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起源

疼痛不是一种疾病，而是疾病所体现出来的症状。虽然疼痛的来源各不相同，但是医学界公认，最严重的疼痛来源于癌症，从恶性肿瘤的扩大开始挤压骨骼和敏感的神经所造成。除此之外，长期的，难以得到自然缓解的疼痛被一律称作慢性疼痛，最常见的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镰状红血球贫血和三叉神经痛。工作或者生活上带来的受伤也是制造慢性疼痛的常见原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慢性病护理和临终关怀医学研究者拉塞尔.泼特诺伊（Russell Portenoy）医生就在思考如何减轻他每天在出诊时看到的各种不同患者所叙述的非癌症慢性疼痛。许多病人只有在花了数年甚至十数年与疼痛战斗，累计下了无数医疗记录和诊断结果之后，才会找到泼特诺伊。这名身材高大瘦削，两鬓斑白的中年医生心里清楚，疼痛症状的削减由于无法通过仪器检测和衡量，需要依靠一个更加稳定的解决方案。

Diane Bondareff / Redux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科学研究者们认为，这个稳定的解决方案就是从罂粟籽中提取的吗啡。在一战爆发之后，许多在战场上受伤哀嚎的士兵只要打上一针吗啡就是迅速安定下来，不再感到疼痛。然而，吗啡存在巨大的成瘾性，几乎一旦沾染上就要终身依靠注射吗啡来缓解疼痛，直到有一天药物摄入过量致死。早在1920年，就有研究发现大约20%的成瘾者是因为医生开具吗啡才沾染了毒品。

自此，吗啡被全世界列为严格管控和禁止的药物。泼特诺伊心里清楚，开具吗啡无异于饮鸩止渴。他也明白，现有的几乎所有诊治疗法都存在的成瘾的危险。他和另一名癌症研究专家对此展开了研究，针对38名非癌症慢性疼痛患者开具了当时在市场上并不常用的药物Percocet--一种强力阿片止痛药羟考酮（Oxycodone）和非处方止痛药对乙酰氨基酚（Acetaminophen）合成的产品，并得出了乐观的结论。通过这份针对面部神经和背部慢性疼痛患者治疗的研究，泼特诺伊认为，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隐形疼痛亚群“，而通过这种方式持续治疗将会让针对慢性疼痛被忽略的担忧不复存在。

和其他的阿片止痛药一样，甚至和吗啡一样，羟考酮的主要成分，同样是罂粟提取物的生物碱。

这份研究，以及其他几份基于类似预设进行的研究的成果集合到了90年代，被泼特诺伊和与他合作的两家疼痛研究的医学学会用一句话所概括：”只有不到1%的止痛药使用者会成瘾“。这一数字，来源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80年一项在纽约单独一家医院针对短期开具阿片药物的住院患者的观察，并不符合慢性疼痛患者需要长期开具药物的现实。不仅如此，这份观察不属于科学论文，没有经过同行评议，并且所参考的止痛药类型不只是效果剧烈的羟考酮。

这份声明将泼特诺伊的名声推到了顶峰，许多医学界人士开始相信，经验丰富的他寻找到了一劳永逸缓解慢性疼痛的快捷方式。慢性疼痛患者之中，支持泼特诺伊医生的呼声愈加响亮，并且引发了他们对于政府部门尝试监控医生开药习惯的强烈排斥，认为这样的行为会给开具阿片药物的医生带来恐慌，阻碍这些患者获得应有的医治。与此同时，几乎没有任何的医学研究正在思考长期使用这种药物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

一片大好的形势，引起了美国亿万富豪萨克勒（Sackler）家族的注意。萨克勒家族的三兄弟，莫蒂默（Mortimer），亚瑟（Arthur）和雷蒙德（Raymond）是普渡制药（Purdue Pharma）的创始人，而该公司自从1991年重组以来就开始主要销售止痛药物。他们发现泼特诺伊的呼吁与他们的销售目标正好不谋而合，于是他们一边资助与慢性疼痛有关的医学学会和游说团体，一边找到了泼特诺伊，寻求他对于阿片类止痛药物的想法。（注：亚瑟.萨克勒在普渡重组之前已经去世）

