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名杂志《纽约客》刊发长文指出，要改变美国，单单依靠拜登当选是不行的，美国的系统性问题由来已久，必须首先正视才能做出改变。

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四名警察残忍地杀害了46岁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由此引发的全国性抗议示威活动激起了人们的震惊、激动、担忧、恐惧，还有团结一致的表态，其规模之大令人惊讶。

在美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里，街道上挤满了多种族的年轻人，他们已经受够了。在这场自1992年洛杉矶暴动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中，对种族主义和肆无忌惮的警察暴力、虐待甚至谋杀的愤怒和怨恨，终于蔓延到美国的每个角落。

注：1992年洛杉矶暴动，指当年在洛杉矶市爆发的一系列动乱，导火线为该年4月29日当地陪审团宣判四名被控“使用过当武力”的白人警察无罪释放，他们此前涉嫌殴打涉及交通违规事件的一名黑人罗德尼·金。此事件导致上千名对此判决不满的非裔与拉丁裔上街抗议，最终引发一连串暴动。

为了镇压暴乱，政府已经部署了超过1.7万名国民警卫队，这比目前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士兵人数总和还要多。已有一万多人被捕；超过12人被杀害，其中大多数是非裔美国人。至少有30个城市实行了宵禁，包括纽约、芝加哥、费城、奥马哈和苏城。

从阿克拉到都柏林，包括柏林、巴黎、伦敦等地都组织了声援游行。

最令人惊讶的是，在弗洛伊德死后两周，抗议活动还没有结束。上周六发生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抗议示威，数万人聚集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或沿着布鲁克林和费城的街道游行。

持续不断的愤怒和反抗的步伐迫使各州暂时将抗击新冠疫情的艰难应对放在一边，尽管仍有数千人感染这种病毒。各州领导人在召集国民警卫队和协调警察行动以对抗示威者方面，远比任何遏制新冠病毒的应对措施都要娴熟得多。

川普威胁要召集美国军队占领城市，这表现了他的懦弱和威权主义。

“危机”并不能用来描述这次突然释出的政治漩涡。抗议中既有有计划的示威活动，也有暴力和突然的爆发，只能被描述为反抗或暴动。正如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所说，骚乱不仅是被忽视者的声音，还是受压迫者粗暴地进入政治领域的标志。骚乱变成了一个政治戏剧舞台，欢乐、厌恶、悲伤、愤怒和兴奋的情绪在宣泄的舞蹈中疯狂地碰撞。这是受压迫者的节日。

许多参与者有生以来第一次可以在公共场合被看到、被倾听和被感知。人们从边缘地带被拉扯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再也不能被忽视、被打倒或被轻易抛弃。当看到警察难得有一次害怕人群的时候，暴动者第一次尝到了真正自由的滋味，暴动也因此变得具有破坏性，没有规则，充满暴力和不可预知性。

但在这一矛盾纠结之中，出现了对一个新社会的要求和渴望，它与当今社会完全不同。

暴动者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沮丧，也展示了整个社会的困境。正如马丁·路德·金在谈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骚乱时所说：“我并不为美国黑人的反抗感到悲哀；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非常可取的。如果没有黑人这种壮观的骚动，过去的回避和拖延就会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我们黑人关上了过去麻木被动的大门，除了重建时期（注：指美国历史上1863到1877年，当南方邦联与奴隶制度一并被摧毁时，政府试图解决南北战争遗留问题的尝试），我们在美国土地上的漫长历史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用创造力和勇气为自由而斗争过。这是我们崛起的光辉岁月；虽然是痛苦的，但也无法避免。”

他接着说：“黑人革命不仅仅是为黑人争取权利的斗争。它迫使美国正视其所有相关缺陷——种族主义、贫困、军国主义和物质主义。它揭露了深深扎根于我们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罪恶。它正在揭露深深植根于我们社会的整个结构中的罪恶。它揭露的是系统性的而非表面性的缺陷，并表明社会本身的彻底重建才是需要面对的真正问题。"

到现在为止，我们应该清楚年轻黑人的要求是什么：结束种族主义、警察虐待和暴力，以及有权摆脱贫穷和不平等的经济压迫。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如何改变这个国家?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对非裔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和美国自身一样古老的问题。抗议者们握紧拳头，瞪大眼睛，使街道变得拥挤不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社会拒绝或没有能力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相反，那些问这个问题的人会用悦耳动听的演讲，首字押韵的辩解和经常夹杂着关于美国意义的朗诵显出高人一等的姿态，最终是为了维护现状。当今主流政治中充斥着明显的智力贫乏、想象力匮乏和思想平庸。老旧和失败的主张重复出现，但却被宣称为全新主张，使愤世嫉俗和失望情绪重新抬头。

