些共识，能够实现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和谐发展，这点很重要，当然有人说，农村也好，西部也好，恐怕首先不是电信和信息化，首先应该是先通电，没有电你也谈不上信息化，先通路，要致富先通路，我想这都很重要，但是也有一些例子我可以告诉大家，在通电和通路之间也可以先通电信，因为电信相对来说投资比较少，修一条路花的钱比较多，你要修水电站花钱也比较多，我到西藏去，西藏有一个县叫墨拖县，这个地方没有路，非常偏僻，所谓没有路就是车进不去，连毛驴也进不去，只能人走进去，还得几天时间，路上都是蚂蝗。这样的路也要通电话，因为有太阳能发电，有卫星天线，也可以实现先通电话或者通电视。

从这个意义来看，一个通路一个通电，一个通信息这都很重要，我想不一定非得等到通电通路以后，信息这个问题可能相对更容易解决一些。这是第二个主旨。

第三个就是进一步加快通信广播与信息化的融合，在中国老百姓既要打电话也要看电视，甚至还要上网，在这个问题上前一段时间，在中国应该说是缺少一个融合的一个条件，大家各搞各的，广播搞广播的，电信搞电信的，有一段时间搞了一些内部系统，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的发展，包括西部和农村，他们这三个东西都是同时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记得前不久，温总理在内蒙古的一个牧区，考察了一个牧区的牧民家庭，当时语重心长说了一段话，我记忆犹新，他说农牧民如果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留一点钱，不要盖房子、装修房子、，应该装电话，装互联网、装电视，现在看来这三个中心可以一起解决，一揽子解决，这样就可以避免重复建设，可以省钱，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点也是想在这个会上做一个主旨。

中国国家信息化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

另外一点我想最后谈一谈，就是关于信息化，信息化在这个阶段属于网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经济和以前工业经济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创造了一种解决穷人经济学问题的后现代化的一个主题思路，什么概念呢？大家知道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一直提到，美国穷人经济学的问题，世界上多数人还是穷人，穷人多是以农业为主，怎么解决穷人的问题呢？传统的思路就是先给穷人一些比较低级的劳动者的岗位，让他们先有个饭吃，鼓励富人多挣钱，让富人富起来以后，通过税收、再通过捐赠，或者通过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办法来改变穷人的状况，这是一个传统的西方的典型思路，提的穷人经济学的问题，他有一个新的视角，穷人主要不是穷在土地和资源上，主要穷在信息闭塞形成的教育素质的落后。

所以这样看来，如果采用通过发展通信和信息化的办法，通过直接提高西部和农村落后地区的劳动者的素质，解决信息闭塞问题，等于教给了他直接创造财富的手段，不至于等着，等东部地区再发展，最后再去翻覆西部、翻覆穷人，这个路子太长，现在由于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完全有可能采用或一条路子，尽快地让落后地区，更快地采用高新技术，使它更快地发展基础，得到整个和谐发展，我想谈谈这方面的主旨。

陈育平：我做点儿补充，刚才杨总已经把这个都谈得非常明确了，我想因为在国家的“十一五”规划中间就已经提出来了，如果解决宽带通信的问题，如果解决农村通信的问题，如何能解决广播电视等等各个方面，从网路信息化这方面，或者信息化网路这方面的进步和推进的这么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今年7月24号到26号在新疆的乌鲁木齐要开这么一个会，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叫“西部通信与农村信息化论坛”这个会议，我们想在三个关系或者三个层次或者三个方面上来讨论，一个就是东部和西部的问题，现在大家都说，杨总也说了，大家都讲东部，西部究竟有什么商业机会或者市场机会？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会进行一个讨论，把在西部的通信和信息化的方面进行一个充分的考虑，让大家看到中间的商机和中国的政策点，特别是国家如何对西部信息化上，在西部通信上所做的有哪些政策？有哪些想法、规划，希望大家了解，这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第二个我们想讲城市和农村，以前各种各样的会开得非常多了，主要是，据我的印象或者感觉中间，好像讨论技术问题比较多，但是讨论从政策层面或者从战略方面讨论农村通信和西部通信的话题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会，把城市和农村，更进一步地讨论清楚，特别是现在，信心产业部搞了村通工程，第一步是通电话、通信，通信的第二步是什么？所以我们想讨论，之后如何能够给农村带来信息化的问题，如何推进信息化的问题，我们想通过这个会议能够有一个更明确的东西，大家是怎么做的？在东部是怎么做在西部是怎么做的，在城市怎么做的在农村又是怎么做的？希望把信息化这方面的问题讨论得更清楚。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想讨论通信和信息化的一些技术解决方案是什么？如何把通信，第一步通信、第二步信息化来做一个推动，怎么来过渡和演进，这个方案是怎么解决、促进的？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会有一个逐步的讨论，让大家有一个更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市场不但东部有，不但城市有，在西部在农民同样也会有。大家如何看待和挖掘？在这上头，政府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政府的政策一定是给予了西部，给予农村一个很大的政策上的支持和政策上的倾斜，所以企业都应该去西部开发这块还未开垦的金矿。

