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更没有必要美化一位企业家为了企业的生存、为了自己赢的欲望所付出的努力、所冒的风险，以及进行孤注一掷的魄力。

正是它们造就了周厚健和海信，也正是它们造就了中国本土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

周厚健如何“孤注一掷”

文/迟宇宙

在对自己和公司的未来多次下注之后，48岁的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又一次对未来孤注一掷。这一次赌本金额不大，不过3000万，又没有政治上的风险，但是周厚健知道，如果输了，他和海信输掉的不仅仅是钱和时间，更是海信的未来。

幸运的是，周厚健和海信都赢了。他们并没摸上一手好牌，但他们一直坚持。他们花了4年时间等到别人放弃，然后他们赢了。

2005年6月26日，海信将他们孤注一掷的成果昭告天下。他们在北京发布了 “hiview信芯”。这是他们历时4年自主研发、达到同类芯片国际领先水平的一款数字视频处理芯片，稍早前它便已成功实现批量装机。

“hiview信芯”的出现意味着一颗真正的“中国芯”的诞生，它标志着“7000多万中国彩电芯片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宣告结束”。

一位名叫战嘉瑾的年轻人成为“信芯之父”，他带领着11个人用了4年时间实现了这个“芯片梦”。而使战嘉瑾成为“信芯之父”的，却是那个叫周厚健的人。4年来，他一直躲在战嘉瑾的背后，默默支撑着他们不可思议的梦想。对于战嘉瑾来说，这是他生命中的一次豪赌；对于周厚健来说，则是一次在战略上的孤注一掷。

周厚健天生好赌吗？

特别的企业家战略有以下四种：

1、 孤注一掷；

……

——彼得·杜拉克

要了解和理解海信为什么在“信芯”上孤注一掷，就必须了解和理解周厚健这个人。

周厚健在1957年8月出生于烟台牟平一个工商业主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资本家”。他的童年不很愉快，特殊的政治背景和特殊的家庭背景使其必须面对命运的嘲弄。

在他头脑中留下印痕的，最早是“大跃进”，然后是三年自然灾害，接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到了。那是一个特别的时代，弥漫着对“资本家”的血泪控诉与打倒。政治的热潮使“右倾主义分子”被取代，“资本家”亦被“革命地”毁灭。

父亲和母亲的基因纠合在一起，彼此贡献出的XY染色体使他具有了他们的双重性格。他刻薄像母亲，豁达像父亲。“我母亲太有所谓了；我父亲又太无所谓了。我是一个比较刻薄而又豁达的人，有时心太软，也有狠的时候……”

等到他清晰自己的性格时，他对其解释为“人事上刻薄”，“人情上豁达”。有一次，海信一位很认真的干部在工作中损失了几百万，他很坚决地把他撤了，4年后周厚健又把他请了回来，“因为他犯的错误不是品质问题，而是工作失误”。但一位以每台价格比同类产品高出20元进了一批变压器的干部却没有这么幸运，周厚健说，“这显然是人品问题，我坚决把他开除了”。

经历了下乡、返城、高考、毕业之后，周厚健离开山东大学，在青岛电视机厂谋了一份工作。那是1982年的事。10年后，1992年，那个稚嫩的大学生成为了青岛电视机厂厂长。

那一年是旧历猴年，整个中国都在实行“孤注一掷”战略的年头。一首《春天的故事》记录了这段往事，此后的十几年则足以证明中国得到了多么惊人的回报。

那一年，国务院出台“股份公司管理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条例”，开始有了现代企业的游戏规则。

那一年，国外家电企业开始纷纷进驻中国。比尔·盖茨的软件帝国落户于北京新世纪饭店511房间。

那一年，美的在全国首先进行股份制改造，1993年11月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海尔制定了“先难后易”的出口战略；科龙公司在德胜河南动工，河对岸的华宝空调已占据中国空调行业半壁江山，科龙人按照习俗对着华宝的方向立起一座剪刀雕像，保佑自己有朝一日吃掉华宝，日后他们果然得偿所愿。

长虹彩电年产量在国内首家突破100万台，资本回报率为25%，到了2000年则下降为2%；金星已达到了近百万台的年产量，牡丹也达到了60万台左右的规模，而海信(青岛电视机厂)只有20万台左右；康佳认识到，中国加入WTO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并对这一问题将要带来的利弊作过专题研究，十年后它宣布巨额亏损；联想在分红、分股权被明确地批下来之前，对35%的整体比例，内部已作了大致划分，柳传志推出了中国第一台486电脑。

