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宗教信仰的衰落，意识形态的强度也在上升。通过政治寻求世俗救赎的做法是否会使美国的理念走向灭亡？

插图：Paul Spella / 渲染：Patrick White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坚守者，是独一无二的，甚至是令人怀疑的虔诚。从1937年到1998年，教会成员保持相对稳定，徘徊在大约70%的水平。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50%以下，这是美国历史上记录的最大幅度的下降。与此同时，"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那些声称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迅速增长，今天占人口的四分之一。

但是，如果世俗主义者希望宗教信仰的下降会使政治更加理性，摆脱信仰的煽动性激情，他们很可能会失望。特别是随着基督教的影响力减弱，意识形态的强度和分裂程度也随之上升。事实证明，美国人的信仰和以往一样狂热；只是曾经的宗教信仰现在已经被引导为政治信仰。关于美国应该意味着什么的政治辩论已经具有了神学争论的特征。这就是没有宗教的宗教的模样。

不久前，我还可以用一个对比来安慰美国的听众。在中东，政治是以其他方式进行的战争，有时是字面上的战争，而美国的政治则没有那么多存在感。在 "阿拉伯之春 "期间，在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家，辩论不是关于医疗保健或税收，而是关于基础性问题，有时激烈得令人害怕。成为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什么？奥巴马时期的美国政治有其发酵的时刻--茶党和棕褐色西装--但仍然相对无聊。

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多么幸运。自奥巴马时代结束以来，关于成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辩论已经充满了热情，这在关于比利时人身份或瑞典的 "意义 "的辩论中是无法想象的。很少听到有人被指责为非瑞典人或非英国人，但非美国人是一种常见的诽谤，由左派和右派共同反对对方。被称为非美国人就像被称为 "非基督教 "或 "非伊斯兰教"，是一种类似于异端的指控。

这是因为美国本身 "几乎是一种宗教"，正如天主教哲学家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曾经说过的那样，特别是对于那些带着皈依者的热情来到新身份的移民来说。美国的公民宗教有它自己的建国神话，它的先知和游行，以及它的经文--《独立宣言》、《宪法》和《联邦党人文件》。在他著名的 "我有一个梦想 "的演讲中，小马丁-路德-金希望 "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起来，活出其信条的真正含义"。一个国家可能有一个信条--一个主要与宗教有关的词--这一想法本身就说明了美国身份的独特性以及它的窘境。

所有深入人心的信念都是升华的宗教的概念并不新鲜。亚伯拉罕-凯珀（Abraham Kuyper）是一位神学家，在20世纪初担任荷兰首相，当时荷兰正处于世俗化的早期阵痛中，他认为所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实际上都是基于信仰的，如果没有某种最终的忠诚，任何人都无法长期生存。如果这种忠诚不是来自于传统宗教，它就会通过世俗的承诺，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来表达。政治理论家塞缪尔-戈德曼称之为 "宗教保护法"。在任何特定的社会中，都有相对稳定和有限的宗教信仰供应。不同的是它的表达方式和地点。

对美国信条的理解不再明确地植根于白人、新教的主导地位，而是变得更加丰富和多样化，但也更加纷争。随着信条的分裂，每一方都试图对另一方提出排他性的要求。保守派认为他们忠于美国的理念，而自由派则背叛了它，但自由派同样肯定地认为他们忠于美国的理念，而保守派则背叛了它。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外部敌人所产生的共同点，就像美国在冷战期间和9月11日袭击后的短暂时间内所产生的共同点，相互之间的反感就会增加，每一方都变得不容易理解。很多时候，最痛苦的分歧是家庭内部的分歧。

没有基督教，美国人不再有共同的文化可以依靠。

难怪新近崛起的美国意识形态，不得不填补宗教曾经存在的真空，是如此具有分裂性。它们本来就是要制造分裂的。在左翼，"觉醒 "派采用宗教概念，如原罪、赎罪、仪式和驱逐，并将其重新用于世俗目的。觉醒主义的追随者认为自己是在挑战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强调建国时的特殊性的叙述。宗教认为应许之地在上帝的国度之上，而乌托邦式的左派则认为它在前方，在地球上实现一个公正的社会。最高法院大法官露丝-贝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9月去世后，成群结队的哀悼者聚集在最高法院外--有些人跪着，有些人拿着蜡烛--就好像他们在西墙一样。