主持人：就是说现在起码大家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可能农村以及西部，应该尽快实现信息化，但是大家可能还是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村通工程是免费的，但是在农村和西部的这些通信的这种投资方面，在此之后全是要收回的，但是这个农村和西部的这种支付能力，可能是有限的，所以两位专家也可以讲，你们认为现在阶段，农村，我们先不讲西部，先讲农村，中国农村的居民或者说农民也好，居民也好，他们能够接受了ARPU值大概是多少？

杨培芳：我讲一下这个情况，我去过中国最穷的地区，还有最穷的县，也去过西藏环境差的地区，在那里面确实有很多，我们有些村已经通了电话的，也有拆下来的情况，主要是付不起费用，我想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有些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确实连温饱都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村庄，一般是自然村的情况，它不适合人们居住，正在搬迁，像这种情况是不适合再去作为我们村通的对象，因为这个村要搬迁，所以我们政府在做村通工程的时候考虑一个百分比，没有讲百分之百，只是讲百分之九十几。是不是将来能到百分之百，我可能没有绝对的事实，因为有些村子在合并，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刚才主持人先生谈到了，能不能形成一个市场？光是政府靠第一推动，把这个电话通下去了，会不会付不起费又拆下来了，这个情况有过，将来会不会杜绝也很难，但是总的来讲，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人群大概现在还有几千万，有人说两千万有人说是五千万，我想在逐步缩小，这是一个总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之下，电信和信息化，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有一项服务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要以大众负担得起的价格，让这些大众享受先进的电信和信息服务，这是美国人定的政策，中国人还没有讲先进的词，实际上完全可以实现先进的电信技术服务，因为先进的电信技术和通信技术，不一定落后，九十年代中国用的大哥大在中国要三万块钱，现在一台精巧的手机比那时候三万功能强得多，好用的多，现在几千块钱甚至几百块钱可以买来，这就是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的不同点在这个地方。

拿这两年电信行业所推行的电信普遍服务，村村通工程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就是因为现在的市场，跟十年前的市场大不一样，一个是成本降低了，另外一个农民的收入相对来讲也提高了，现在有些农村不是说，你要去推信息化的东西，他主动地要求，我们有一个西部的相对比较落后的县，这个县城是刚刚有了移 动电话，手机在县城里有，周边离了有几公里就没有，但是有些年轻的农民，他那个村里是没有信号的，没有基站的，他也买一台手机，几百块钱买一个手机，花几十块钱买一个卡，骑着摩托车到县城的路边打电话，他很着急，他说什么时候我们村有基站就好了，有一部分农民意识到了信息的重要性，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说按传统的历史分析办法，很可能我们说农村较穷的地方，现在比较穷，没有前瞻性，看不到它的未来，很可能形成一种，过去说的一个笑话，一个买鞋的到非洲去，一个推销员说非洲人不穿鞋，有一个推销员说非洲人不穿鞋，今天穿鞋。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ARPU值的问题，所谓ARPU值就是每个月，电信用户，他所付出的费用，可以这样讲，ARPU值是平均每个月的费用，平均ARPU值肯定在开始的时候很低的，也就是说，从政策来讲，无论是政府还是管制部门，还是企业，都应该考虑到当地的大众的消费能力，你超过了大众消费能力，肯定要拆下来的，消费不起，但是低于消费能力，也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是亏损的，比如说有些农村一个月十块钱可以承受，有的人连十块钱都承受不了，是不是十块钱都能承受，对城市来说不合算就拆下来了，也不一定，因为ARPU值是一个收入的指标，单位打一分钟电话单位的成本，这个成本是根据你通信的业务量，是急剧下降的，也就是这个网络一建成以后，你打得越多，成本越低，虽然你在农村那边穷人进来了ARPU值相对来讲降低了，但是你成本也降低了，因为你的分母增加了，过去只是几个富人打电话，我可以举个例子，前几年美国的Motorola 搞了一个铱星电话系统，在海里打电话，在珠穆朗玛峰也能打电话，也不用通过卫星转接，他认为有一部分富人可以用这个电话，打一分钟3.5美元，但是就是因为它用处太小，所以把全球卫星的费用加到少数有钱人的身上，结果支撑不起来，如果我们现有的技术发展到农村以后，农村的低端用户进来以后，减少了整个网络的单位成本，有可能产生新的市场空间，所以这个不能静态地来看，要前瞻性的来看，用户越多，打电话的分母数越多，使得单位的成本会急剧下降，所以现在的情况，各个大运营商不是靠政府推动完全村村通任务就行了，而且都在抢新的市场空间，产生新的局面是非常可喜。