张瑞敏在青岛市人代会的小组发言中，讲了自己建设海尔工业园区的设想。占地800亩的海尔工业园很快建成，它面前的道路如今叫做太平洋大道。

许多彩电业的风云人物将那一年铭记为进入市场经济的开始：彩电高消费税取消，国家放开定价权，长虹在业内率先降价；中国“复关”呼声高涨，仿佛一“复关”，外国家电便会蜂拥而进，大家持币待购，彩电市场疲软……

五十多家电视机定点生产厂家死了6家，亏了二十多家。“那真是一个最难捱的年头，”许多年后周厚健感慨地叙述着往事，“那一年，我们差一点被人兼并。”

那一年，周厚健要慢慢学习并习惯于做出各种各样“孤注一掷”的决定。

已经有先行者在那里孤注一掷了。在深圳，任正非开始强令Huawei自主研发交换机。1992年第三季度，为防止经济过热，央行严令紧控各银行贷款发放，致使民营企业几无从银行贷款之可能。那时Huawei正值市场扩张的紧要关头，任正非倾Huawei所有，又向各大企业借利息高达20—30%的高利贷，前后投入共计1亿元。当时Huawei内部有政策——“谁能够为公司借来一千万，谁就可以一年不用上班，工资照发。”

这场孤注一掷的疯狂举动是Huawei的第一次也是最大一次冒险，如果失败任正非则将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在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立于5楼会议室窗边沉默半晌，悲声道：“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

经历多次失败后，Huawei终于在第二年推出新型网用大型交换机设备，通过技术积累，开始了高速扩张。其间有过一次重大失误，曾导致损失近亿元，几乎使Huawei崩溃。

周厚健呢？

我们现在相信，周厚健是一位企业家，他应用自己的观念远比应用权力要多得多。除非进行大的“清理”，否则他不大喜欢采用强硬的姿态，而是说服和诱导对方，使其能与他同仇敌忾。他注重市场，而非计划；他注重管理，而非放任自流；他注重质量，而非数目字。他不要求他的下属效忠于他，但他们必须效忠于这个企业。

他不大习惯恪守旧的教条，也不大喜欢沿着前任铺好的道路前进。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劝导自己的员工：“要注重质量；要动脑筋；要热爱企业；要努力工作……”好在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并且他的员工很买他的账，于是他的计划便得以推行。

周厚健迷恋于财务的管理，他甚至用并不充裕的空闲时间自学了财务管理的课程。多年后，他提出了“稳健财务”的概念，并且在整个海信推行的时候，引起了人们的惊诧——他们不大相信，他竟如此精通财务问题。

一切看起来都不错。1992年，这位35岁的年轻厂长给人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他雷厉风行，对扯皮、人浮于事毫不手软。看起来，他还有不错的经营头脑。对工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工厂兴旺，工资能够源源而来。

如今48岁的周厚健已被描述为一个“海信的神秘主义者”，年轻时他曾梦想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有时也曾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医生，结果他错失了这些梦想，并且为之追悔莫及。

他最终进入了青岛电视机厂。他那里，他有机会接触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并且最终成为控制这个彩色世界的人。

这位年轻的董事长喜欢新的事物，新的技术、新的市场和新的领域。在一个现实生活与虚拟网络并存的时代，他痴迷于工业品，痴迷于制造业和精细加工。

对于自己，他也是这样：他行为上自制、严谨，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习惯性地西装革履。除了欣赏足球和拳击外，他也不大有别的爱好，颇符合作为兄长和父亲所需要的“严肃”，然而他情绪上却做不到，除了掩饰自己的疾病外，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激动。他的微笑常常能感染身边的人，然而他更多的是爽朗的大笑。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不高兴和愤怒，一旦有人刺激了他，他的情绪就会反应。他到大学里读技术经济，但他不是为了拿一个学位，而是为关注增资、融资、项目分析方面的问题做准备。

熟悉周厚健的人可以发现，这十几年对他并不仁慈，虽然脸上老是布满笑容，说话的时候，胸腔里依旧像装了一个频率挺高的扩音喇叭，但他身体状况变得有些糟糕。他每天必须按规定时间吃药，否则病毒和低血糖就会袭击他，干扰他。他较亲近的部属熟悉他的身体状况，但并非海信的全部员工都知道，他们的“老板”在人群中慷慨激昂的时候，或许得忍受疼痛的折磨。