以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最近的言论为例。奥巴马在推特上建议说：“真正的改变需要抗议来凸显问题，需要政治来实施实际的解决方案和法律。”

他还说：“有一些具体的基于证据的改革政策，可以建立信任，拯救生命，也会使犯罪率下降"，这些政策中包括了他在2015年提出建议成立的“21世纪警务工作特别小组”。

如此简单明了的计划，却未能回答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警察改革一直失败?

自1919年芝加哥骚乱以来，非裔美国人一直在示威反对警察的虐待和暴力行为。第一次直接针对警察滥用职权的骚乱发生在1935年的哈莱姆。1951年，一支由非裔美国社会活动人士组成的队伍，带着题为“我们指控种族灭绝”的请愿书，试图说服联合国谴责美国政府对黑人的谋杀。

他们在请愿书中写道：正是由于缺乏应对措施，以及对殴打、骚扰、谋杀缺乏 "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人们才走上街头，挑战警察在黑人社区的典型统治地位。

许多人将现在的全国暴动与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骚乱相比，但其更多的是受1992年的洛杉矶暴动及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的抗议活动直接影响形成的。1992年的暴动是由日益严重的贫困、毒品战争引发的暴力和不断增长的失业率造成的。

截至1992年，官方公布的黑人失业率已达到14%的高点，是白人失业率的两倍多。在暴动发生的洛杉矶中南部，16岁以上的人有一半以上没有工作或不算在劳动力范围内。警察的暴行加上官方默许的对黑人儿童的暴力行为，最终点燃了导火索。

我们记得，1991年3月3日，黑人司机罗德尼·金在高速公路旁被四名洛杉矶警察殴打。但同样真实的情况是，两周后，一名15岁的黑人女孩拉塔莎·哈林斯被一家便利店的韩裔店主斗顺子开枪击中头部，起因是二人就哈林斯是否打算为一瓶橙汁付钱发生了争执。

陪审团认定斗顺子犯有过失杀人罪，并建议判处最高刑罚，但法官不同意，改为判处5年缓刑、社区服务和500美元罚款。洛杉矶暴动始于1992年4月29日，当时殴打罗德尼·金的警察出乎意料地被判无罪，但更令人不安的是，一周前，上诉法院维持了对斗顺子的较轻判决。

判决结果公布后，多种族的抗议者立即聚集到洛杉矶警察局总部外，高喊着“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和“有罪！“当人们开始在城市中南部聚集时，警察赶到现场并试图逮捕他们，但后来意识到势单力薄，于是逃离了现场。

《洛杉矶时报》当时报道，在第71街和诺曼底街，有200人“站在十字路口，许多人举起了拳头。沥青和混凝土块被扔向汽车。有些人喊道:车可是黑色的’。其他人喊道，这是为了罗德尼·金。”

到当天结束时，三百多把火烧遍了整个城市，包括警察总部、市政厅、市中心以及费尔法克斯和韦斯特伍德的白人社区。

在亚特兰大，数百名黑人年轻人一边高喊“罗德尼·金”，一边砸碎该市商业区的商店橱窗。在加州北部，700名伯克利高中的学生走出教室抗议。

在短短五天时间里，洛杉矶暴动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性最强的暴乱，造成63人死亡，1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近2400人受伤，1.7万人被捕。

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援引《叛乱法案》，动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镇压暴乱。一位名叫特里·亚当斯的黑人当时接受了《洛杉矶时报》的采访，报道捕捉到了暴乱的动机和情绪。他说：“我们的人民痛苦不堪。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警察暴力？因为司法系统没有这么做。”

1992年洛杉矶暴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骚乱一样，导火索都是警察滥用职权、大规模的暴力和暴乱者的愤怒。但在60年代，生活水平的相对富足和仍然完好的社会契约概念，意味着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可以试图通过巨大的社会支出和政府项目扩张来阻止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激进化，包括通过了《1968年住房和城市发展法》，建立了第一个由政府支持的，为低收入非裔美国人提供的住房机会。

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社会契约被撕成碎片。20世纪60年代的暴动和旨在控制暴动的巨大社会支出被右派利用，用来对扩张的福利国家进行反击（注：福利国家指由国家立法而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政治保守派认为，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能够创造效率和创新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干预。这种言论与和非裔美国人的恶意种族主义描述结合在了一起，因为过高比例的黑人依赖福利项目度日。

