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森·怀特黑德在《纽约巨像》中说：“你生活的纽约不是我的纽约，它们不可能一样。不经意间，这座城市在不停地演变。我们一会儿搬到这儿，一会儿搬到那儿，积攒出许多属于自己的街区，在奔波中一点点建起了自己的城市。”

《纽约巨像》

在纽约读书的时候，我先后在三个不同的街区住过，它们共同构建成了我独一无二的纽约记忆。

第一站，皇后

“或许你从机场上了一辆出租车，忽然间，曼哈顿的摩天大楼第一次进入你的视野。你的全部家当都在出租车的后备厢里，你的手心里握着一张纸片，上面是一个地址。快看，那是帝国大厦，再过去一点是世贸中心双子大厦，在那一片精彩而荣耀的繁华中，有你要去的地方，那是你在这里的第一个家。……我们把镜头定格在这个瞬间：就在这一刻，你开始建造属于自己的纽约。”

——《纽约巨像·城市边界》

这就是刚到纽约的我。

从JFK机场出来，拖着巨大的行李箱，上了一辆黄色的出租车，心中满是忐忑和不安。车到了目的地，出租车小哥问：“你要找零吗？”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要小费的含蓄说法，理所当然地说：“要。”只见小哥很不耐烦地给我一堆钢镚儿。

我租的第一个房间在皇后区。后来听一个当地人说，人们只管曼哈顿叫“纽约市”。皇后区无疑属于六环外的乡下。

上东区名媛。《绯闻女孩》剧照。

一开始听说我来纽约念书，国内的朋友推荐我看《绯闻女孩》，“纸醉金迷的曼哈顿”，结果听闻我住在皇后区，“喔，那你还是看《丑女贝蒂》吧。”

贝蒂住的街区，和我住的那条街很相似，远处也有地上的地铁轨道经过。
不过这里的小楼是独栋，我住的是联排。《丑女贝蒂》电视剧截图。

电视剧里，墨西哥餐厅老板娘对贝蒂说：“我们皇后区女孩……”这里没有布鲁明戴尔百货，但是售卖廉价杂货的九毛九分店遍地开花。

一下车，路对面住的印度裔老头兴致勃勃地跟我打招呼：“你是新来的吗？”“对！”“你从哪儿来？”“中国！”“遥远的地方！”我心说印度也差不离吧。

房东太太是东北移民，神色紧张地帮我搬行李，并嘱咐我：“以后少跟左邻右舍说话，很危险！”

她的房子是漆成白色的二层联排小楼，走在木头楼梯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她贷款买了这幢小楼，一星期三天时间给洋人做保姆，其余四天时间待在家里，为了省交通费哪也不去。

房东太太和她九十多岁的父母住在一楼，还有一条瞎了一只眼的大麦町犬。二楼两间卧室，我租的是小的那间，另一间，住着房东的前夫。

一座典型的皇后区联排小楼。不过我房东的那座要更小，且没有门廊。

房东太太到纽约之后，和一个家道没落的知识分子恋爱，结果不久男人得了重病，虽然两人没有结婚，但是房东太太还是尽心尽力地陪伴他最后一程。这段恋情被她加上柔光滤镜在心中珍藏，无比珍惜地向我诉说。

“唉，一晃二十年了。”

后来她和一个在曼哈顿中国城打零工的男人结婚，也就是这位前夫，因为财务问题离婚，但是前夫至今还租住她的房间，因为房租便宜。她不觉得有什么尴尬，“都淡了。”

刚到不久，就是美国的劳动日，房东太太手把手教学，带我劳动日大采购。玉米，一美元四个。房东太太说：“美国的玉米都是水果玉米，很甜也不占肚子。”土豆，一美元一袋子。还劝我买了一只鸡，“放在冷冻层半年都坏不了。”

劳动日“皇后区女孩”抢购打折玉米。

拎东西回家的时候，看我站在地上的地铁站四下打量，房东问我：“刚来觉得失落吧？”我看看周围，低矮的建筑，破旧的商店招牌，黑漆漆的地上铁轨，衣着朴素的人，还没开口，房东接着说，“我刚来那会儿，特别失落，一看，呀，原来纽约就这样啊！”

