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风车的人是孤独的。但几个孤独身影的背后，也许十五万民间中医才是真正的希望

韩杨@本刊记者

从北京北三环大钟寺向北，沿着气势恢宏的蓝景丽家家居卖场和国际爱家收藏之间的小路穿行约百米，向左拐进一条小巷，路边是挂着红红绿绿便宜塑料制品的一元小店、露着黑乎乎窗口的小吃店、曾经辉煌一时如今显得落寞陈旧的长城照相机厂。吕炳奎中医门诊部就租用了照相机厂西配楼的一层。

不远处的繁华和当下的寂寞，这间门诊部的处境好似隐喻了中医目前的为难境地。中医历经几千年的辉煌发展，在最近百年却陷入尴尬，甚至迷境重重、乱象丛生。迷局中，一群长者奋勇博弈。他们当下的影响力尚未可知，但在他们身后，隐约看到的是希望的种子。

挽救中医之“道”：复兴文化

“汉字和中医是支撑文化的两块基石。如果毁了，中国文化的脊梁就断了！”说这话时，吕嘉戈站在吕炳奎中医门诊部前，显得十分着急。他的父亲吕炳奎先生是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奠基人。

诊所不过三五间诊室而已，走廊里飘着浓郁药香，光线很暗，即便白天室内也需开灯照明。作为一家盈利性医疗机构，诊所每月亏损，可吕嘉戈处之泰然，挽救中医，复兴中国文化，这里是他的战场。

“鹰牌风油精德国造！”说起这则在国外看到的广告词，吕嘉戈就来气，“德国哪会有风油精啊？”迄今为止，中国的中药处方有一千多种被外国抢先注册。北方药材基地安国有上百人领着高薪在美国种植中草药；欧洲各国常年有招聘中医师的广告。

一方面是对中医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医的不科学，外国人对待中医的两面性让吕嘉戈看到了中医民族性的重要：“如果有药品既廉价、又安全、又有效，这样的产品谁会不动心？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而科学与否，恰恰是中医在近百年来遭遇的切肤之痛。近代西风东渐，中国的知识分子力图反思民族落后根源。在中医领域，批判来得更是彻底。1926年，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因西医误诊摘除了一个肾脏，但他仍然在报上登出启事，认为西医比中医科学。胡适也曾说，中医虽然能治病，但不见得科学；西医有时未必治得好病，但西医的确科学。

而在吕嘉戈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白米饭中国人吃了数千年，时代更迭改变的只是蒸米饭所用的容器，而稻米和水却是始终不变的。这就类似中药，改变的也许是煎熬的器皿，可中草药本身的植物特性不变，药理依据的阴阳五行不变，其效用自然也不会改变。这种从宏观把握的医理，跳开了西医从微观入手的实证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加具备智慧的。

“为什么我们的中医研究老是要停留在让别人相信的基础上？这本身就是自卑感的表现！”能否用西方的实证方法证明经络的存在，一直是困扰中医学研究的问题。可吕嘉戈的思路是中医研究一定要跳出这个思维怪圈。巴豆，对人来说是一种泻药；可用在老鼠身上，却像养料一般，能让老鼠越长越肥，所以在中国古代，巴豆也被称作“鼠豆”。如果按照西医动物实验的法子，那把巴豆当作补品的人恐怕就要受苦了。

中国自古传下的汗牛充栋的医书，讲的更多的是中医治病救人之“术”，因此被诟病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吕嘉戈想知道的，是中医学在中国文化中拔萃出来的哲学方法论。从1993年，他开始着手研究《易经》。其间，由于辞去公职，他的生活在出国治病挣钱和回国潜心研究中交替。历时十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中国哲学方法论》。

2003年，吕嘉戈在父亲的支持下开办了目前的中医诊所。在他看来，“复兴文化势在必行，中医已经不能再等了。” 如今，吕嘉戈经常受邀到大学和各种民间团体做讲座。除了日常诊所事务，他还继续着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他希望能以水的柔来普及文化的复兴，“人多了，水自然就上来了”。

“那有没有想过失败？”

“无所谓失败，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沉吟片刻，吕嘉戈说，“我从不说怀才不遇什么的，只要去做就行了。慢慢来，总是能成功的。”在他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挂着几张经脉图，旁边是父亲吕炳奎先生微笑着的照片。

挽救中医之“术”：攻克疑难杂症

空房间能杀人吗？答案显然是不能。

但如果空房间里既没有水，也没有食物，把人关在里面不能出来，当然空房间也能杀人。

浙江东阳的孙传正医生用这个道理说明中医治病的医理：不是简单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从宏观着眼，改善病变处的人体内环境，使之不利于病毒的生存，达到治病的目的。孙传正把这个道理称作超前的人体生态科学。