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后民权时代掌握了不用进行肤色区分的种族主义话语艺术，他引入了 "福利皇后 "的说法（注：形容利用欺诈手段滥用社会福利的女性，实际上是对黑人和穷人的一种贬义词）。这些歪曲不仅为破坏福利国家铺平了道路，还强化了有关美国黑人现状的种族主义错觉，对他们的权利剥夺和边缘化被合法化。

洛杉矶暴动不仅暴露了非裔美国人所遭受的警察国家压迫，也暴露了“里根革命”在运用了所谓天才的经济手段后，美国经济核心已经被掏空。

注：里根在当选总统后，开始了两任8年的“里根革命”。其经济战略是减税，提供财政支持给大企业和高收入阶层，扩大赤字和军事开支，以促进投资与消费。由于他消减了大量的社会保障和支持项目，结果美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无家可归者达到的惊人的数字。

20世纪60年代的暴动被贬低为种族骚乱，因为它几乎只局限在被隔离的黑人社区。洛杉矶暴动迅速蔓延到整个城市；被捕的人中有51%是拉丁裔，只有36%是黑人。少数白人也被逮捕。

政府官员曾用种族主义作为借口来废除福利国家制度，但其影响是全面的。尽管大比例的非裔美国人是社会福利的受益者，但其实白人在受益者中占了大多数，当福利被削减时，他们也受到了伤害。

暴动发生后的数天，时任加州议会议长的威利·布朗在《旧金山观察家报》写道：许多示威游行和暴力犯罪，特别是抢劫活动的参与者都是多种族人士——非裔，白人，拉美裔和亚裔都参与进来，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尽管在社会层面上相互隔离，但在对洛杉矶警察局的激烈反抗中，每个群体都找到了自己的方式表达同样的不满。”

洛杉矶暴动发生后，政府并没有出台新的举措来提高暴动者的生活质量。相反，老布什政府的白宫发言人马林·菲茨沃特将暴动归咎于前任政府的社会福利项目。他说：“我们相信，导致内城民众生活困难的许多根本问题始于六七十年代，这些政策已经失败了。”

20世纪90年代民主党和右翼开始融合，因为民主党加强了向类似政策的转向，即严厉削减社会福利预算，并坚持认为非裔美国人生活困难是家庭结构不正常的结果。

1992年5月，比尔·克林顿中断了他的正常竞选活动，前往洛杉矶中南部，在那里他提出了自己对黑人问题症结所在的分析。他说，人们去抢劫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了。他们不认同我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孩子在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文化中长大，没有家庭，没有邻里，没有教堂，没有支持。”

民主党人对1992年洛杉矶暴乱的回应是，将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进一步推向惩罚和报复之路。现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当时激情四射，挥舞着新的《犯罪法案》（注：即拜登负责起草的《暴力犯罪控制与执法法案》），承诺将在街头增加十万名警察，要求对某些犯罪进行强制性监禁，增加对警力和监狱的资助，并扩大死刑的适用范围。

民主党在重新强调法律和秩序的同时，还对人们获得福利援助的权利进行了无情的攻击。到1996年，克林顿兑现了他的承诺，"结束我们所知的福利制度"。拜登支持这项立法，认为 “必须用工作文化取代福利文化，用自给自足和个人责任的文化取代依赖文化。而一劳永逸的文化必须不再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994年的《犯罪法案》是大规模监禁现象，和公众容忍对非裔美国人社区遭遇的激进执法和惩罚措施的支柱。它对于建立如今年轻黑人所反抗的这个世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对社会福利和食品券的无情打击也是最近这次抗议活动的原因之一。

新冠疫情之所以对美国造成如此沉重的打击，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这些福利削减措施，对非裔美国人尤甚。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国家我们没有切实可行的安全网的原因（注：泛指政府主导形成的社会安全保障系统），这些保障措施包括在困难时期提供食品券和发放现金。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弱点根深蒂固，但在民主党执政期间，这一体系被不可逆转地撕裂了。

当前的形势很难简单归结为来自过去的政治教训，但90年代的政治遗产主导了今天在职官员的政治思维。在失业率超过13%的疫情时期，当共和党人坚持将工作要求与食品券挂钩时（注：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现行规定，16至59岁的身体健全者在申请食品券时，必须满足基本的工作要求），这就像克林顿、拜登和其他民主党领袖在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政策一样，具有惩罚性的精神。