但在公众的印象里，他健康而充满活力，憨厚但绝不愚钝。他的睿智可与柳传志相比，而其管理上的才华，亦使他有机会赢得“环球杯”世界青年企业家大奖赛“经营才能特别奖”的奖杯。

他谦逊而超出年龄的慈爱，这或许与海信愈来愈年轻化有关，在这个拥有数万多人(包括销售人员和海外公司员工)的企业里，有中层干部的平均年龄只有37岁，而子公司的中层平均年龄则低于27岁。由于倡导“亲情化“管理，48岁的周厚健必须用兄长的眼光来看那些成熟者，又以父亲的姿态来关注那些更年轻的人。

接管了青岛电视机厂权力两年后，1994年8月29日对，周厚健开始有机会改变中国家电业的格局。他将青岛电视机厂变成了青岛海信集团。那时候他刚过完自己的37岁生日，而他“以资本家的眼光看待资本与市场”的观念，也成为企业界时髦的话。

那是周厚健的第一次孤注一掷，要知道作为一家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在1994年提出“以资本家的眼光看待资本与市场”是一件极冒风险的事。然而他赢了，这使他第一次体会到家电业明星的感受。

1996年，周厚健再次面临孤注一掷。中国家电史会记住1996年3月26日，那一天倪润峰宣布：长虹全面降价8%——18%；在国内率先推出以“红太阳”命名的29英寸大屏幕彩电，在具备与国际同步的技术、质量的前提下，比同类型国外彩电降价30%。

就在他发动价格战的时候，日本Sony公司“壁挂”式电视推向市场：长60厘米、宽38厘米，厚度只有3.7厘米，重量仅1.7千克，犹如一幅壁画。

那是长虹发动的第二次“价格战”，它造就了中国彩电业的第二个冬天。周厚健说：“长虹这次甩货，对它自己来说，显然是对的。它库存比较大，这样做可以加快资金回笼。对其他企业则显然是噩耗。”

7月12日的北京。周厚健在人民大会堂大声宣布：海信不参与价格竞争，要以“高科技、高质量、高水平服务，创国际名牌”的发展战略对抗长虹的降价。后来，他终于承认说：“我不跟他，一跟就进入了他的逻辑，死定了。”

事实上，周厚健“不跟他”的决定做得异常艰难。

在1996年，每个企业都被价格战拖得筋疲力尽，许多彩电业都宣布降价，在海信的会议室里，周厚健几乎每天都在与他的下属不停争吵该不该降价，对于海信来说，生死只在一念之间。谁也没说服谁，大家的看法是：降价是死，不降价也是死，不如到市场上去看看。调查的结果使他们做出决定，不降价。

他们当然也会采取措施，海信副总裁杨运铎那时候刚在山东临沂组建了办事处，他说：“长虹引发价格战后，海信因为不降价，价格与市场背离很大。”解决的办法，便是“三四月份成立大量办事处，山东成立了14个”，以推进海信电视机的销售。

那场血腥的战争与之后不停顿的厮杀所带来的延续，是整个行业的亏损。杀戮结束，江北电视机品牌溃不成军，只有海信存活下来。周厚健的孤注一掷，又一次赢了。

在1999年，长虹又一次孤注一掷地发动了价格战，周厚健又孤注一掷地以“海信无须降价”应对。那一次孤注一掷，倪润峰一败涂地，周厚健则在中国家电业领袖群体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

就在那一年，周厚健在北京开人代会的时候发出了“经营者错位”的呼吁。头一年，他提出的则是产权问题。

4年前他兼任青岛市电子仪表局局所有重要职务，他开会时曾说：“大家不要怕当资本家，我相信再过几年，拥有资本的、有投资能力的人将是被社会欢迎的。”

1999年春天，TCL高层访问海信，周厚健与李东生总裁促膝长谈，掏空肺腑：“海信的最大劣势就在于国有独资性质，这使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做起来非常难。离开了产权明晰来谈企业长期稳定发展、谈把企业推向市场，往往是事倍功半。”

他要把自己想象为一个“资本家”，用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来使百分之百国有企业的海信，获得向上的力量。周厚健以“为政府打工”的身份，幻想自己成为“资本家”的事实，公开宣称要当“红色资本家”，要把国家的企业当作自家的企业来办，像资本家一样考虑资产的保值增值，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通过经营者的错位，来弥补所有者的缺位。

对于一个纯粹的国有企业头头儿来说，“资本家”的称号以及他所提出的“用资本家的眼光看待资产”的口号同样显得荒诞不经。他并不占有资产，也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收入，除了一个位置和一个自发的光辉理想外，他没有一点像“资本家”。