回去做饭，房东老母亲正好在屋里转悠，见我在做饭，感叹：“唉，苦啊！又得自己烧饭，又得上学，还得做工，苦啊！”这话她每次见我都说一遍。第一次见我做土豆丝没削土豆皮，她也连连说：“唉，苦啊！炒土豆丝都不削土豆皮。”房东太太觉得处处都危险，她老母亲觉得处处都苦。

事实证明房东的冻肉技巧很实用。纽约不久预报飓风，我去街角杂货店买点吃的，抓了一板巧克力和几瓶可乐，结账时身后排队黑人大妈谆谆教诲：“你需要更多的零食！”我的内心波澜不惊：她不知道我在冰箱冷冻层冻着一整只鸡。

杂货店斜对面是一家墨西哥餐厅，餐厅名字坦诚又直白：“墨西哥菜”。飓风第二天，地铁都停了，到处是腰斩的树。我折腾了整整一上午才到学校。路上还遇到了墨西哥餐厅老板，说他正开车去JFK机场接亲戚，如果顺路可以载我一程。我曾经许愿等找到兼职赚钱后去热心老板的餐厅搓一顿，但是攒了点钱后我选择搬去了曼哈顿。

电影《曼哈顿》剧照。

地下铁

“我的纽约，始于开往上城方向的地铁一号线上，这是我对这座城市的最初记忆。当时，我从窗口向外看去，列车正驶向125街，它刚刚冲出隧道，在高出地面的铁轨上颠簸着。七十年代初的纽约，一片腌臜，这种印象一直保留至今，纽约成了我的城市，永远是脏乱的画面。”

——《纽约巨像·地铁》

《白日梦想家》电影剧照，这里就是怀特黑德在《纽约巨像》里提到的125街的地上铁。

住在皇后区的第二个重要记忆就是地铁。因为路途遥远，每天往返位于曼哈顿的学校，我都要花两个小时在地铁上。我搭乘快车A线到曼哈顿，然后换乘一号线去学校。

走进纽约地铁站，让人想起《悲惨世界》的下水道王国。一望无际的黑暗，时不时蹿出的老鼠。有一年纽约暴雨，据说地铁站里老鼠横尸遍野。暑假妈妈和姐姐来看我，惊讶于纽约地铁的脏和破，以及“怎么不安检”。

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剧照，拍摄于纽约地铁。

地铁报站小哥讲话仿佛含着口香糖，拖长的尾音就像远去火车的汽笛声绵延不绝，刚坐地铁那会儿我完全听不出报站员在说什么，极大地挫伤了自信心。

我现在还清晰地记着第一天来学校，我从充满尿骚味、黑洞洞的地铁站里钻上来，明亮日光下，路边鸽子悠闲散步，打扮时髦干练的上班族急匆匆地从身边经过，与地铁仿佛两个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心中大受震撼。

黑咕隆咚的纽约地铁站。

一钻出地铁迎面看到校门口的雕塑。

房东太太嘱咐我尽量在太阳落山前回家，“晚上地铁站那里很危险！”其实地铁站离家也就是两个街区，以至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枕着A线掠过的声音入眠，但房东太太对家门外的世界总是充满了恐惧。

如果不是太疲惫、太沮丧，地铁也可以成为乐园。在地铁上我收集了很多独家的温馨回忆。

小朋友和妈妈在地铁上涂画册。

纽约地铁“移动的诗歌”活动，在地铁上张贴诗歌。

“一首诗之于你，应像是一杯冰水，或是一个吻。”

有一次站在车厢门旁边，站台上一个黑人大叔弹着吉他唱着歌。门关上的瞬间，他微笑着向我挥挥手：“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还有一次坐在地铁上发短信，身旁一位拉美裔大姐吃惊地感叹：“天啊，你敲着字母，然后蹦出来的是这些像图画一样的汉字！太神奇了！”神秘的东方女孩微微一笑，深藏功与名。

地铁上总是遇到很多被地上光鲜世界所不容的怪咖。困窘挣扎的艺术家，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一次上地铁，遇见一个老头，用黑丝做头巾包在头上，穿得乱糟糟的。以他为圆心，四周自动空出座位。我看其他座都满了，就坐到了他对面。他仿佛遇到知音：“你看，我前后左右都没有人来，没人坐在我旁边，没人站在我旁边，你是第一个。”