1957年中国治愈乙型脑炎，用的是张仲景《伤寒论》中的白虎汤。如果按照西医的功能划分，白虎汤里的每一位药，或四位药合用都没有杀灭病毒的功能。但它的高明之处在于改善了人体内环境，使病毒无法生存，客观上起到了治病的效果。

同样的医理，被孙传正用在艾滋病的治疗上。2005年，通过北京地坛医院化验，经他治疗的艾滋病患者，已有十三例抗体转阴。其医学论文被译成日、韩、英等多种文字被转载。

“挽救中医，就要攻克疑难杂症。这样在世界医学界才能拿到话语权，人们才能真正重视中医的力量。”出生在浙江义乌的孙传正，从高中起，就开始研读祖父留下的医书。家庭的影响使他对中医有着天然的好感，他捧起的第一本医书是《黄帝内经》。

即便是后来在工厂里做了文书，孙传正对中医的爱好也没有停步。无论上班下班，他总是沿着东阳江边看医书边向前走。那条江边的小路，他已经走得悠然了。

1986年，听说国外难以攻克艾滋病，他就开始留心收集资料，进行理论研究。2001年11月，听说河南上蔡县的情况后，孙传正从义乌到阜阳，再到周口，最后到达上蔡时，正赶上一场大雪飘然而下。

住在上蔡县后的十多天里，他没有见到一个病人。后来有人病得不行，死马全当活马医，才送来给他瞧病。很快孙传正的医术得到了承认。当地行政部门也曾收缴了他的药，由于艾滋病的传染性，行政部门的文员把自己锁在栏杆里办公。患上艾滋病的村民将一双双手伸进栏杆，要回了孙传正大夫的救命药。

2004年吴仪总理走进艾滋病村，当地村民向她推荐了孙传正。为此，卫生部和药检总局还开了专门的论证会。历时两年，孙传正创立的医药品牌爱立康终于即将拿到药号。

有艾滋病抗体转阴的病人在网上公布自己的治疗过程，遭到网友的质疑。当记者提出要采访这位患者时，孙传正大夫拒绝了。在他看来，病人患病十分痛苦，而且还要瞒着家人，精神难以承受。而体谅病患，更是一个医生应尽的职责。他向记者保证：“快了，等他病毒指数彻底降下来你们再聊也不迟。”

孙传正医生也想过闲下来后的打算，他想办一所纯正的中医学校，还想写上几本书总结自己的医疗心得，而目前他还没有时间兼顾这些。已经迈入甲子之年的孙传正目前正在为彻底治愈艾滋病而奔波。

中医的科学之辩

“周幽王想要借助外力消灭政敌，结果自己也得到了毁灭，只能向东逃建立东周。吴三桂本想借助清兵来消灭李自成，结果只能导致明朝的灭亡。这和西医一样，借助外力来杀灭病毒，自己也会同归于尽！”科技部研究员贾谦用史实来类比西医医理的局限性。

在他看来，西医的发展已经山穷水尽，无一处能胜于中医。只是目前，大家还没有意识到中医的重要。

这位西北大学物理系64级的高材生投身于中医政策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想抱儿子拜错了关公”。原本钟情实验室的贾谦搞中医现代化的课题已有十多年，也曾走过不少弯路。在研究的最初阶段，贾谦曾作出设想，将中医的每味药提纯，甚至颗粒化，这样按方抓药，只需配比颗粒即可，非常方便。

很快，他发现自己错了。好比吃饭，如果吃得不是大米，而是米精，怎么能够生存？中药也就失去了药之为药的根本。意识到自己错误之后，贾谦虚心请教中医专家，对他来说，“学术研究，错了就是错了。知错就要赶快改。”

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强调宏观，讲究“和而不同”；而西方文化强调“争”，更侧重“见微知著”。而所谓科学，严复的翻译是“格物致知”；后来在五四运动中，科学作为“赛先生”的代名词，强调更多的是自然科学。其实中医讲究的是形而上的管理学，这个思路显然更加开阔和先进。

2003年4月份，非典肆虐之时，贾谦和研究所里的另两位老先生不顾家人劝阻，毅然前往广州考察中医治疗疗效。三位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老人在考察了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情况后，惊喜地发现，在邓铁涛老教授的指导下，中医疗法治疗非典能使病人彻底痊愈而且无副作用。这一现象也引起科技部和卫生部领导的重视。这让贾谦看到了希望。

然而中医目前在社会上毕竟势危，还存在人才培养、机构设置、社会信任等方面的种种困难。挑战风车的人是孤独的，但贾谦却摇摇头：“在我们身后，十五万民间中医才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