陈育平：这个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杨总已经说的，一个是穷人经济学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滚动经济学的问题，穷人经济学的问题，我们想，我也不去讨论那么多理论性的东西，当然理论性的东西杨总已经说了，实际上这里头主要涉及一个，如果你要设计你的业务的运营方案，推广方案、营销方案，你如何来设计你的资费网，等等这些东西，在城市是一种设计方案，但是你在农村又要执行另外一种设计方案，因为6.5亿的人住在农村，你要考虑这部分人怎么来用，让他用得起，让他能够享受得好，你要能够服务得好，这样一套方案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叫穷人经济学也好，农民经济学也好，总之它是要和城市经济学完全不同的一套想法，这是一个观点，再一个滚动经济学，我就是想，你不能说是，你一口就得把这个吃那么胖的，你在城市里头，你可以收的钱多一点，但是你在农村怎么收这个钱，怎么让他从少到多，愿意支付这个钱，因为可能刚开始他们没有从你通信上或者信息化里得到实惠的时候，不会投钱的，当他逐步地觉得，我通过一个电话，通过一个上网能够得到很多很多信息，把我的东西能够推到外头去，把我的东西能够卖到外边去，这样他就觉得我用这个划算、值，我用很少代价，会取得很大的效益，这是一个滚动的经济理论，不能说一下子等着他，ARPU值一下变得特别高，所以有个逐步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刚才杨总说的，是一个动态的关系，而不是说，所以有很多东西和城市的经济学不是完全一样的。

杨培芳：有两句话，一个用得越多越便宜，一个是用户越多越便宜。

中国国家信息化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交流中心主任陈育平

主持人：大家多知道通信业是资本密集型，除了技术上要求之外，大资金量投资是个前提，我想问一下，你如果是，农村本来地大，地方又大，要求设备投资肯定比城市里还多，农村现在是不是电话有座机费呢？我想问一下，第一个问题有没有，是不是现在普遍地农村有个座机费？，第二个是不是取消，刚才两位讲了，如果鼓励大家用起来，滚动起来积累用户，如果一旦一开始座机费25块钱，那么农民不就吓跑了。

杨培芳：你说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建设农村的通信网络和通信线路，肯定是单位的长度比城市里要贵得多，因为地域比较恶劣，环境恶劣，有的一个村庄到县城上百公里的路都有，我们在北京郊区恐怕也就一百公里就到了，有的地方在青海好多地方，到县城三四百公里，怎么办？肯定要建这个网络，建设费用要比城市里大得多，这是一个，第二个支付的费用要比城市小得多，所以从静态上看这个问题，觉得非常不合算，但是大家没有深入研究这个行业的规律，大家可能不知道，网络行业有一个重要的规则，就叫做网络的外部性，什么叫网络外部性呢？新的进入的，进入这个网络，对原有的用户没有花钱就得到的好处，为什么呢？如果你在上海有一个人，你的推销员到青海了，如果没有网络，你找不到，上海的公司你要亏损的，你要损失一部分机会的，如果西部地区或者农村地区，有了新的用户以后，你的推销员可以不去，直接电话打到他家里，对东部地区，穷人进来对富人产生了好处，而且富人没有多掏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全网应该是同一个收费模式。当然有人说，是不是适当低一点，这是一个灵活性，从原则性来讲是一样的，要收都收，要不收都不收，市场有一个灵活性。过去我们用运输的比例，运输得时间越长，我用火车也好，汽车也好要消耗能源，要成倍加强，农村电话比城市电话贵，现在早已取消了这个概念，因为有一个网络外部性。

所以说只有电信和信息化网络存在这么一种重要的特性，这个特性使得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去开拓新的市场空间，能够使得新的客户得到更大的使用价值，而且使得整个网络成本在下降，单位网络成本下降，有这样一种特点。另外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在西部地区或者在农村地区，使用一次电信，使用价值应该远远高于发达地区的价值，大家可以想一想，在20年以前中国的通信非常不发达的情况下，谁家里一说，你来电报了或者是来长途电话了，大家心里就一紧，因为当时能够打长途电话或者打电报的，不是病危就是死人，都是重要的事情用这样的通信工具，现在没事大家发个SMS，过年的时候大家电话拜年，聊天，在这种情况下，不发达的地区，使用通信工具，使用价值越高，所以我们曾经做过一些测算，当时在十几年前做过一次测算，在中国通信的社会效益，产生的使用价值是电话费用的3.5倍以上。在非洲国家有的说达到了80几倍，打电话和得到的好处是费用的80多倍，在中国曾经到的10几倍或者三点几倍，美国的发达地区相对低一点，一点几倍，中国没有做深入测算，假如做的话，可能在西部地区打一个电话的使用价值比城市打的使用价值高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西部发展通信和信息化肯定是有市场前景。

