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系独立国际季度科学评论期刊Inference最新季刊《新型冠状病毒和新冠肺炎》特别专题报道系列中的文章。原文标题：COVID-19 and the Global Economy，作者John Feffer。

Inference 创立于2014年，编委会成员聚集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各国科学院院士、皇家学会会员，来自MIT、哈佛、斯坦福等顶尖院校等专家学者。并广泛邀约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文章。不同于经过同行评审的论文，Inference更致力于发表理性、有见地和有洞察力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该杂志从人类学到动物学等各个领域中思想的真实多样性。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成员、1979年物理学奖得主、美国理论物学家Sheldon Lee Glashow担任Inference 的编委和自由编辑，他本人也是广受欢迎的美剧《生活大爆炸》里“谢耳朵”的原型；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成员、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引力波研究”先驱Barry Barish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跨学科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同为该刊编委。

经授权，出于学术交流和传播思想洞见的目的，我们对这一组特别报道进行了编译（其他文章请查阅今天的同步推送），也欢迎读者朋友们在后台踊跃给我们留言，我们将汇总其中的精彩留言和洞见反馈给Sheldon Lee Glashow教授，也许下一个被“谢耳朵”点名的就是你！

COVID-19 与全球经济

作者 ：John Feffer

现代全球经济的基础是现代医学。维持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的交易需要一个默认的前提——保证商人和金融家在开展业务时不会交叉感染。经济全球化要求包括港口、航空码头、火车站、联运枢纽在内的国际分销节点不能成为病原体的扩散场。否则，交易中断、医疗急救和劳动力周转的成本将远远超过海外投资带来的收益。

Photo by Denys Nevozhai on Unsplash

现代社会到来前，在集市或战场附近进行全球交易存在很严重的感染隐患。跟随着探险者、士兵和商人脚步，病原体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对世界文明造成了周期性破坏。瘟疫是导致罗马帝国覆灭的一大原因。欧洲殖民者携带的各类病毒几乎摧毁了美洲所有的土著部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流感大爆发是压死第一次现代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卫生条件和流行病学的进步以及疫苗的研发使人类有信心避免流行病对全球商贸造成干扰。对于天花、黄热病等疾病的有效控制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之中。纯度越来越高的流感疫苗，有效地保护人们不再惧怕流感的爆发。SARS、埃博拉这样更致命的流行病也得到了有效的抑制。高发病率的流感病毒、高死亡率的埃博拉病毒都没有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亦或者说，相比于与交通事故、石油泄漏和自然灾害，这些流行病并没有对全球经贸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

01

COVID-19不仅是一种新型病毒的代称，也标志着全球经济的面临的新挑战。免疫力的缺乏和大量无症状感染者让这种病毒非常难以控制。流行病学家担心，这种特殊的冠状病毒可能会像普通感冒和流感一样成为全球周期性爆发的疾病。

COVID-19的迅速扩散蔓延已经损害了全球经济的流通体系。目前，全球各大港口的流量显著下降，航旅业已经停摆。股票市场以刷新记录的速度从牛市走向熊市。疫区的各项业务停滞、瘫痪，失业率急速上升。

虽然绝大多数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只会表现出轻度至中度症状，但对于有基础疾病和免疫系统损伤的病患来说，这个病毒对于全球经济来说，必定存在严重的潜在危机，才会有此次疫情中的严峻症状出现。

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全球经济这个病人能否挺过这道难关？如果可以的话，这场病将会带来什么改变？

02

其实在此次新冠病毒爆发之前，经济全球化就已然面临着很多非常严峻的考验。2019年1月24日，《经济学人》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化正在放缓。在这一趋势下，贸易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下降，外国直接投资在全球GDP占比也有所下降，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地位也不再那么重要。全球经济这场游戏性质一直在改变：

商品的运输成本不再下降。跨国公司发现，全球扩张是在烧钱，而本土竞争对手之间打的头破血流。全球的经贸活动正转向服务业为主，而这种产业很难跨境销售。中国制造业越来越自力更生，其所依赖的进口零部件越来越少。

正如经济学家潘卡伊·格马瓦特经常指出的，全球经济不是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跨境贸易仅占全球GDP的20%，外国直接投资仅占总投资的10%。因此，尽管经济放缓的影响已经显现，全球经济在过去十年中还是能够不断扩增。

科技的发展加速了逆全球化的脚步。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意味着，机器将零件打印出来并在市场附近完成最终产品的组装这让海外的廉价劳动力失去意义。因此，全球生产转配线以及维持其盈利能力的全球物流系统，正如丝绸之路时代的车队和黄金时代的电报站一样被时代抛弃。

在COVID-19开始之前，全球化的另一个先决条件是它对气候变化的贡献。仅货物运输这一项的碳排放就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7%-8%，其中航空运输的碳排放量最大。为了符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建议，从根本上减少碳排放的一种显性方法即是在销售地完成商品的生产。

最后的挑战是来自于政治。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对经济全球化的批评主要来自左派，并且只是边缘化势力的声音。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一项新的民粹主义势力，对全球化主义以及长期支持全球化的中右翼和中左翼主要政党构成了挑战。借助于对欧洲一体化机构持尖锐的怀疑态度，这种声音猛烈的抨击着经济全球化，最终导致了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成功。怀疑主义还帮助民粹主义右翼势力推进匈牙利、波兰、捷克共和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政权之中。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和巴西的耶尔·博尔索纳罗也都利用这种情绪获得政治职权。新的右翼领导人设置贸易壁垒，以跨国公司为目标，或推行旨在阻碍全球化进程并加强当地制造业的相关政策。