因此，尽管拜登极力希望我们相信他是变革的先驱，但他长期的公共服务记录却表明他并非如此。他曾宣称，奥巴马选择他作为竞选伙伴，是对其在上世纪90年代民主党种族迫害政治中所作所为的一种宽恕。但是，从刑事司法系统的滥用和福利国家的缺失，到植根于无节制且贪婪的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这一代人所继承并正在反抗的世界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拜登一手打造的。

更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形成的理念仍然是拜登政治议程的核心。他的竞选顾问包括了拉里·萨默斯，作为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他是放松管制的热情支持者，并且，作为奥巴马在经济衰退期间的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支持对华尔街的救助，同时允许数百万美国人的抵押贷款违约。

拜登的竞选顾问中还包括了拉姆·伊曼纽尔，他的芝加哥市长任期在耻辱中结束。当时的芝加哥政府被曝掩盖了警方谋杀17岁的拉昆·麦克唐纳的事件，后者被一名白人警察连开16枪。但伊曼纽尔对芝加哥造成的损害远比他为极度种族主义和滥用职权的警察队伍辩护要严重得多。他还进行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关闭公立学校的行动——在2013年一举关闭了近50所公立学校。两届任期后，他离开了芝加哥，这个城市的状况和他接手时一样破败，其中45%的年轻黑人既失学又失业。

这表明，在种族主义和警察的残暴行为之外，我们还必须扩大关于国家病症的全国性讨论。我们必须讨论经济不平等的状况，当它与种族和性别歧视交织在一起时，非裔美国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时也更容易受到警察暴力的伤害。

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有可能将种族主义降低为道德败坏，无耻而蓄意的个人行为，同时淡化公共政策部门和私营部门种族歧视的长期累积影响，这些政策和歧视无论个人意图如何，都已削弱了非裔美国人的生活质量。

当人们把焦点缩小到夺走乔治·弗洛伊德生命的野蛮行为时，前总统小布什等人就可以加入讨论，宣称谴责种族主义。小布什在一封关于弗洛伊德被杀的公开信中写道：“许多非裔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在自己的国家仍受到骚扰和威胁，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失败。”

如果小布什不是那个隐藏在他所谓的 "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 "裹尸布下的死神，这个表态就太可笑了。

注："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 "是小布什执政期间的核心施政思路。一方面用减税政策吸引大财团和中上层收入人士的支持，一方面对中下层选民所关心的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堕胎、枪支管理等争议较大的社会问题上，布什也尽力软化和模糊共和党人传统的强硬政策，尤其注意与共和党内的极端保守派拉开距离。

此外，布什还采取了更加包容性的社会政策，积极争取非洲裔、拉美裔和亚裔选民、女性选民以及老年选民。这些趋中性的政策调整，获得了许多选民特别是对选举起重要作用的中间选民的支持。

在担任德克萨斯州州长期间，小布什通过了一个肆意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死刑执法系统，亲自签署了对152名在押人员执行死刑的命令，其中大部分是非裔美国人。担任总统期间，小布什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应对极其无能。卡特里娜飓风造成近2000人死亡，并使新奥尔良数以万计的非裔居民流离失所。

布什能够伪善地参与一场关于美国种族主义的讨论，却忽略了自己在种族主义的延续和维持中所扮演的角色，这说明了讨论的肤浅。尽管许多人开始乐于说出“系统性种族主义”这样的字眼，但提出的解决方案仍深陷在受到批评的体制中。其结果是，压迫和不平等的根源依然存在，它们构成了许多社会活动家所称的“种族资本主义”。

拜登在最近一次罕见的公开露面中来到费城，描述了当前时刻所需要的领导力。他的讲话听起来好像在过去20年间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发表。他公布了一项终止锁喉的建议，尽管许多警察部门已经禁止这样做了，至少白纸黑字是这么写的。纽约警察局就是其中之一，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丹尼尔·潘塔利奥掐死埃里克·加纳，也没有让潘塔利奥因此入狱。

注：2014年7月17日，纽约警察潘塔利奥用手卡住44岁市民加纳的喉咙，最后加纳在11次呼救“我无法呼吸”后身亡。司法部门最后未对潘塔利奥提出任何起诉，但考虑纽约禁止警察对任何嫌疑人锁喉，2019年将其解职。