陈育平：这里我补充一点，大家记得，过去分的城市电话、农村电话，现在逐步说成了距离死亡，不是随着距离的长短来分，我是按照一些功能，按照一些分片，等于一个通信区，通信区的这样一种概念来划分这个，所以长途成本或者费率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一种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这种变化，所以我们也想，实际上在西部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把成本越来越低的技术，把成本越来越低的业务带到西部带到农村，使得大家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这个也是我们这次，为什么我们这次会议要在西部开，要在新疆开，要在边远地区去开的这么一个目的，我们希望把我们东部的，把城市的这些智囊团介绍到西部去，让他们在那面多为西部做一些贡献，出谋献策，为西部做一些贡献。

主持人：前几天，我记得有一个观点，运营商在农村可能铺宽带比通电话可能还具有更大的实用价值。也可能更受欢迎，你们觉得这个观点对不对？

杨培芳：我说一下这个事情，我在河北一个不太发达的一个县城，看到一个小区，这个小区里边所有的家里，都有宽带上网，而且是视频的，可以跟国外聊天，同时每一个家庭的，小区家里的客厅里都有可视电话，可以看到小区的大门可以看楼外面的情况，拨一个房间号打到别人家可以通电话，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呢？一个是宽带上网大概是30到50块钱包月费，随便上。可视电话是在小区里面买房子卖出去了，根本不要钱，免费的，比如说我到这个县城里，我说比北京还要先进，北京的小区很少有这样的情况，说明有这种可能性，在西部也好，在农村也好，新建的一些小区，新建的农民聚居地，完全可以采用比城市里面价格低廉，费用也非常负担得起，这么一个先进的技术，当然也有人说，他这样做，会不会把这个事情搞大了，应该是有钱人用新技术，不一定，我刚开始讲过，中国人用的手机比美国普通人用得先进，中国人现在每一个城市也好，甚至每一个农村也好，所铺的新的传输设备都是光缆，现在电缆基本没有了，到欧洲去，好多国家中等城市都是用的铜制电缆，铜很贵，因为在里面放上了，不愿意用新的，我们农村就没有必要用这个技术，所以光缆比这个便宜得多，所以这样来看，中国经常讲，我们利用后发优势跨越发展，这正是我们跨越发展的切入点，这是规律。我是这么看的，当然也许陈主任有不同的看。

陈育平：实际上就是刚才杨总说的后发优势或者后发经济，实际上这个就是说，新的技术使得成本大幅度地下降，带来了许多你意想不到的好处和优势，也许你以前花很多钱办到的事情，现在用很低的价格能达到目的，现在就是说，也许越往后这种技术的发展，给大家带来的后发经济的效益会越明显。

主持人：所以河南在农村铺了IPTV网，不但是宽带，还铺的IPTV网，现在有80万用户，这个是咱们农村中国信息化的典型？不知道你们俩了解不了解情况？

杨培芳：IPTV网是将来发展的趋势，新的走向，最大的好处就是三网合一，可以把看电视、上网和打电话统一到IPTV的平台上去，这个问题中国没处理好，因为广播电视部门和电视部门两个不同的部门，中间有些体制的问题，尤其是新一届政府以来，通过大量的工作，现在逐渐统一意识，现在已经没有政策障碍了，在这个问题上，三网合一只是一个时间表的问题，主要现在讨论，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才能达到三网合一，一个IPTV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数字电视，还有一个机顶盒，这个电视和机顶盒做起来也可以打电话，有这么几种方案，这个在国外也是争论了好多年，我们有一个体制的问题在里面，中国现在在选择用什么样的技术更好，现在看来，我作为技术经济的研究人员，我感觉到IPTV更有前景，更看好一些，方案更合理，费用更低。更符合未来的发展方向。

陈育平：实际上IPTV网是三个，是业务、网络、技术上的融合，现在说，从技术上讲，并没有多大的障碍，主要如何来做这个事情，政策上如何来把握，部门之间体制上如何协调等等这些问题，植物在城市开还是在农村开，应该是说，我觉得问题不是太大，只要有条件的地方，我觉得都可以开这个东西，大概杨总说的，你技术方案的选择，如果来选择更合适的方式来做三网合一，更合适的方式，更合适的技术开发这个业务。

主持人：今天杨总和陈主任做客新浪聊得非常精彩，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嘉宾访谈都结束了，请两位嘉宾和网友告个别。

杨培芳：感谢网友支持我的工作，谢谢大家。

陈育平：感谢大家能够有耐心地听了我们一个小时的在线专访，也感谢新浪给我们的这次机会，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来更广泛地和大家聊一些话题，把我们的一些想法，把我们的一些工作汇报给大家，谢谢网友，谢谢新浪。

主持人：同时感谢广大网友的积极参与，本次聊天到此结束，谢谢，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