在当时，市面上现有的许多不同类别的止痛药都属于快速发挥作用，能够在服用之后立刻带来一种特殊的欣快感（Euphoria）；正因为如此，除了末端癌症患者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获得止痛药。泼特诺伊认为，制药厂商应当研发一种剂量更大，效果更久，释放时间更长的阿片类药物来缓解不同类型的慢性疼痛，同时避免服用时带来的欣快感。后来他回忆道，普渡一开始的反馈并不积极。然而，在1996年，泼特诺伊的梦想实现了：一种剂量强大，效果长久的羟考酮阿片--奥西康定（OxyContin），正式问世了。

Frank Franklin II / AP

2. 崛起

美国食药监（FD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在1995年，也就是奥西康定问世的前一年，正式批准了普渡的专利。作为监管机构的它们让该公司为该药提出了一个机构官员以前或以后从未允许过的要求：允许他们暗示奥西康定“因为它是一种时间释放的麻醉药物”而可能会比传统的止痛药构成较低的成瘾风险。然而，从一开始，食药监的官员们就意识到如果将药片碾碎后咀嚼或者注射，将会释放出和海洛因等成瘾毒品没有区别的生理反应，进而极易导致药物过量或者药物依赖，情况严重可导致呼吸抑制和死亡。但是，在它们批准的奥西康定标签上，仍然认为“片剂所提供的延迟吸收被认为可以减少药物滥用的可能性”。

这份声明意味着奥西康定从研发时就已经存在的客观风险被可以忽略了。批准这一药物的食药监官员是柯蒂斯.赖特四世（Curtis Wright IV），他在批准时写到，如果一项药物能够给患者带来不正常的欣快感，那么病人会自发地使用正确的服用方式来避免这种效果。赖特于1998年加入普渡制药，担任执行医疗总监，薪酬待遇每年接近40万美元。

George Frey / Bloomberg

从1996年到2001年，普渡制药举行了超过40起有关于疼痛管理和演讲锻炼的会议，总共参与者超过了5000名医生。相比于其他的止痛药会议，许多参与这些会议的医生或者不是疼痛研究方面的专家，或者无法判断出患者是否出现药物成瘾反应。对于他们来说，收集医生和患者的数据是能够增加销售量的首要考虑条件。他们会让药品代理在推销的时候，记录下来每一个医生开药的习惯和频率，从而知道哪里可以着重推广药品。对于那些能够大量促成药品交易的代理，将会获得不菲的报酬。

2001年，平均每个代理的补助资金是71500美元（约等于2020年的10.3万），最高的曾经一年获得了24万美元的补助。普渡制药训练一个药代所花费的时间只需要三个星期：在这其中，只有四天的时间专门负责训练有关奥西康定的知识。在训练中，药代们被反复告知，医源性成瘾（医生开具的药物所导致的药物依赖）的几率只有不到1%。从1996年到2001年，他们为所有的药代支付了40万美元（约等于2020年的58万），并且在这些年间将药代的规模从318人涨到了671人，将位于销售名单上的医生从38950人涨到了82250人。为了进一步促进销售，普渡制药推出了3.4万枚免费使用券，所有者可以不花一分钱在限期内免费在药房购买奥西康定。

如此销售的效果自然是可观的：1997年，奥西康定卖出了6.7万份，而2002年卖出了620万份。2012年，奥西康定卖出了2.55亿份，而自2006到2016年的10年间，这一销售额从未低于2亿。奥西康定所带来的收入让萨克勒家更加地富有：2001和02年两年的财报显示，这两年的时间中他们通过销售这一项药品，就获得了30亿美元的收入。

在1998年，为了进一步宣传这项止痛药神奇的作用，普渡向医生们发行了1.5万份名为“我夺回了我的生活”的广告视频，其中追踪了7名使用奥西康定得以“恢复正常生活”的慢性疼痛患者。这一视频中，一名尝试解读公众疑虑的医生使用了“假成瘾（pseudo-addiction）”的概念，认为很多患者表现出药物依赖实际上是他们想要获取疼痛缓解的正常表现，并不是真正的上瘾。

在另一个视频中，被普渡制药重金雇佣的一名医生，信誓旦旦的说，只有不到1%的止痛药使用者会成瘾。

这所有的一切，都被弗吉尼亚州圣查尔斯（St. Charles, Virginia）的医生阿特.范齐（Art Van Zee）看在眼里。

圣查尔斯位于弗吉尼亚州李县（Lee County）的最西部，地处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最深处，曾经是一片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但是因为资源枯竭而逐渐走向衰落和贫困。在从医学院毕业之后，范齐就来到了这片被美国遗忘的地带，来关照当地的健康。

