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源头上并不完善的制度，却在宪政的名义下成了神圣至高的理想原则，这就是美国制度最深层的悲剧。

这句话怎么理解，我们从美国制度的根上来做个分析。

首先，美国是个公司式治理的国家。

从根本上说，整个美国，就是一个由各州联合而成的“新设合并”公司。

从公司的视角看，有限责任公司一般有两种管理形式，一为股东管理，二为经理管理。股东管理就是所有股东有管理公司的同等权力。这种管理形式权力非常分散，适合股东人数很少的公司，管理上更为灵活。做一个不严谨的比拟，原始部落或小型城邦的直接民主制就类似这样一种股东管理制。

但是当公司达到一定规模时，这种管理制度就无法持续了。为应对更复杂的任务、避免股东之间的冲突，就需要将管理权集中起来，实行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股东不再直接插手日常管理，只负责重大事务，如确定和修改规则、聘任经理等，具体日常经营事务都由经理来负责管理。

国家当然比公司要复杂得多，要承担外交、战争、民权、福利等更为棘手和重要的任务，显然无法简单套用公司式的经理管理制。“股东”“董事会”与“经理”之间的关系，就这样是具有公司性质的国家在制度设计中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是是美国制宪者的困惑所在。

美国建国之初，制宪者们似乎不太确定应该坚持纯粹的“委托--代理”关系，还是模糊“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界限，结果留下了一个未定型的制度基础，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对美国而言的确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其实，从历史上看，公司型治理的国家很多，比如典型的威尼斯、荷兰，现在也叫尼德兰，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后面找机会专门再讲一期。

说回美国。

在公司型国家的漫长演进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制度形式，一种是总统制，另一种是议会制，而美国，则是典型的总统制。那么，美国总统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制度困境，又是什么呢？

著名的美剧《纸牌屋》大家都看过吧，看过的朋友一定深有体会，美国的政治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总统、国会与官僚机构的权力游戏，而在这个游戏中，美国官僚制度的困境，逐渐演变成了美国制度的最大困境。

为什么这么说？

美国三权分立的公司式国家管理结构中，行政官僚机构，其实有两个“婆婆”，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国会。总统和国会竞争的结果，并不是两者权力的此消彼长，而是总统和国会对行政机构的权力都上升了。行政机构同时成为了国会和总统的代理人。

表面上看，官僚机构在总统和国会两个“婆婆”的控制之下，实际上它却借着这个结构获得了更大的独立性，官僚机构的权力更加膨胀，变成了我们通常所说地地道道的“两头都管，两头通吃”。

对于这个困境，有一种解释，或许可以从美国政治的源头和底色上找到些许答案。

美国政治的底色是什么？来看这么一段话。

与欧洲相比，美国文明的流动性更为典型。“美国是一种新型的贝都因人，他们重视迁移的自由甚于其他任何事物”。“人们不是按照他们的地区和籍贯来划分，而是按照形形色色的目的和打算来划分的”。不仅人在流动，政治组织也在相应地迅速变化，美国的首都曾多次搬迁，从宣布独立到1812年，原来的十三个州中有八个州变更了首府。”也许意大利黑帮是美国唯一一种依靠传统和部落式的忠诚来维系的社群。电影《教父》和《爱尔兰人》中的纽约意大利黑帮生活，绝不是美国生活的标准模型。

从北美殖民地诞生的第一天起，流动就是这个文明的底色。要真正理解美国制度的性质，必须回到其诞生的时刻。美国制度今天的样貌，均刻写在其最初的基因之中。而流动 性感，是这个基因的一个重要片段。

最后我们回头来看，从公司治理结构中生长出来的美国宪法制度，就像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中被发射到地球上的“智子”一般，锁死了美国国家体制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可能。三权分立有其虚假性，也从来没有以纯粹的面貌出现过，但是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原则可以成功阻挡任何打通三权、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权威的努力。无论是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还是金融大鳄索罗斯，都呼吁修改这部宪法。另一方面，违反宪法原则的尼克松、打破了美国政治传统差不多所有规矩的特朗普以及被特朗普称为腐败政客的希拉里，口中都须臾不离宪法神话。宪法原旨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以及试图颠覆者，都不得不拉上《宪法》给自己背书，恰恰说明这个宪法已经成了利益的奴婢。一个在源头上并不完善的制度，却在宪政的名义下成了神圣至高的理想原则，于是，也就成了美国制度最深层的悲剧。

出处：头条号 @晓帆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