拜登呼吁加强问责制、监督和社区治安。这些限制种族主义执法的提议与克纳委员会在1967年发表的第一份改革宣言一样古老（注：1967年，约翰逊总统指派了一个由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领导的委员会去调查骚乱事件成因并提出相应对）。和现在一样，当时当全国的城市陷入疯狂的暴动时，联邦改革者们也列举了类似以上这些对警察系统的改革措施。然而五十多年过去了，警察们仍然对改革不闻不问，常常傲慢地拒绝服从。拜登对控制警队没有提出任何有意义或新的想法，这简直令人震惊。

奥巴马在Medium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投票描述为实现“真正改变”的道路，尽管他也写道：“如果我们想带来真正的改变，那么就不能在抗议和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必须两者兼顾。我们必须动员起来提高人们的认识，我们必须组织起来进行投票，以确保我们选出的候选人将对改革采取切实行动。”

奥巴马已经形成了一种干预政治辩论的倾向，就好像他是一个好奇而超然的观察者，而不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前美国总统。“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蓬勃发展起来。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奥巴马似乎都无法遏制警察的滥用职权，于是助长了该运动的发展。

鉴于警察滥用职权是一个地方性问题，人们很容易陷入联邦制和行政权力约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但奥巴马毕竟成立了一个国家特别工作组，旨在为警察问责制提供指导和领导，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角度来考虑它的有效性。

奥巴马的21世纪警务工作特别小组提出了63项建议，包括结束“种族定性”（注：指依照某人的族裔特征，来认定其犯罪或涉嫌某种行为）和扩大社区治安。它呼吁更完善的培训和改革整个刑事司法系统。但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建议而已；没有任何机制让全国1.8万个不同的执法机构遵守。

工作组的中期报告于2015年3月2日发布。那个月，全国各地的警察又杀死了131人，比前一个月多了30人。

4月4日，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北查尔斯顿，手无寸铁的黑人沃尔特·斯科特从白人警察迈克尔·斯拉格面前逃跑时，被后者从背后开了五枪。

八天后，巴尔的摩警方逮捕了弗雷迪·格雷，把他拖进一辆面包车里却没有给他系安全带，然后在城市里肆意行驶。当格雷从面包车里出来时，他脖颈处的脊椎被切断80%。七天后，他去世了。

巴尔的摩在愤怒中爆发了。该市不像密苏里州的弗格森那由白人政府管理，由白人警察巡逻。从市长斯蒂芬妮·罗林斯-布莱克到多种族警察部队，巴尔的摩一直是一个由黑人领导的城市。

尽管过去五年来，执法部门的肆意暴力行为更加突出，但在市政预算拨款方面几乎没有承担任何后果。警队继续获得高得离谱的地方运营预算，即使是那些引发尴尬和滥用职权诉讼的部门。

在洛杉矶，由于无家可归者危机和失控的租金，警队从城市基金中获得了令人震惊的53%的份额。芝加哥的警察队伍腐败、滥用职权是出了名的，但警队的开支却占其城市预算的39%。费城因为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税收崩溃，需要重新调整运营预算；但唯一不会遭到预算削减的机构是警察部门。当公立学校、经济适用房、预防暴力计划和警察监督委员会准备削减3.7亿美元的预算时，费城警察局不但已经获得了城市基金的16%，而且计划再增加2300万美元拨款。

在奥巴马和川普政府的整个任期内，非裔美国人社区的经济停滞（具体表现为住房拥有率无增长和种族贫富差距的扩大），使遏制警察种族歧视的政策进一步失效。这些治理和政治上的失败都是奥巴马的错吗？当然不是，但是，当你承诺要做出改变，结果却看到了残酷的现实时，人们会从这次尝试中得出模糊的结论。

对许多贫穷和工薪阶层的非裔美国人来说，他们仍然对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感到无比自豪，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就算选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也永远不会改变美国。人们甚至可能把奥巴马政府的失败解读为星星之火，最终导致这个国家烈火燎原。

我们不能通过继续执行让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老方法、理由和失败的政治策略来执意实现美国的“真正变革”。我们不能允许目前的冲劲被有关改革警队的狭隘讨论所阻滞。

在奥巴马的文章中，他写道:“我今天看到一位年长的黑人妇女在接受采访时泪流满面，因为她所在社区唯一一家杂货店被毁了。根据以往经验，这家商店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营业。所以，我们不要为暴力找借口，不要将暴力合理化，不要参与暴力。”

如果从大处着眼，或从系统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位女士所在的社区只有一家杂货店?