Johnathon Kelso / The New York Times

早在2000年，范齐就已经意识到他所处的区域，始终不断地有普渡制药的药代们在向医生反复地推销奥西康定。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意外，因为当地的工作环境是工伤的高发区域，所以需要使用止痛药的患者也自然不在少数。然而，范齐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种止痛药会像奥西康定这样，迅速的导致社区中的数十甚至数百人成瘾。年轻的孩子会偷偷翻开长辈的药柜，纵情地享受羟可酮所带来的欣快感；当药吃完了，他们或者入室盗窃掠取更多的止痛药，或者走到街头购买更加便宜的欣快药物--海洛因。因为父母沾染毒品入狱或者死亡而出现的孤儿，在李县增加了两倍。

同样在2000年，李县高中的11年级学生已经有24%沾染上了奥西康定，就连七年级的学生也有9%。范齐清楚地记得，他在那一年不得不在深夜竭尽全力挽救一个17岁的年轻女孩林赛.迈尔斯（Lindsay Myers）的生命。他认识迈尔斯--1983年，正是他给还在襁褓中的她打下了第一针疫苗。如今看到这个逐渐长大的女孩深陷毒瘾，范齐心如刀绞。

若不是在那一年，范齐偶然间看到了《波士顿邮报》对于缅因州小镇马奇亚斯（Machias, Maine）奥西康定滥用的报道，他不会意识到这场危机已经蔓延了整个美国。

范齐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尽管说奥西康定所导致的药物依赖和成瘾现象正在以恐怖的速度飞升，但是他最初并不清楚这是不是普渡制药的责任。他清楚，奥西康定碾碎后能够带来和吸毒相同的欣快感，意味着这种产品设计目的绝不是为了大范围在市面上流通的，或许是普渡制药的推广者们没有能够意识到这一问题。

范齐开始给普渡制药的负责人写信，呼吁普渡制药立刻收回对于奥西康定的大规模商业推广，让这种药只属于真正需要的人。2001年，他和其他人共同的呼吁引发了食药监的一次调查，也让普渡感到警觉。在范齐和普渡的一名负责人的交流中，负责人提到，全美国所有的药企都会定期举办知识普及讲座，都会让药代推广销售产品来增加收入，因此他不明白范齐在抗议什么。

范齐平静地回复到：“因为人们不会因为血压药从家里偷钱和入室盗窃。”

普渡制药明白，随着各地的警方屡次破获贩卖奥西康定的非法链条和食药监的关注，如果想要继续保证源源不断的利益，那么就必须要一边坚决拒绝退让，一边用公关来收买人心。尽管此时已经有数据显示，超过45%的阿片使用者都开始出现成瘾反应。

Mike Reddy / Stat

2004年，普渡制药嗅到了呼啸而至的威胁。此时，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被奥西康定滥用影响最严重的两个地区的州司法部长和食药监已经开始调查他们在奥西康定推广中存在的不实信息。尽管每年的奥西康定可以让他们年入20亿美元，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成瘾反应者的出现，他们意识到将宣传渠道仅限于医学的范围内不再可行。在那一年，《纽约时报》发布了一篇由精神科医生，美国保守派智库AEI（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美国企业研究院）学者萨莉.撒特尔（Sally Satel）的文章，通过举出一项得出“奥西康定是最难上瘾的止痛药”的“科学研究”的证据，进一步呼吁政府特别是执法机关放松对于开具奥西康定等大剂量止痛药的监控。

几乎每一年，普渡制药都向AEI捐赠50万美元的资助；而那份她所参考的研究则是由普渡制药全额资助进行的。和农药企业，能源企业，烟草企业以及阻燃剂企业一样，普渡制药知道赞助智库和研究可以让科学为自身的利益服务。就在他们向AEI捐赠的同时，他们还资助了一家名为“美国疼痛基金会”的游说团体，进一步软化国会，食药监甚至是缉毒局对于奥西康定的控制。