几年后，中国家电业那些“经营者错位”的企业大都实现了产权改革，光环笼罩下的家电业明星们大都变成了老板和富翁，只有海信依然在“错位”，只有周厚健依然是个穷光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和残酷。

对于实际上缺乏与刺激相匹配的收益机制的周厚健来说，他为什么要去孤注一掷呢？难道他天生就是一个赌徒？或者他命中注定要去孤注一掷？

周厚健不得不赌

“孤注一掷”(Fustest with the Mostest)是美国内战时期一名南部联邦骑兵将军连连取胜常用的战略。采用这种战略，企业家的目标是领导权，或是占领新市场，或新产业。“孤注一掷”的目标并不一定是立即建立一个大企业，虽然这是它的最终目标。但是初始是它的目标是占据永久性的领导地位。

——彼得·杜拉克

周厚健需要赢。

被称为世界第一CEO的杰克·韦尔奇在新作《赢》中说：

“在商业生活中，取得赢的结果是伟大的，因为当公司盈利的时候，人也得到了茁壮成长。对成功企业的每个员工来说，他们在市场上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创业机会，他们对未来更加充满自信，有钱送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能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买得起度假别墅，退休生活也有了更好的保障。企业的盈利还让他们有机会回报社会，除了纳税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办法——因为他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资金奉献给慈善机构，比如到社区学校去当辅导员等。赢的结果可以惠及周围所有的人——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做生意不过是游戏而已，而赢得游戏就是最快乐的事！”。

周厚健需要赢，他知道赌是赢的物种起源，它不是赢的手段，却是赢的开始。他需要高回报率的赌，需要孤注一掷。当然，如果有一种赌低风险却高回报率，他一定会选择那一种赌法，问题是他没有资格决定参加哪一场赌局，现实逼迫他只能在海信到底要“找死”还是“等死”中做出一个选择。

这是多么残酷的选择，多么危险的孤注一掷。结果周厚健又变成了幸运者，海信又成为赌局的赢家。他们靠一款名为“信芯”的数字视频处理芯片赢得了尊重、未来和贯注整体的信心。

2005年6月，当海信成功开发出“信芯”的消息传出去后，很多记者到青岛和上海寻找他们所期待的动人故事。“芯片”，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名词。

芯片，在人们心中，它意味着核心技术、意味着高科技。芯片是所有整机设备的心脏，是"工业粮食"。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被芯片包围着。到处都是芯片，只要有电子产品的地方就有芯片，甚至一只电子表都有一颗复杂的“心”。

技术在进步，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我们所看不到的层面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推进着世界和时代的巨变。在今天，芯片已不再是一个集成电路那么简单，系统芯片本身已成为一部高技术整机，它几乎存在于所有工业部门，甚至决定一个国家的装备水平和竞争实力。

芯片是有生命力的，它的生命力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于人们的思想里，存在于国家与国家、公司与公司的竞争中。只要人们对技术的向往一日不灭，只要人类对征服自然、探索未知的好奇一日不灭，芯片的生命力就不会毁灭。

如今，芯片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它包括芯片前期设计、芯片制造、封装和测试。有人测算说，芯片1元的产值可带动相关电子信息产业10元的增长。作为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芯片产业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为迅速、竞争最为激烈的产业。

海信开发出的这款名叫“信芯”的数字视频处理芯片，是数字电视的一颗心脏。接收与解调芯片、解码芯片和数字视频处理芯片是数字电视常用的三块核心芯片，其中数字视频处理芯片不仅是开发设计难度最大的芯片，也是最具开发意义、份量最重、市场前景最好的芯片。

海信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中心一位叫王瑞冰的工程师说：“接收与解调芯片、解码芯片，国际上都有统一标准，几乎没什么变化，而数字视频处理芯片则没有。”

与其他芯片已经有固定程式可以直接“拿来”不同，数字视频处理芯片必须自己动手从许多基本算法做起。“前数字视频处理芯片无法像其他两种芯片那样实现标准化，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它本身并非基础性研究，而且知识产权需要保护。”

这些独特的属性使它的难度和挑战性，却也使它更新与发展的空间变得无限宽大。人们迷恋色彩，所以人们对运动图像效果与质量的追求便会用无止境，最终，人们发现同类视频处理芯片技术水平和效果差异竟然是如此明显。