这可能会引出关于该社区住宅隔离历史的讨论，或者是关于该地区就业歧视或学校资源不足的讨论，而这又可能会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强烈的种族疏离感，强烈到迫使人们以暴动的形式来要求改变现状。这才是问题真正的起源。我们的社会不可能在没有大规模支出的情况下结束这种状况。

1968年，马丁·路德·金在被暗杀的前几周说：“从某种意义上，我想你可以说，我们参与了阶级斗争。“他谈到为了让黑人摆脱贫困和不平等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所需的成本，这些措施本身就是种族征服的象征。因此，结束南方的种族隔离，比终结那些将黑人排除在美国社会优势之外的歧视所付出的巨大成本，要便宜得多。这些社会优势包括高薪工作、资源充足的学校、良好的住房和舒适的退休生活。

虽然代价不菲，但是如果我们要就如何改变美国进行一场真正的对话，就必须从诚实评估其中所涉及的权利剥夺范围开始。种族主义和腐败的警察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必须为新政治、新思想、新形式和新人物腾出空间。拜登的当选可能会阻止川普连任带来的痛苦，但它不会阻止深层问题继续存在，这些问题已经导致10多万人死于新冠肺炎，也导致了针对警察滥用职权和暴力的持续抗议。

联邦政府是否会干预阻止大比例影响黑人女性，迫在眉睫的房客驱逐危机？

联邦政府是否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惩罚警察，清空监狱和看守所？这些地方不仅造成社会死亡(注：指犯人长期被隔绝在正常的人际关系之外），而且现在还是新冠疫情肆虐的场所。

联邦政府会结束对食品券的管制，让美国的非裔和其他居民在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有饭吃吗?

联邦政府会资助数千万非裔美国人的医保需求吗？这些人已经成为受到冠状病毒最严重影响的易感人群，并因此而死亡。

联邦政府是否会为已经枯竭的公立学校提供资源，让黑人孩子有机会安心学习?

联邦政府会重新分配被摧毁的工人阶级社区重建工程所需的数千亿美元吗？新社区会有免费的日托和交通吗？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结束种族主义并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我们必须从对上述问题进行真实而严肃的评估。如果我们继续指望那些在有机会帮助解决危机时却助长危机的代理人和行动者，我们就会削弱这项任务。

但更重要的是，改造这个国家的努力不能仅仅局限于挑战其野蛮的警察，而是必须克服以牺牲公立学校和医院为代价来资助警察和监狱的逻辑。我们不该给警察配备昂贵的武器让他们来残害平民，而护士们则在身上绑垃圾袋，重复使用口罩，这些措施对阻止冠状病毒传播完全没用。

我们有重塑美国的资源，但必须以牺牲财阀和掠夺者为代价，这就是三百年来的难题：美国宣称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价值观，不断被债务、绝望以及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的人格损害等现实所破坏。

如今，美国正在发生的抗议真正有望改变这个国家。虽然它反映了过去对抗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的历史和失败历程，但这些抗议活动不能简单归于失败。洛杉矶暴乱中，韩国企业遭到了攻击，一些白人旁观者遭到了殴打。

上世纪60年代的骚乱只限于黑人社区，但这次的抗议活动在种族团结方面令人惊叹。包括缅因州和爱达荷在内的美国白人最多的州已经举行了数千人参与的抗议活动。不仅仅是学生或社会活动人士，要求结束种族主义暴力的呼声已经动员了广泛的普通人，他们已经受够了。

“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经过此前不断发展，为如今的抗议活动打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实基础。今天，年轻的白人不得不抗议，不仅是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不稳定和他们身在其中被迫妥协的未来感到焦虑，也因为他们对白人至上和种族主义的腐朽感到反感。在过去几年中，他们的观点被BLM运动的反种族主义政治所塑造，这种政治观点超越了将种族主义视为人际关系或态度问题，而是认识到种族主义深深植根于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轮斗争开始时的坚实政治基础，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活动人士和组织者能够如此迅速地得到对削减警察预算这一诉求的广泛支持，某些地方甚至提出了完全解散警察部门的想法。

他们还能迅速地将臃肿的警察预算与对其他公共部门的攻击联系起来，将警察预算与各市应对社会危机的能力不足联系起来，这些不足通过此次疫情暴露无遗。

他们对以前的失败记忆犹新，拒绝屈服于空洞或夸夸其谈的变革要求。这再次证明了各种斗争是如何相互促进的，而不仅仅是对过去事件的不断重复。

编译：头条号 @海外即时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