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最初时遭遇的种种监管阻力，Helen Y. Chu说：“我们像是坐等一场大规模流行病到来一样。我们有能力帮忙，但却什么也不能做。”

身为一名华盛顿大学传染病学助理教授，Helen Y. Chu可能从未想到，她会体验到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之后，时任FBI副局长Mark Felt内心的煎熬。

同样是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对于拥有多年间谍经验的Mark Felt和一直在象牙塔里从事学术研究的医学博士Helen Y. Chu而言，说出惊人的真相都意味着付出巨大的勇气和承担极大的风险。

不同的是，Mark Felt将他“深喉”身份的秘密恪守了30多年，而Helen Y. Chu的事迹曝光于众还不到3个月。

Mark Felt吐露的“水门事件”真相是美国政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Helen Y. Chu的行为则是美国乃至世界流行病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它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使他们避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至少能够接受及时的治疗。

《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揭开了Helen Y. Chu及其对于流感与新冠病毒的研究，是如何在存在缺陷的美国政治体制中克服重重阻力，最终使得卫生部门认识到疫情的严重程度，继而采取行动抵抗病毒扩散的故事。这期间还夹杂了隐私与道德的取舍，以及监管合规与公众恐慌的政治权衡。

出师不利

Helen Y. Chu与新冠病毒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偶然。

从2012年起，Helen Y. Chu就在华盛顿大学从事流行病学、过敏等相关病症的研究工作。过去几个月以来，她和她的团队一直都在为了研究流感而采集当地有流感症状的居民那里收集鼻腔分泌物。

她所在的地区是华盛顿州港口城市西雅图————这里正是美国第一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居住地。

或许，Helen Y. Chu最初未曾料到华盛顿州会在短短两个月之后确诊病例暴增，成为全美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截至目前，华盛顿州确诊病例达到267例，占到全美确诊总量的近三分之一；死亡24例，占全美死亡总数的接近80%。

在疫情爆发的最初阶段，Helen Y. Chu和她的团队也注意到了本地发生新冠肺炎的案例。他们一直想改变他们实验室的检测目的，从检测流感病毒转为检测新冠病毒。

然而，想要转变实验室的检测目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Helen Y. Chu和她的团队需要获得华盛顿州和联邦政府的批准。

事情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纽约时报》的采访报道写道，Helen Y. Chu跑遍了相关部门，但她所到之处，所有官员们都拒绝了她的申请。

官员们拒绝的理由包括：Helen Y. Chu的实验室是研究性质，没有获得临床研究工作认证，获得这一认证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且，实验室也没有得到研究对象的明确许可来检测新冠病毒。

这样的开局让Helen Y. Chu倍感挫败：

我们就像是坐等一场大规模流行病到来一样。我们有能力提供帮助，但我们却什么也不能做。

为什么Helen Y. Chu的实验室想检测新冠病毒这么难？这里需要了解美国病毒检测的制度。

美国采取的是一套集中管理卫生事业的制度，主要由CDC完成核酸检测程序，各地实验室需要获得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才能获得病毒检测资质。这一资质还有严格的涉及范围。

相比之下，德国则采取分散式实验室管理制度，只要有执照，任何实验室都能检测病毒，而且所有实验室地位平等。

而且，各地的公共卫生实验室在进行完核酸检测之后，还要把绝大多数样本送往位于乔治亚州城市亚特兰大的CDC总部进行二次检测。

送去CDC总部进行检测的样本也不是100%会被检测，而是要先排查，看其是否符合检测标准，然后才能正式获得批准接受检测。

那位来自西雅图的“1号确诊病例”虽然去过武汉，但一开始却因为没能满足CDC严格的检测标准而被拒之门外。所幸，华盛顿州卫生系统官员对他担忧不已，经过一番施压和沟通之后，CDC终于同意这位男子接受检测————结果证实为阳性。

美国第一例“感染路径不明”的全国第15号病例也曾因为最初达不到CDC的排查标准，而在等待数日之后才获准检测。又等了3天，检测结果才出炉，继而确诊。

在这种情况下，启动针对全国公民的快速病毒测试变得相当困难。

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的病毒专家Christian Drosten认为，集中管理实验室的国家可能损失了一个多月的宝贵时间。