这个行业的集成度越来越高，已经出现了“三片合一”的趋势，王瑞冰说，但决定性的芯片还是数字视频处理芯片。

芯片包涵的功能是由市场决定的，但问题是：我们拥有庞大的市场，但这市场到底属于谁呢？我们所使用的芯片到底姓什么呢？

中国是电视机制造大国，然而在信芯诞生之前，中国却没有一颗真正属于自己的电视机芯片。

商务部的一份统计显示，仅2004年上半年，中国用于芯片进口的外汇高达262亿美元，本土芯片生产量仅占使用总量的3%，而出自中国企业设计的芯片占中国芯片使用量的比例为0。

也就是说，除了进口之外，我们在芯片方面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就彩电业而言，根据公开的数据，截至2004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对最大的电视生产国：境内共有68家彩电企业，年生产能力8660万台，实际年产量7328.8万台。然而，超过7000万台电视机所使用的核心视频处理芯片均为进口，竟无一片“中国芯”。

人们不能不慨叹：我们整天叫嚷“世界工厂”、“世界工厂”，我们整天为中国的家电业的市场能力和占有率感到骄傲，哪里想到我们充其量只是“世界加工厂”，只是“彩电大国”而非“彩电强国”！？

高额的上游利润都早已被跨国公司攫取一空，我们所能赚到的只是加工的钱，是苦力钱，是以价格战、低成本厮杀赚取的产业链中的微利。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比较成本是廉价劳动力，如果没有廉价劳动力，我们的电视机制造业、我们的家电业会变成一幅怎样可怖的景象？

不惟电视机芯片的现状令人沮丧，整个中国芯片产业境况也同样令人沮丧。

2003年，中国芯片进口累计416.7亿美元，贸易逆差340亿美元，超过当年全国进出口25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值。

近两年来，芯片贸易逆差年均增幅超过60%。芯片已超过飞机成为美国对华第一大出口商品。据商务部统计，仅仅2004年上半年中国芯片进口262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中国芯片需求量将达700亿块。

不会说谎的数字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

一个设计、生产芯片的弱国；一个使用、消费芯片的强国。

一个身强力壮的巨人；一个依靠别人提供心脏和血液活着的侏儒。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我们向何处去，而是我们该如何活下去。

想活下去就要寻找出路。但出路在哪里？

有人说，我们不是有很多芯片生产商吗？

事实是，我们只有芯片生产商，他们只是按照别人的方案在生产芯片。他们同样是为别人代工赚苦力钱外，他们同样只能获产业链底层的利润——比最底层的制造商略高的利润。

不会说谎的现实为我们刻画了这样一条生物链：

跨国公司是狼，他们吃的是肉；中国的芯片生产商是秃鹫，吃的是腐尸；中国的家电制造商抢的是骨头。没有抢到骨头的，只能跟在后面吃土，连土都吃不到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就是——等死。

出路在哪里？

一条条路都是绝路、死路。

一条条路都通向悬崖和陷阱。

芯片制造的核心技术、关键设备、IP核、关键原材料等长期依靠进口，但西方国家施行出口限制，中国在芯片技术、设备上不得不受制于人，局面始终未得改观。

国内芯片设计公司规模偏小、技术落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芯片制造企业则几乎都是代工厂，拥有自主产品和自主品牌的公司凤毛麟角、寥若晨星。

随着芯片集成度的提高，芯片在电子整机中的价值已不断提高；芯片的价值已成为信息制造业产品的核心支撑。有人曾比喻：在信息产业发展中，软件是大脑，集成电路是心脏。

有人曾评论说，目前中国在大脑和心脏方面的核心技术水平至少与国外相差10-15年或者说两到三代。尽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在不断扩大，但却是大而不强的"亚健康"状态。中国目前只能称得上世界加工厂,是“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

一切均拜“空芯”所赐。

芯片技术是整机的技术水平标志，体现着关键的知识产权和主要的附加值——失去了芯片设计和芯片制造，产品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更无从谈及紧扣行业潮流进行功能开发。

不掌握芯片技术，整机产业实际上变成了加工业或组装业。其在市场竞争中是不可能掌握主动权的。中国在手机、计算机、消费电子等许多产业方面，由于自主芯片技术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原始创新的自主专利核心技术与集成电路和应用整机之间的紧密结合也难以实现。中国企业在赚取市场利润同时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外国企业靠核心芯片技术坐享其成。

芯片对整机产业及其终端的发展也担负着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产品同质化，使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中日益陷入困境。