不仅如此，普渡制药雇佣了多个公关公司所组成的军团，逐步击破范齐等人和媒体对于奥西康定滥用问题的质疑：一方面加强宣传奥西康定“合法使用”的正常性，另一方面夸张描写该药上市之前疼痛患者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公司的所有者，特别是长期担任董事长的理查德.萨克勒（Richard Sackler，雷蒙德的儿子）从未露面。除此之外，普渡制药发布了一系列含有误导性的饼状图。其中显示其他含有氢可酮（注：另一种效果相比羟考酮更弱的止痛化学物质）的止痛药，如维柯丁，存在着更高的成瘾者。然而，含有氢可酮的止痛药的处方率是含有羟考酮的止痛药的三倍。

在这个时刻，另一种在市面上流行的阿片类止痛药--芬太尼（Fentanyl）的生产商们，开始研习了普渡的方法，并加以发扬光大。

Joe Amon / Denver Post

3. 戒断

芬太尼止痛剂由比利时科学家保罗.杨森于1960年在实验室中研发。凭借着芬太尼的发明，杨森进一步研发了多种用于治疗疼痛和精神疾病的药物，包括利培酮和氟哌啶醇。在当时，芬太尼是世界上效果最强的阿片类药物，效果是吗啡的100倍。通过不断地研究，杨森团队发现，芬太尼有多种不同的摄入方式，包括静脉注射，口部喷射，颊部涂抹等等。不当使用芬太尼的效果是可怕的：只要2毫克的芬太尼就足以致命，效果远超过海洛因和冰毒。

不幸的是，有关于芬太尼的生产方式通过研究和证实其药性的科学论文流通到了毒贩手中。从80年代开始，芬太尼开始被掺入街头巷尾的海洛因中，造成了毒品问题高发地区连续出现药物过量的中毒死亡现象。一波名为“探戈与金钱（命名于史泰龙的一部电影）”的芬太尼导致了18人死亡。在90年代，人口只有130万的爱沙尼亚目睹了超过一千人死于芬太尼摄入过量。

“街头”历史丰富的芬太尼按理说是药品生产商们最应当谨慎开具的药物，但是奥西康定的起飞，让其他的止痛药厂看得分外眼红。其中最嫉妒的莫过于位于宾夕法尼亚的企业塞福龙（Cephalon）。

早在2000年，塞福龙为了扩大利益，就开始鼓励它旗下的药代们使用“去标签”，一种被法律所禁止的手法来推销它的精神药物。之后，这种方式也迅速被使用在了他们的芬太尼粘膜制剂Actiq的身上。所谓“去标签”，就是让医生在药品所规定的疾病范围之外开具一项处方药。由于它的强烈效果，Actiq本应仅仅用于癌症末期的疼痛。在法院之后公布的公司文件中显示，塞福龙的高管们会给多开其芬太尼药品--即使是在不应当开具的情况下--的医生包括旅游，度假酒店甚至脱衣舞厅的奖励。

AddictionSearch

前塞福龙销售高管阿雷克.博拉科夫（Alec Burlakoff）回忆，他的上级要求他在推销时“忘记病人”，“抛弃良心”，“忽略人的存在”。也只有这样，销售芬太尼这样不当使用会导致成瘾和死亡的危险品时才能面色如常，就像是卖冰激凌一样。虽然绝对不是所有的医生都会如此顺理成章地去抛弃自己的良知来增加患者的风险，但是面对着非常庞大的医药群体，这些个别医生的良心是杯水车薪。博拉科夫在采访中回忆道：“你越快被赶出去越好。被赶出去后，再去找下一个人。继续走，继续走，最终有人会停下来和你说话。那个医生会看着你，说，‘我能得到什么好处’，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上钩了。”

ABC News

那些昧着良心任意销售的医生成为了塞福龙眼中的意见领袖；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趋之若鹜，与普渡制药一样，他们会时常组织有关于疼痛方面的讲座，而这些“领袖”们每年会发表40到50次演讲来放下其他医生对于阿片药物的警惕，开始常态化芬太尼的开发。之后的诉讼显示，仅仅有1%的开具Actiq的医生是肿瘤科的医生。

最终是一名塞福龙的前销售部门主任向食药监的检举，才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调查。2007年，塞福龙接受了超过4.25亿美元的巨额罚单。在另一边，收集到了足够证据的食药监和缉毒局也起诉了普渡制药，最终该公司承认“他们给该药物了不当的标识”，支付了超过6亿的罚单。