《纽约巨像》实拍图

上西区

“你觉得自己很了解这些街道吗？事实上，这座城市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你，它目睹过你孤独的样子，也看到过你在找工作的路上给自己打气，它陪着你在约会后的深夜里散步回家，见到你在人行道上无缘无故地摔倒。……城市把这些尽收眼底，永远不会遗忘。”

——《纽约巨像·城市边界》

在学校找到了一份助教工作后，我搬到了曼哈顿西80街。

80街的房东是个俄裔老太太，名叫安娜。我来看房子的时候尚且和颜悦色，等我搬家那天换了一副面孔。我打电话问有没有电梯，电话那边暴跳如雷：“你是上周来看房子的那个女孩儿吗？难道当时你没看到这栋楼没有电梯吗？”

我拖着箱子气喘吁吁爬楼，一个瘦瘦小小的身躯出现在遥不可及的那扇门口，高高在上地对我进行再教育：“这里没有阿姨，也没有保姆，你是个大女孩了，你得自己照顾自己！”

公寓装修非常复古，或者说简陋。淋浴头在浴缸上面，得站在浴缸里、拉上围帘洗澡。老太太还要求我每次洗完澡后，要刷墙刷浴缸，导致洗澡成了一项旷日持久的大工程。唯一有看头的房间是她的卧室，摆满了她从世界各地旅游搜集来的小玩意，还有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她穿着亮闪闪的黑色裙子，朝镜头吐着烟圈。

但不可否认，这是个不错的街区。路边建筑不再是皇后区摇摇欲坠的廉价板材，而是造型优美又结实的褐石联排别墅，窗前装饰着色彩清新的花花草草。人们打扮得随意又时髦，坐在餐厅露天的座位上谈天吃饭。

电影《电子情书》展现了上西区的美好风貌。以上均来自电影截图。

往北走一条街，便是汤姆·汉克斯与梅格·瑞恩拍摄《电子情书》的拉隆咖啡馆（Café Lalo）。街角书店女店主和大型连锁书店老板欢喜冤家的爱情故事就像上西区一样，轻松愉快又不乏品味。

拉隆咖啡馆内景。年代的滤镜谅解一下。

《电子情书》中梅格·瑞恩和她的冤家网友相会在拉隆。

往东走是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中央公园，往西走是河边公园，初夏，浅蓝色的绣球花，萤火虫，波光粼粼的哈得孙河。

一切都是那么优雅，那么平衡，那么惬意。

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展出的恐龙化石，《博物馆奇妙夜》便是在这里拍摄。
这也是为数不多不在学校免费参观清单上的博物馆。

中央公园的马车。

安娜总是劝我去中央公园看书，不要浪费绝佳地理位置。

可惜那个学期就去了这一次，不过运气好，赶上满地落英。

公寓对面的Zabbra超市摆放着一大麻袋一大麻袋不同风味的咖啡豆，香喷喷的可颂和果酱面包。安娜奉劝我，不要去那里花大价钱买所谓的有机食品。

路边不再是连名字都没有的杂货店，这里的招牌充满了中产阶级趣味：一家野心勃勃的自行车店给自己取名为“自行车复兴”，“银月亮”是一间瑜伽教室，“雅各布的酸黄瓜”是一家美国南方菜馆。

我在“自行车复兴”买了一顶自行车头盔，从亚马逊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计划骑车上下学。后来发现往返骑车再加上做饭、洗澡刷墙，晚上的看书时间挤压得所剩无几，于是还是向地铁周卡屈服。冬天纽约接连大雪，终于有一天我发现，锁在楼下覆盖了层层白雪的自行车，车座被人偷了。我的自行车复兴计划宣告彻底失败。

当时它还有座。

我走进“失眠饼干”，买了两块巴掌大的巧克力饼干，询问店员为什么这家店起了这么个名字，店员翻了个白眼冷冰冰地告诉我：“因为这家店营业到凌晨两点。”

