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中国创业，伴随着姚毅的是反反复复的软件侵权诉讼；在复杂的诉讼脉络背后，又牵连出知识产权界的观点纷争

李晨 赵杰 发自北京

归国留学人员姚毅回国创业快10年了，伴随着他的是反反复复的软件侵权诉讼。STAR
-1000、ARTP1.2、ARTP1.3以及WIMART等大致功能相同的放疗软件，著作权到底归谁所有？又到底是谁抄袭了谁？一系列的问题造成了错综复杂的连环诉讼案。

而对案件中主要的法律依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下称《条例》)的不同解读，引起了法律界和软件界关于《条例》的争辩，《条例》真的有缺陷吗？

连环诉讼案

1996年12月12日，姚毅与恒星公司(其后大恒公司的前身)达成协议，大恒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大恒公司，合同的甲方)与姚毅独资创立的美国拓能公司(合同的乙方)约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大恒公司下设北京分公司(下称北京大恒)；乙方主要负责产品开发工作；分公司如合作不成功，乙方将无条件收回产品使用权；凡属于分公司开发之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甲乙双方应切实做好分公司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确保其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双方合作期间，该公司开始进行一种用于放疗的软件STAR-1000的销售工作，其后，双方合作出现矛盾，姚毅亦通过自办公司(包括成都拓能、上海拓能等)等形式，开始销售与STAR-1000软件功能相同的ARTP1.2、ARTP1.3,以及WIMART等功能大致相同的软件。1998年1月14日，双方签订了终止该合作协议书的备忘录，宣布合作正式破裂。

成为竞争对手后，双方的摩擦日渐升级，2000年1月，由姚毅夫人为法人代表的成都拓能公司收到大恒诉状，称成都拓能所销售的ARTP软件侵犯大恒公司STAR-1000软件的版权，要求对方赔偿50万元，其后，大恒又通过两次追加诉讼，将总赔偿金额调高为1800万元，其中该案的第二被告，ARTP的用户解放军304医院赔偿额为100万元。

姚毅亦于2000年6月，起诉大恒STAR-1000软件侵犯其ATRP软件的版权，此案导致大恒诉讼成都拓能一案停审，其后，姚毅起诉大恒案成为STAR-1000及ATRP软件的确权之争。

对于STAR-1000的归属，双方则有不同的理解。姚毅称，该软件来源其于1996年12月30日在由中国版权局计算机软件登记管理办公室获得批准的ATES软件。但大恒方则认为，STAR-1000是姚毅在大恒任职期间的职务作品。“AETS与STAR-1000没有关系。”北京大恒总经理史荣说。

在姚毅起诉大恒案终审判决中显示，双方均承认ATRP软件和STAR-1000属同一软件，该软件权属被判为大恒所有。2004年3月25日，该终审判决书下达，亦重新启动了最初停审的大恒诉成都拓能侵权案。

大恒诉成都拓能一案的一审判决书显示，因为确权案中，双方均承认STAR-1000与ARTP1.2为同一软件，且ARTP1.3、WIMART等软件使用的说明书与大恒公司软件说明书有相同之处、软件界面以及功能模块相同等原因，判决成都拓能ARTP系列所有软件以及WIMART均造成侵权，赔偿大恒1800万元，其中100万元为解放军304医院负连带赔偿责任。

几乎与大恒诉成都拓能侵权案并行的，是大恒诉上海拓能侵权案。在该案中，因审理过程中，认为大恒诉上海拓能侵权软件的具体版本不清，后大恒改变诉讼请求，诉上海拓能销售的ARTP1.2软件侵犯其STAR-1000版权，该案引用确权案的判决结果，确认STAR-1000与ARTP1.2为同一软件，上海拓能构成侵权，并赔偿大恒50万元。

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2005年1月14日，成都拓能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法律适用均有错误为由，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此案目前尚在审理过程中。

在姚毅诉大恒侵权一案的终审判决中，姚毅以及大恒均认可ARTP1.2和STAR-100是同一软件，成都拓能代理律师董永森认为，该判决结果使得大恒诉成都拓能侵权案中，成都拓能ARTP1.2构成对STAR-1000的侵权行为成立，但这并不说明其后的ARTP1.3以及WIMART亦构成侵权，它需要进行科学的方法判定之后，方能确定是否侵权。

软件保护条例有缺陷？

“这个案件，暴露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缺陷。”董永森说。

在2002年1月1日生效的新版《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写道，“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文档，是指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发情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如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

曾有多年计算机软件管理从业经验的董永森认为，因为软件使用说明书有相同的内容而认定软件侵权是不合理的，“应该保护的是程序。”董永森说，“在大恒诉成都拓能案一审中，没有进行软件源程序的比对。这是中国软件保护立法的缺陷，文档侵权，就是软件侵权。”

“法律的原意是解决程序的保护问题，文档就是文字作品，文字作品侵权按文字作品的原则来处理，程序侵权按程序原则来处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唐广良说。

唐广良认为，这一案件暴露了《条例》本身的最大漏洞：文档相同就可以得出软件侵权的结论。这也是姚毅一审很被动的一个原因，但是法院的结论也符合《条例》。“其实，单单依据文档相似而得出侵权结论的案例以前就有很多了。”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起草人之一，中国计算机软件联盟秘书长邹忭认为，根据《条例》的规定，软件由两部分组成：计算机程序和文档。在司法中，可能带来一些混淆，即文档相同，程序不相同，是否构成侵权。“文档包括开发文档、需求说明书、总体设计方案，详细设计方案或者流程图等等，用户手册、操作手册等是同一软件下相对独立的作品，应当基于复制、侵权或者相同的部分来判断是否侵权，而不能无限扩展。”邹忭说。

“尽管功能对侵权认定有一定影响，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软件侵权只限于著作权侵权，而不是从技术或功能角度进行认定的角度，仅靠说明书中的文字记载相同不足以认定两个软件存在相似，而应通过设计文档(包括算法和模块等)进行对比。”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郑胜利说。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张平认为，计算机软件的保护中，涉及到文档的内容在《著作权法》当中已经有很完善的规定，没有必要在《条例》中再进一步规定，《条例》真正要保护的是著作权法中没有规定的内容。

大恒诉成都拓能侵权案一审法院北京海淀法院拒绝了《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

辩证看待软件保护

“这应该是目前排前五位的软件侵权案。”董永森说。董认为，该案一审判决中，1800万元的赔偿额，使得该案的判决额，排在国内软件侵权案赔偿额的前列，近年来，软件侵权案的赔付额迅速增长。

“软件保护，这是一个涉及到软件产业生死存亡的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科学家倪光南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倪认为，过度保护计算机软件的权利，不利于中国软件行业的发展。

“比如说，判决304医院赔偿100万元，作为一个最终用户，一审判决依据是其使用该软件的利益所得，但这个利益并不只来自于软件，还来自于工作人员的劳动。”董永森说。

“不能因为使用该软件获利而提高赔偿额。”邹忭说，“假如我用了非正版炒股软件，挣了几个亿，我是不是也要赔偿几个亿？”

“其实，《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完全就不应该有，《著作权法》已经规定得非常完善了，没有必要再有这个特别法。”唐广良说。唐认为，因为特别法优先，所以就必须先按照《条例》。最初制定《条例》的思路是低水平保护，但现在在法庭上比《著作权法》本身的地位还要高，所以就有学者提出了高水平保护，即“过度保护”。

“中国的软件保护要适度。”一位参加了《条例》立法工作的人士说，“保护过多，会阻碍社会进步，但又要保护软件权利人，这不能过严，也不能过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