在政府与普渡制药达成认罪协议之前，范齐曾经为了扩大自己的呼吁，在情况已经开始蔓延的2002年亲自去了华府，在国会议员面前毫无惧色地指出普渡制药的诸多违法事实。然而，参议员们并没有什么心思听取这个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医生的宣告。来自康涅狄格州--普渡制药的大本营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道德（Chris Dodd）指出，当时的死亡数据不足以支撑奥西康定和大规模成瘾的直接联系，而且早在该产品问世之前李县就存在药物滥用的问题。这些论点，与范齐当初在诊所旁听见普渡制药的销售员和总裁的说法完全一致。

那一年晚些时候，为了支持他的选举，普渡制药向道德捐款一万美元。就在这一年，他们雇佣了一个位于纽约的律师所的王牌律师来作为法律顾问。这名律师曾经是纽约市的联邦检察官，后来担任了八年的纽约市长，在任期末期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恐怖袭击之后成为了国家精神的代名词。他叫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现任特朗普总统的个人律师，也是普渡制药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的首席牵头人。

Brooks Kraft / Politico

一名接受采访的前食药监探员后来反思道，尽管这些罚金金额巨大，但是这两项起诉都没有给任何一名制药公司的高管任何刑期，这也导致了他们进一步改头换面地推销着自己的产品。在接受CBS新闻采访时，他说：“当你故意违法时，你的利润已经可观到了即使你收到了4.25亿美元的罚单，也会面带微笑。”

范齐对普渡制药所获得的惩罚十分不满。他知道，这样的惩罚太轻了。无论是标签上的约束还是大额的罚款，都可以通过更加凶猛的推广和更多昧良心的医生来轻易赎回。没有重罪判罚，没有刑期意味着更多的医药公司总管们会前仆后继地在低廉的代价中，摧残无辜的生命。

在判决下达之前，弗吉尼亚州西部的阿宾顿（Abingdon, Virginia）聚集了许多来自美国不同地方的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因为奥西康定而失去孩子的父母。其中一位家长站了起来，对着三名被判有罪的普渡制药高管说道：“你发明了这种毒品，你推广和营销它，你为了它撒谎，你甚至让前纽约市市长为它辩护。你已经杀了而且还在继续杀了我们明天的未来。你杀了我的儿子和其他许多人，而且在我说话的时候，还在继续这样做。”

在短暂的低谷之后，销售数据显示美国社会很快就对这起事件选择了遗忘：奥西康定的销售额仍然高居不下，甚至比以前更高。

在收到罚单之后，塞福龙一蹶不振，2011年被仿制药巨头Teva收购。然而，博拉科夫带着自己缺失的良心和人性，去了当时正在计划上市一种口服芬太尼的企业，位于亚利桑那州的Insys。

此时，越来越多的止痛药企业和药品供给批发商们形成了强大的游说力量，想要藉此阻止美国政府机关对于他们不法行为的持续监控。他们强大的资金力量，导致许多国会议员成为了自己的说客，甚至有多名缉毒局工作人员被策反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在这样的多重作用之下，2016年的一项议案剥夺了美国缉毒局冻结疑似麻醉药物装载货物的资格。议案的发起者，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汤姆.马力诺（Tom Marino），在任职国会的期间一共接受过药企们9.25万美元的政治献金。在参议院中，威逼利诱缉毒局达成这一决定的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欧林.哈奇（Orrin Hatch），在任职期间接受了制药公司17.7万美元的政治献金。

4. 毁灭

普渡制药直到2007年认罪的那一刻，仍然坚持一个观点：正确使用（即，不碾碎导致吸收加快）奥西康定片剂不会引起成瘾反应。

可是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2016年，一份《洛杉矶时报》的调查显示，普渡制药内部早就悉知奥西康定的原本形态存在成瘾问题，只是选择性地没有公开这一信息。奥西康定会导致上瘾的问题，涉及到产品本身的作用问题。许多医生在开具效果强烈的止痛药时会辅以其他的镇定药物，比如各类抗抑郁药，而他们和奥西康定混合之后则会加快使用者的吸收速度，导致成瘾甚至死亡。在接受采访时，一名精神科医生直截了当地说道：“当你在搞那些与成瘾有关的大脑区域时，你会让人对它产生依赖。”