在右翼，以川普为中心的种族民族主义的追随者仍然披着一些有组织的宗教的外衣，但其结果是，这场运动往往看起来像一个剥离了基督教见证的帐篷复兴会。唐纳德-川普沸腾的集会更注重血和土壤，而不是上帝之子。川普本人既扮演救世主又扮演殉道者，很容易让人惊叹一个如此不完美的人对其士兵的影响力。许多右派人士在QAnon等阴谋论邪教中找到了慰藉，这些邪教讲述的是一个由神性力量救赎的尘世腐败的宗教故事。

尽管美国并不是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建立的，但基督教始终与美国的自我定义交织在一起。没有它，美国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不再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可以依靠。

不幸的是，左派的 "觉醒主义 "和右派的 "川普主义 "不能真正填补精神空白--记者穆尔塔扎-侯赛因称之为美国的 "上帝之洞"。宗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让自己远离世俗世界，以及它的所有不完美性。在其最好的情况下，宗教通过将最终的判断保留到另一个时间--也许是直到永恒--来提供救济。新的世俗宗教不是对神圣的恩典或正义的可能性释放不满，而是对自己的同胞释放不满，他们成为罪恶的化身--"可悲者 "或 "国家的敌人"。

这就是将世俗的政治辩论转化为形而上学问题的危险所在。政治问题不是形而上学的；它们属于这个世界，也只属于这个世界。"有些日子是用来处理你的保险文件或与你的政治对手在泥泞中战斗的，"政治哲学家Samuel Kimbriel最近告诉我，"但也有一些日子是庄严的，或禁食的，或崇拜的，或盛宴的--这些事情提醒我们世界比它本身更大。"

如果没有一些新的宗教觉醒，我们还剩下什么？美国的激烈程度的一个替代方案是厌世的欧洲式的认命。暴力有一种驯服激情的方式，至少只要它还在活跃的记忆中。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并不遥远。但美国人必须追溯到内战时期，以了解规模相当的暴力--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内战的暴力支持而不是破坏了永久进步的国家神话。这场战争是救赎性的--它导致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一个奴隶制可以被废除、国家可以重新变得完整的地方。这至少是使这个神话得以持续的叙述。

无论好坏，美国真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法国可能是除美国之外唯一一个认为自己建立在独特和普遍的统一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国家，而且公开表示是世俗的。法国的laïcité概念要求宗教保守主义者在法国人与他们的宗教承诺发生冲突时，优先考虑作为法国人。随着极右势力的崛起，以及关于伊斯兰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存在的持续紧张局势，laïcité的含义变得更加具有争议性。但大多数法国人仍然坚守他们国家的建国思想。根据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超过80%的人赞成禁止在公共场合展示宗教。

在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的民主国家，也就是大多数国家，民族性必须依靠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作为一个独特民族的共同意识。外来者和移民可能很难接受一个沉浸在种族和历史中的国家身份，因为这从来不是他们的身份。

以战后的德国为例。德国人被认为是一个单纯的事实--一个出生的意外，而不是一个愿望。由于对大屠杀的羞愧被认为是一种民族美德，这个国家既拥有强大的民族认同，又拥有脆弱的民族认同。不骄傲也是一种自豪。那么，对于穆斯林移民来说，热爱一种与不属于他们的历史相联系的德国语言和文化--实际上是许多德国人自己希望抛弃的历史--意味着什么？