真令人失望，我还以为是因为店主饱受失眠和抑郁的折磨。

安娜在纽约一个理工学院教戏剧。每天早晨她都要拿网兜冲一杯咖啡，喝一上午，中间凉了就用微波炉加热。尽管日子紧巴巴，但是她还是尽力维持“体面”：每年冬天她都要去巴黎和朋友一起过圣诞节；像其他曼哈顿人一样，去洗衣房的时候，她从来不肯自己将衣服丢进洗衣机，而是把衣服交给洗衣房的人，付给他一点劳务费，到时间再来取走。在皇后区大家都自己洗、自己烘干，不用担心赚不到劳务费的洗衣房工作人员给你白眼。

听说我要去亚洲协会（纽约一家传播推广亚洲文化的NGO）听讲座，她如临大敌，紧张兮兮地告诉我她在亚洲协会有很多熟人，如果他们问起，千万别说我是她的租客，就说我是她的中文老师。因为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把房间租出去。

房东老太搞来一枝花，插在喝光的饮料瓶里。

厨房的竹帘，下午阳光照进来斑驳影动。可以感受到安娜在拮据中努力寻找诗意。

暑假的时候她会去上海教书，她所在的理工学院和上海某个大学有暑期联合课程项目。去的时候她从超市里买了几盒饼干作为礼物：“我总不能空着手去”。回来的时候饼干的空间被蚊香片代替，“美国不让点蚊香，怕环境污染。但是不点蚊香我就被蚊子咬！”

我听到出发前她用自己仅会的几句中文和上海的行政老师通话：“我是安娜，我是美国人！”

但其实美国带给她的并不全是自豪。她过生日，我做了几道菜。酒足饭饱，安娜情绪高涨，去卧室捧来了一张剪报，上面是上海白俄社区一个小姑娘过生日的照片。她指着那个胖乎乎的寿星，“这是我”，然后指着旁边一个戎装白俄军官，“这是我父亲，他是船长。”

抗战时期他们辗转逃去了香港，又从香港来到了美国。颠沛流离，家财散尽。她问我：“你想待在纽约吗？”我以为她觉得我一毕业就走会孤独，说：“我可能会待一段时间吧！”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真的吗？我不相信你会想长期留在这儿。你觉得你属于这儿吗？”安娜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想，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对我？”

于是我理解了，为什么她会在厨房橱柜里，攒一盒又一盒从咖啡店或者餐厅拿来的小袋装白砂糖。盒子的铁盖上满是经年累月的黄色尘垢。她夏天出发去上海之前，跟我说：“照看好我们的堡垒！”

这栋公寓一楼住着一个和安娜年纪差不多的老太。有一次我碰到她，她正在收拾一堆塑料珠子项链和在国内各步行街常见的刺绣小手包。那天天气炎热，整条街上都没什么人，她看到我，拉着我说了很多。但是她口齿很不清楚。我猜测大概是她的小摊生意告一段落。她倾诉了半天，如遇知音，道别时感激地塞给我一个刺绣手包。

过了几天，我在房间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就是小区的那种门禁电话，可以拨房间号进行通话），她应该是太寂寞了，急需找一个人倾诉。但是我那天很忙，我说我还有事，可不可以稍后再聊。后来再见到她，她尴尬地朝我笑笑，再也没有找我攀谈过。

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琐事，我和安娜大吵一架，搬离了她家。她对我说：“你需要放松疗养。”当时我充满焦虑地活在急躁的功利世界里，只觉得她很烦，打扰我学习。现在我每次要暴走的时候，她的那句话都在我心中回响：“你需要放松疗养。”

华盛顿高地

“老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我们是他们不得不再看一遍的人生表演。”

——《纽约巨像·康尼岛》

“为你丰富的内心生活多干几杯，希望在你需要交房租的时候它也能派上用场。”

——《纽约巨像·纽约下城》

刚入学的时候，留学生之间流传着关于几步之遥的哈林区和晨边公园的恐怖传说。凌晨三点钟的枪声；深夜的公园，在看不到的地方进行的毒品和枪支交易；诸如此类。

于是很长时间内，我都不敢越雷池一步，光天化日之下去122街吃顿午餐，已经成了我的极限。

但是谁能想到，第二年我从80街搬离，一路向北到二百多街，穿越哈林区，搬到了华盛顿高地。

从住的地方往东北走，看到很多涂鸦墙，光秃秃的石头建筑中，有一座华丽的金顶剧院。往西北走，路过一个乏善可陈的街心公园，就到了哈得孙河，以及钢铁巨兽般的乔治·华盛顿大桥。