早在2007年的起诉文件中，就有一份当时缉毒局收集的，因为证据不足最终没有采用的报告显示，许多没有毒品使用历史的患者奥西康定摄入过量死亡的尸检报告显示他们体内都有多种医生开具的和止痛药共同服用的其他药物。之后持续的跟踪研究发现，这份研究早早地预测了一场本来可以大规模避免的国家危机。

在博拉科夫来到Insys之后，该公司的印度总裁约翰.卡普尔（John Kapoor）恳切地希望芬太尼的市场能够通过自己新研发的产品，口部喷剂Subsys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变。为了达到这一点，他需要将市场拓展到已知和未知的全部领域。

Jamel Toppin / Forbes

比Actiq的运用范围更加受限，Subsys仅仅被批准用于已经耐受阿片类药物的癌症患者的 "突破性"阵痛。然而，许多医生当时仍然有着“去标签”开药的习惯，芬太尼从而向无数慢性甚至非持续性普通疼痛的患者张开了深渊巨口。从2012年该药专利被批准到2017年，Insys凭借着这一款药物获得了10亿美元的收入。Subsys的价格十分昂贵：每30天的剂量就大约需要1000-3000美元，但是医疗保险通常会包含大部分药品的费用，来确保产品能够扩大供应。

和普渡制药一样，为了推广产品，Insys会举办一系列的讲座，在这一过程中收集愿意服从他们规则的黑心医生。不仅如此，他们会给那些“慷慨”地开具产品的医生定额的“好处费”，并且在卡普尔的直接命令下向每一个核查的医疗保险上在患者的需求问题上撒谎。每一个药代都会在电话中谎称自己的电话来自医生，甚至声称没有癌症的病人患有癌症。

华尔街对于Insys的崛起喜出望外。卡普尔的成功故事仿佛是又一个移民漂洋过海拾起美国梦的美好模板。2014年，在建议投行Piper Sandler购入Insys的建议信中，一名该投行的高管写到：“作为一个公司，Insys是一个难得的品种，它的产品已经上市，而不仅仅是一个希望和梦想。”在投资的大环境下，Insys在享受着金钱和黑心带来的成就。在一份内部推广的说唱视频中，代表Subsys的歌手饶出了这样的歌词：“我喜欢滴定。是啊这不是一个问题。我得到了新的病人，我得到了很多。”

在普渡制药方面，在交付罚款之后开始重新复苏的他们收到了麦肯锡的“劝世良言”。在一份2013年的报告里，麦肯锡建议指导销售代表关注最大量使用阿片类药物的处方者，因为他们开出的奥施康定处方是不那么大量使用的处方者的“25倍”。由于处方价格与销售代表拜访医生的次数同步上升，麦肯锡建议将每位销售人员的配额从每年1400次增加到近1700次。麦肯锡估计，针对最常开处方的人，奥施康定的销售额可能会增加数亿美元。

博拉科夫回忆，为卡普尔工作是一种身心上的双重折磨。卡普尔会记住所有的信息，并且在要求自己旗下的销售高管们推出新的指标时绝对不手软。否则，所有违反要求的人都会被立刻逐出公司。在这样的作用下，博拉科夫想到了自己在塞福龙的时光，并且大规模雇佣了一批身材突出的女性药代来性诱惑医生，促使他们开具更多的芬太尼。在2012年，Insys雇佣了一名佛罗里达州的三陪服务负责人和前脱衣舞女郎来鼓动在他们名单上的医生继续开具药品。另一名被雇佣的女性销售则多次和不同的医生发生性关系。

NBC News

相比于与普渡制药和塞福龙的模仿，Insys锦上添花地将医疗腐败和枉顾生命做到了全新的极致高度。在反思这场悲剧的时候，布兰代斯大学社会政策与管理学院阿片类药物政策研究联席主任安德鲁·科洛德尼（Andrew Kolodny）说:“如果Cephalon的高管们因为他们推广Actiq的方式，因为他们采取的导致人命损失的行动而坐牢，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有Subsys了。”

5. 破局

700万成瘾者，25万个失去生命的人：这就是二十年来，奥西康定不受应有代价肆意妄为的血债。

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8年，医疗保健费用、生产力损失、戒毒治疗和刑事司法参与的费用总共消耗了美国政府2.5万亿美元，约等于美国一年GDP的八分之一。平均下来，每一年美国都需要在一场可以被避免的悲剧中花费6250亿美元的巨资来去补偿。