03

COVID-19正在攻击的是一个已经被经济、科技、环境和政治因素改变的全球化体系。这不是经济全球化面临的第一次挑战。过去，发生了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也发生了各种意料中的（Y2K，即千年虫漏洞带来的“千禧年危机”）和计划外的（9/11，世贸双子星遭受恐怖袭击）事件。但这次，全球化正在发生一些根本性变化，而COVID-19后全球经济必然会有所不同。

1）首先，全球经济面临萎缩。根据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3月底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负增长，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包括墨西哥和阿根廷在内的某些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将出现特别严重的收缩。同时穆迪预测，在中国和印度的带领下，2021年经济将出现强劲反弹。但是这些预测缺少证据，仅仅一厢情愿的假设COVID-19会对2020年之后的经济产生最小的影响。此外，为了确保全球经济反弹，G20成员国和舆论届都支持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张，而非逆全球化。

虽然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都在敦促国际经济总产出迅速好转，但他们很少关注这种产出的性质或使全球经济如此易受流行病影响的潜在因素。此前供应链的中断，多因2011年日本地震这样的一时性事件造成。而COVID-19可能带来的是长期风险，这让全球供应链具有极大的不可预测性，也促使制造商开始考虑将生产链转移回国内来降低风险。例如此次的COVID-19导致疫情严重的国家政府纷纷考虑减少口罩等关键医疗用品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当COVID-19威胁过去时，全球经济很可能迅速反弹，但在贸易和投资全球化程度很可能会降低。

2）另一个不可预知的元素与边界有关。全球化催生一个无国界的世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欧盟内部货物、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北美自贸协定等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复制了这种商品和资本模式。但是由于新冠病毒的出现，欧盟的申根国家不得不关闭边境。只要这些国界边境在世界继续存在或变得更加严格，就会对全球化征税，为经济全球化带来巨大的阻碍。

2018年9月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Photo by Jesse Mills on Unsplash

成本效益分析之下，自动化将鼓励制造业的本土化回流。研究过经济衰退时期自动化如何激增的经济学家估计，经济下滑对低收入工人、年轻人和有色人种工人造成的风险最大。自动化也将在世界各地产生不同的影响，其程度也难以量化。但世界银行估计， 埃塞俄比亚85%的岗位、77%的中国就业机会和泰国72%的工作岗位可能被机器人所取代。COVID-19一个因素不会造成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需求削减，但它很可能代表这种技术演变中的一个间断平衡时刻。

3）新冠疫情可能对全球碳足迹产生显著影响。经济停摆已经大大减少了全球的碳排放，中国这样的强处理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2月份中国碳排放量减少了25%。但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反弹已导致碳排放量相应增长。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碳排放量增长率了5%。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制定的经济救助计划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关于减少碳足迹的规定，没有通过生产制造业和农业的可再生能源转型来促进碳减排。

在全球化不断收紧、病毒蔓延扩散前提下，经济刺激计划在解决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方面收效甚微。尽管股市的动荡让富豪们的资产大大缩水，但失业率上升对于底层的民众造成的打击更大。如果病毒像影响欧美一样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沉重打击，那么世界的发展差距鸿沟将加会变得更加深刻。而发达国家的援助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发展不平衡问题。

4）最后一个考虑问题是COVID-19是否造成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由于停工停产，中国经济在此次疫情初期受到沉重打击。但同时，中国也是第一个有效控制疫情的国家。在印度等其他国家刚刚开始封城停产的时候，中国已经能够逐步恢复并重新开放经济。工业生产的复苏使中国能够向目前与COVID-19作斗争的国家提供很大的援助。

而美国目前正遭受着巨大经济打击，相较于中国，其规模将更大、更持久。因此，美国可能将会失去其全球领导者的地位。美国国内的医院难以满足现阶段如此巨大的医疗资源需求，不能指望通过援助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领导力方面的竞争。在病毒大流行之前，美国在联邦、家庭、企业等各个层面都面临着严重的债务问题，而经济停摆和随后的联邦政府的救助计划将加剧这些问题。二战期间英国长期积累的债务问题导致了这个全球大国的崩溃，其国际地位被美国取代。COVID-19也可能把全球经济的重心从美国转移到中国，这一趋势显然正在进行。

目前来看，COVID-19导致的流行病本身不会改变全球经济。然而，它充分揭示了国际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并成为某些趋势的催化剂。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如何应对COVID-19所暴露出世界运作方式和经济停摆形式。

作者简介：

约翰·费弗（John Feffer）是美国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作家，现任外交政策中心联合主任。他的著作包括《十字军东征2.0》（《城市之光》，2012年）、《当代对伊斯兰的攻击，朝鲜/韩国：美国政策和朝鲜半岛》、《美国当前对朝鲜政策及其局限性》、《权力之旅》等。其所著的《希望中的生活》描述了当地社区对全球化挑战的创造性反应。

费弗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洛杉矶书评》和许多其他出版物中，他也是《赫芬顿邮报》的撰稿人。

（备注：编译稿件仅供参考，原文以英文原文为准；因篇幅原因，英文原文所引用的大量材料不做呈现，具体引文可参考原版。点击；https://inference-review.com/report/covid-19-and-the-global-economy）

编译：译婷（头条号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