这一带基本都是麦当劳、Dunkin’ Donuts、Popeyes之类的快餐店。走进去总能看到腰围惊人的大妈和脏兮兮的小孩。不知道为什么Popeyes来到上海翻身成为大排长龙的时髦之选。

在麦当劳吃甜筒的老爷爷。果然不管多大年纪，人吃甜筒的时候都会露出满足的神情。

哥大医学院就在旁边，周末去医学院图书馆上自习，经常能看到厕所的门上贴着有偿招聘志愿者试新药的小广告。

现在回忆，仍然清晰地记得大雪后的冬天早晨等班车的狼狈。哥大医学部到主校区有免费班车。纽约像是个雪窝子，下了雪后，四处都是脏兮兮的雪和浮冰，一脚踩下去，不走运就会踏入浮冰作掩护的水洼，鞋全部湿透。冷风像是在啃咬你的脸。双手紧紧捧着从医学院图书馆买的便宜热咖啡也无济于事。

冷和脏是纽约雪后抹不去的印象。

一天批完助教作业已是深夜，一出教学楼门大雪纷飞，内心无比悲催。

晚上和住在附近的同学一起坐班车回来，走到一个街口，一辆敞篷车飞速飙过，车上一个喝得醉醺醺的金发女郎，指着我和同学高声叫骂。

有一次下地铁扛着箱子，出站要爬两段楼梯，一个瘦瘦高高、头发凌乱的男士走过来帮忙，我连声道谢。等到了地面，他放下箱子，问我：“是否恰好有一些零钱？”

我最后一个房东是一个华人老头，上海人，北大医学部毕业，在九十年代初出国潮去了加拿大，后来又来到美国。听说我是山东人，他不无自矜地回忆起，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他们家还是吃黄油面包、喝咖啡的，而一出门就碰见山东来的流浪汉讨剩饭。在国外呆久了，老头中西合璧，用菜泡饭的做法泡螺旋意面，吸溜吸溜吃得很香。听说我是学文学的，老头沉吟了一下，考我知不知道“violet”和“purple”的区别。

我刚搬进来的时候，有一个房客正要搬走，是个穷困潦倒的日本爵士乐演奏者，一头齐肩长发，满屋子最值钱的家当就是自己的萨克斯和键盘。在下城餐馆打工，下午四点出门，凌晨五点回家。房东老头对他充满不屑，说他太太早就和他离婚了，谁会跟着这种人，大老远从日本跑过来，天天在这里混。搬走的时候日本艺术家拜托我帮他看行李，并赠送我一张黑胶唱片，还说等他以后有演出了通知我。

日本友人送的1960年代的爵士乐黑胶唱片。

没几个月，另一个中国留学生也搬走了，留下了冰箱里的半包面包。老头收拾冰箱的时候，我正在厨房做饭，老头说：“这面包不能要了。”于是拿出去一起丢垃圾。等他回来，我见他表情僵硬，一只手垂在身旁，用身体作掩护，手里分明攥着那半包面包。

老头出国时，是那一届同龄人中的龙凤，可惜几十年世事变迁，之前那些远不如他的，在国内倒比他过得滋润得多。老同学劝他回国：“在国内快活得发抖呀！”

老头去做了一次胃镜，居然要两千美金，心痛得不行。转念想到这么多人劝他回国，又跟我说起回国的种种困难，说到激动处，心脏不舒服，闭着眼捂了半天胸口，然后缓缓起身去屋里掏出一张光碟来——《改革开放三十年，金曲三十首》，说自己每次听到《渴望》，听一遍，掉一遍泪：“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最后一个学期，申请读博的在比较奖金包，找工作的在疯狂投简历。一日我正端坐卧室桌前埋头投简历，一抬头，对面楼一个长相英俊的小哥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坐在公寓的防火梯上，喝了一罐啤酒。

等他重新钻回屋里，华盛顿高地已经满是夕阳余晖。

我感到一股短暂的、空前的自由。

出处：头条号 @世纪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