从2013年开始，陆续有各大州，市，县等地方政府和州司法部长计划起诉一系列的阿片类止痛药生产商和经销商，总共要求偿还的金额高达480亿美元。然而，这个数目对于一个个走向塌陷和毁灭的社会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

2019年，普渡制药宣布破产。2020年，Insys宣布破产。

2020年1月，约翰.卡普尔被法院认定违反《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判处66个月有期徒刑。检察官在起诉时认为，他至少应当获刑20年。考虑到卡普尔已经78岁，20年的刑期本来会意味着他将在监狱度过余下的人生。由于和政府在诉讼期间进行合作，博拉科夫获得了更轻的刑期。

萨克勒家族依旧在尝试利用自己的财富来撇清与这场危机之间的责任。在和政府新一轮的破产谈判之中，他们将放弃对普渡制药公司的所有权，并根据一项和解方案支付30亿美元，以解决数千起联邦和州诉讼。随着抗议声音的迭起，曾经无数次接受他们捐赠的博物馆们，包括古根海姆美术馆，卢浮宫，大都会博物馆和英国的国家肖像馆都会退掉全部来自萨克勒家族的捐赠。诉讼文件显示，萨克勒家族在奥西康定的销售中获取了大约130亿美元的利润。

Drew Angerer / AP

直到破产前夕，萨克勒家族仍然从来不在政治献金上吝惜自己的财富。2017年，该公司斥资94万美元捐赠，2018年增至112万美元，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普渡制药2018年聘用的10名说客中，有9人是与国会有密切关系的“内部人士”，比如说客多拉·休斯(Dora Hughes)，她曾是奥巴马政府的卫生政策顾问。

除此之外，在他们的垂死挣扎中，还包括和政府尝试达成治疗方案的协议。马萨诸塞州的诉讼文件指出，他们长期尝试着想要通过销售丁诺丙啡（Suboxone），一种治疗阿片成瘾时会经常使用的戒毒复方片剂来作为补偿。在2015年，他们又拓展了纳洛酮（Naloxone）的市场。作为药物摄入过量之后来组织呼吸抑制的必用药，纳洛酮在戒毒过程中拯救了数十万的生命。普渡制药的纳洛酮的专利申请上，将阿片类药物上瘾的人称为“瘾君子”。

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之一，慢性病护理医生拉塞尔.泼特诺伊，也在质疑自己当初的决定。

2012年，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承认了自己曾经多次违反规定地推广和鼓励使用阿片止痛药。在继续自己和疼痛有关的研究的过程中，他接受了包括普渡和塞福龙在内的多家止痛药生产商的大额赞助，从而潜移默化地进一步让自己继续支持自己多年前的理论和决定。然而，随着上瘾人数的飞速上升，他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明白，不使用和滥用一种危险药物的选择之间，存在着无数个不会导致悲剧的方案。

2019年，泼特诺伊向俄亥俄州的法院提交了一份声明，表示自己将会以证人的身份正式指控包括普渡在内的制药商们低估成瘾风险和违法夸张销售的问题。直到这一刻，他才在声明中指出，自己当初的结论所依靠的，是极其脆弱而不禁受考验和核实的数据。

阿特.范齐仍然在李县的诊所之中继续着自己的服务。在2019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对美国政府的不作为依旧充满了愤怒。如果政府做了什么，他说，“我认为轨迹会完全不同，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

直到这一刻，阿片危机的受害者们依然心惊胆战。多名公开指控普渡制药的患者仍然对“瘾君子”的污名感到忧心忡忡。即使他们只是在遵照医嘱，即使他们只是想甩掉病痛和毒瘾，他们依旧深深地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会如此备受煎熬。

参考资料：

1. Armstrong, David. “Inside Purdue Pharma's Media Playbook: How It Planted the Opioid ‘Anti-Story.’”ProPublica, 9 Nov. 2019, www.propublica.org/article/inside-purdue-pharma-media-playbook-how-it-planted-the-opioid-anti-story.

2. Armstrong, David. “OxyContin Maker Purdue Pharma Explored Addiction Treatment.”STAT, 10 June 2019, www.statnews.com/2019/01/30/purdue-pharma-oxycontin-maker-explored-addiction-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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