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2天艰苦卓绝的调查，国家监委调查组关于李文亮情况的调查通报（以下简称《通报》）终于出炉了。武汉方面迅疾展开行动，撤销了对李文亮的训诫书，并向李文亮家属致歉。接着以对派出所副所长和民警的一个行政记过、一个行政警告干脆利索地结束了李文亮事件。

由于训诫不属于《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行政机关应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行使职权，没有法律规定，不得擅自设立处罚种类，因此训诫书被撤销应无多少悬念，致歉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处理结果如是均在意料之中。只有李文亮是否违法和李文亮是否遭到单位处分（或拟）以及救治过程是否遭到报复以致构成医疗事故三件事，成为事先大众关注的焦点。

从国家监委调查组的通报来看，后两个问题都得到了明确回应：李文亮事后未遭到处分，领导也未对其拟以开除处分，工作如常；救治过程负责而规范，不但没有构成医疗事故，而且以大段的医生证词为据证明救治过程充满人情味，俨然医疗史典范。下面对此二事仅提四点疑问和建议：

一、《通报》称，“2019年12月31日上午，武汉市中心医院有关领导和李文亮医生进行了谈话。”既然武汉公安局的责任人可以公布姓氏（《通报》）乃至姓名（武汉公安局通报），为什么不能公布和李文亮谈话的医院领导的姓名？另外谈话谈了什么能否公布一下？如不规范可汲取教训以绝后患，抑或处理精当，为世楷模，均可有功世道。

二、《通报》称，“医院让李文亮医生写一份认识材料。”医院依据什么规章制度让李文亮写这份认识材料？是否如训诫一样于法无据，医院是否该因此向李文亮家属致歉？

三、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应由医学会组织鉴定，而不是听信救治医生、医院领导乃至救治专家的一面之词。因为他们正是嫌疑人。所引证词充满感情色彩，诉诸情感并不能证实事实。感情是感情，规范是规范，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四、《通报》前面文字所指事实部分并未引用任何证据，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一节却突然文风大变，引用医生陈述作为证据，这不是规范的公文写作。因为通报只需陈述调查完成后的事实和建议即可，无需引用任何证据。如需引用，那么所有的事实均应引用，为何其他事实不引用证据，单单事故医疗事故调查部分引用证据？遑论不合法证据。另外，如果以情动人的写法在通报这个公文里合适的话，建议在开头部分向李文亮的去世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这样才会文风前后一致，符合公文的规范。
下面再谈谈大众最为关注的事——李文亮在此事件中到底有没有被认定违法。

《通报》称，“中南派出所出具训诫书不当，执法程序不规范”，武汉公安局通报称，“……出具训诫书，属处置不当、适用法律错误、执法程序不规范。”首先，“执法程序不规范”不是严谨的法律术语，执法程序只有“违法”“合法”之分，没有“规范”“不规范”之说。法律文书应使用法言法语，这是基本要求。——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所有通报里都不使用法律规定的表述“行政行为违法”呢？

如果你觉得这是咬文嚼字不重要，那么我们来看个重要的。注意：两个通报均使用了“不当”这个词。法律文书应当法言法语，于法有据，但在国监委网站未发现执法程序规定，不知“不当”一语究竟何意。因此我们只得援引相似法律理解该词。《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有“明显不当的”，《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目有“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因为均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正确”“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或滥用职权”相并列，意指非上述所列性质；在法律实践中“不当”多指违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只是处罚畸轻畸重的情形。也就是说，“不当”是一个具有特属涵义的法律术语，是指违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只是处罚不当。就李文亮案来说，武汉公安承认适用法律错误，《通报》则仅称“不当”，未提适用法律错误——两者意见重合之处清清楚楚——李文亮造谣了，违法了，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这也可以从《通报》中对病毒发现过程的表述和李文亮表示“承认自己不对”的表述中读出国监委的这种态度——既然你自己都说自己不对，那还不是违法？

两份通报都使用了“不当”这个词，表示了他们一致的意见——李文亮违法了。这也意味着，以后出现类似事件，你们还是需要听政府的，不能猜测、不能说话、不能质疑……否则法律伺候，那时就不是训诫了，将严格依法进行……

最后再说一句，通报的署名者是“国家监委调查组”。此调查组乃临时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发布《通报》吗？难道不是该由设立该机构的国家监委署名吗？这个署名意味深长，难免令人遐想——冤有头债有主，不该你背的锅你背什么？——这使整个事件都笼罩在这个疑问之下。

撰文：唤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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