一个搬到德国的美国人，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并学会了德国的语言，仍然是一个美国人--一个 "外国人"。如果美国是一种民间宗教，那么，除非你放弃它，否则，它就会一直伴随着你。正如柏林阿斯彭研究所前所长杰夫-格德明向我描述的那样。"你可以吃馅饼，说流利的德语，适应当地文化，但很多人还是会说你 Er hat einen deutschen Pass--'他有一本德国护照'。没有人开始叫你德国人"。许多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可能会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但很少有人永久地移民。移民到美国的人倾向于成为美国人；从美国移民到其他国家的人倾向于留在美国。

只要美国人能够开始不那么狂热地相信政治--但这是有代价的。

上次我出国后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杜勒斯机场的海关官员瞥了一眼我的护照，看了看我，说："欢迎回家。" 对我的海关官员来说，不用说，美国就是我的家。

英国孟加拉国作家齐亚-海德尔-拉赫曼（Zia Haider Rahman）的小说《在我们所知道的光芒中》（In the Light of What We Know）中，主人公，一个名叫扎法尔的神秘而麻烦的英国公民，很羡慕叙述者，他是美国人。"扎法尔说："如果希思罗机场的移民官员对我说'欢迎回家'，我就会为英国、为我的国家献出我的生命，就在那时。我可以为这样的英国而杀人。" 叙述者后来反映，这是 "一个痛苦的请求"。

在他的言论中，蕴含着对成为某种事物一部分的渴望。这句话的力量来自于两个明显极端的并列：一方面是扎法尔准备牺牲的东西，另一方面是他准备牺牲的东西--一个移民官员的随口一说。

当美国人对他们的国家表示厌恶时，他们往往将其归结为对爱国主义责任的履行，而不是对其的否定。正如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所说的那样，他是少有的永远离开的美国人。"我爱美国胜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坚持有权永远批评她。" 不喜欢美国的美国人似乎更不喜欢离开它（见证所有那些自由主义者在共和党人赢得总统职位时没有离开这个国家，尽管他们承诺要这样做）。而那些离开的美国人仍然像鲍德温一样，找到了爱它的方法。这是美国信条性质的好消息，至少可以为未来提供一些希望。但爱够吗？

相互冲突的叙事更有可能不安地共存，而不是自行解决；解体的威胁将永远潜伏在附近。

1月6日，当叛乱暴力来到国会大厦时，这种威胁变得非常真实。曾经属于 "渣滓政治 "领域的东西现在有了实际的力量。在那之后，"团结 "可能意味着什么？

如果没有实际的宗教结构来调节和推迟判断，宗教信仰能有效地被引导到政治信仰中吗？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它可以。如果善与恶的问题不是由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在未来解决，那么美国人现在就会做出判断和惩罚。我们是一个信仰者的国家。如果美国人能够开始不那么热衷于相信政治，而是意识到生活在其他地方，那就好了。但这将是有代价的--因为相信政治也意味着相信我们可以，而且可能应该做得更好。

在《历史开始了》一书中，作者布鲁诺-马塞斯（Bruno Maçães）--葡萄牙前欧洲部长--惊叹道："也许在所有当代文明中，只有美国将现实视为需要打败的敌人。" 这显然可能是一件坏事（考虑到我们对冠状病毒的无效斗争），但它也可能是复兴和创造力的引擎；接受世界的现状可能并不总是一个好主意。幻想，像信仰一样，是人类渴望和需要的东西。美国的一个独特的创新是，即使我们的幻想和梦想越来越遥不可及，也要坚持相信。

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将继续保持其独特性，在这个世界和美国世俗和宗教人士似乎都渴望的另一个世界之间挣扎。如果美国是一种信条，那么只要有足够多的公民说他们相信，公民的信仰就能生存下去。像所有其他信仰一样，美国的信仰将继续分裂和分化。尽管如此，美国的信条仍然值得相信，这可能就足够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唯一的希望可能是我们跪下来祈祷。

撰文：沙迪-哈米德（《大西洋月刊》的特约撰稿人，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也是《众人的智慧》的创始编辑。他是《伊斯兰例外主义：对伊斯兰教的争斗如何重塑世界》和《权力的诱惑》的作者。）

出处：见配图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