一直到2月28日，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才动用自由裁量权，紧急宣布“允许某些实验室在资质审核通过前开始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此外，政府官员们以未获得研究对象的许可为由拒绝Helen Y. Chu的实验室检测新冠病毒的理由也很贴合实际：这种检测的费用政府并不支付，而自费账单高达几千美元。直到3月3日，美国政府才宣布将新冠病毒检测纳入医保。

这正是为何海内外研究人员一致认为，美国在疫情爆发早期错过了大范围检测的关键机会。

冒险行动

2月25日，也就是FDA紧急允许一部分无资质实验室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的三天之前，Helen Y. Chu和她的同事们坐不住了。

他们无法忍受继续等待，因为病毒也没有等待他们的实验室获得批准，已经在持续扩散了。

Helen Y. Chu团队决定行动，他们在没有获得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开始检测新冠病毒。

鉴于美国严格的法律法规要求，这样的举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冒险。就在他们开始检测之后几天，华盛顿州监管机构连夜要求Helen Y. Chu的实验室完全停止检测。

由于检测工作严重不到位，全美各地方政府只能在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开展疫情防护工作。当时，这种尚未被发现的危机已经导致感染人数呈现指数级增长。

最初的检测结果就证实了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当地一名近期内没有出行经历的青少年被检测为阳性。

这表明，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在美国的土地上扎根了，但却没有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当回忆起那时候的情景时，Helen Y. Chu说：

它（病毒）在那段时间肯定是已经存在了。它已经无处不在。

道德困境

在阳性检测结果出现之后，新的问题出现了。

“我们被允许做的事情就是不让别人知道，”Helen Y. Chu说。

她紧接着就补充说：“但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做的是告知公共卫生部门。”随后，他们将结果通知了当地卫生官员。

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当天晚些时候，西雅图卫生部门官员与FDA的调查人员开会讨论这个青少年病例。会议结束之后，官员们电话通知Helen Y. Chu团队，明确要求他们停止检测。

尽管如此，这一令人不安的发现依然改变了政府官员们对疫情的理解。

西雅图流感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很快对这种病毒的基因组进行了排序，发现在美国首例确诊病例中也出现了基因变异。

这意味着，新冠病毒很有可能已经在社区内悄无声息地传播了大约六周，数百人可能已被感染。

官员们对疫情扩散的担忧反而解救了Helen Y. Chu的实验室。

就在被勒令停止病毒检测的第二天，官员们又给他们打了电话。这一次，态度有所缓和，他们允许实验室开展临床性病毒检测，汇报未来的检测出的病例。同时，他们需要把检测结果及时报告给当地卫生部门。

3月2日，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流感研究机构审查委员会认定，研究人员在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不进行检测、不向当地卫生部门报告结果是不道德的。

从那时起，Helen Y. Chu的实验室发现并报告了许多其他病例，所有病例均已得到确认。

这个实验室的科学家们说，相信他们会找到证据来证明这种病毒是更早地感染了人类，如果当初允许他们进行检测，他们本可以更早地通知有关部门。

然而几天之后，执行医疗保险规定的华盛顿州监管机构介入此事，再次要求Helen Y. Chu团队停止病毒检测工作，直到完成临床实验室的认证————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周时间。

对于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Helen Y. Chu现在反而能够理解官员们了。她说，现在回想起来，她明白为什么过去几周实验室一直遇到来自监管层的阻碍。

这些保护措施的存在是有原因的。你想要保护人类，要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去做事。

不过，她并不后悔团队成员们所做的一切，虽然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来突破繁文缛节才能够在疫情爆发时挽救生命这一点仍令人沮丧。

我想，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批评的声音

很明显，病毒的传播速度比FDA审批Helen Y. Chu的实验室转变检测目标的速度快多了。

在短短数周时间里，病毒已经导致西雅图地区20多人死亡。到今天为止，美国的确诊病例数量超过了1000名，增至1010人，感染者遍布38个州，总计31人死亡，死亡率3%。

上周五，CDC主任Robert R. Redfield博士才表态说：“迅速采取行动对抗击疫情至关重要。时间才是关键。”

《纽约时报》评论称：

西雅图的流感研究表明，在其他国家更早、更快地开展病毒检测之时，那些旨在保护隐私和健康的现行法规和繁文缛节却阻碍了美国全国性检测的快速推广。

面对可能是一个世纪以来都未曾见过的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并未做出灵活的反应。

综合编译《纽约时报》等英文媒体的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