国内市场依旧价格战战乱频仍，国际市场“大棒”扑面而来。从DVD、手机、数码相机，到轿车、摩托车、甚至打火机，掌握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已经学会了如何限制中国企业，并且通过限制来攫取高额的专利费。

内忧外患、内外交困，一切均拜“空芯”所赐。

核心技术为跨国公司垄断，多年的价格战又使所谓的家电业巨头们元气大伤却又乐此不疲，中国家电业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访问者：我们一直说彩电业产品同质化，价格战是不是跟国内厂商都是向国外几个大的芯片供应商采购有关？

周厚健：应该讲，产品越同质化，竞争就越惨烈。产品的同质化缘于技术的同质化。大家都是翻版国外产品。举个例子讲，大家现在都知道，电脑这个产品，电脑给大家带来的印象是使用技术比较高的产品，实际上，产品确实是比较好的技术，但是基本上从芯片到CPU都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具体讲是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它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产品，所以它的利润低，越来越低。技术差异是形成产品差异的最基础因素。

访问者：韩国家电以前跟中国家电企业水平差不多，现在已经完全变成高档产品了。现在在家电市场上， LG、Samsung 的产品价位明显要比中国的高很多。

周厚健：对。

去年温家宝总理来海信，看到我们的芯片以后，他问了一句话：你们能不能开发手机的芯片？手机里面9000万主要芯片我们全要进口。所以，我们能有多少钱，尽管看中国生产的业很大，真正的赢利部分很低。

访问者：人们总是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可能如果不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的话，就要变成“世界加工厂”了。

周厚健：世界制造工厂和世界加工厂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他必须有很强的对产品的创新能力、对技术的创新能力，如果是个世界加工厂的话，那么他不过是接受别人的图纸、接受别人的产品设计，我来给你加工。前者我的赢利模式是通过高水平的劳动力创造价值和利润；后者是我仅仅通过那些低素质的劳动力赚辛苦钱来维持，赚的是辛苦钱，凭体力赚钱是辛苦钱。

周厚健和海信不愿意只凭体力赚辛苦钱，他知道那样是“等死”。他希望海信能够通过“孤注一掷”，在“找死”的坟地里杀出一条血路、一条活路来。

周厚健知道这很难。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早已看到了横亘于面前的绝路，他们焦虑、恐惧，试图冲破种种险阻和陷阱找到突破口。

他们的努力使中国的芯片产业有了很大进步，但他们紧追慢赶却依然没摸上国际先进水平的屁股，大部分核心芯片集成电路依然依赖进口，整个电子信息产业依然抢骨头、吃土、等死。

周厚健尊敬这些先行者和“先烈”，他知道“孤注一掷”到底有多难，成功率有多低。他的确应该尊重他们，正是他们倒毙于寻找活路的路上，才使周厚健和海信知道“先烈”们走过的路是死路，应该向另一个方向冒险。

周厚健知道要付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够找到活路，他也知道在寻找活路的道路需要多大的魄力和勇气。多年后，当海信成功地开发出了“信芯”，周厚健异常感慨地说：“如果我五年前搞一个东西，当时就说这个成果要花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不难，关键是5年前大家看到的结果可能是0，所以能坚持下来非常困难。”

周厚健：(芯片能够成功)不容易，我说的不容易不仅仅是技术上获得突破，从事件的整个过程上也很不容易，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事件上，最应该赞扬的是这些研发人员。大家说“是用生命换来的”可能有些夸张，实际上，他们在30岁左右这五年的时间，应该说是太珍贵了。对他们来讲代价太大，而且对企业的意义也很大。关键是五年前开始搞这个东西，他们不知道是成功还是失败，很可能开展了五年是个失败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业务上会有提高，(失败了)工作业绩上五年下来是个0。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认为，最不容易、最不简单的、最应该赞扬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开发人员。这也是今年年初经济工作会议上我说的“我发自内心的敬佩他们。”

访问者：五年前他们看到的是0，你看到的也是0，从集团领导的角度，当时决策上为什么还要进行芯片的开发？

周厚健：应该说，我们清楚中国的彩电量很大，但是没有自己的芯片。没有自己的芯片就意味着决定不了功能、决定不了性能、决定不了电路程式，就等于你没有决定产品的权力。芯片起的作用就是我说的这几点。机器的功能、性能、电路的程式和复杂程度，都是由芯片来决定的，所以说没有芯片就没有选择产品的权力，只能模仿别人的。

中国这么大的制造能力，是绝对的彩电第一大国，但连最起码的产品决定不了。所以也很难讲未来发展的趋势。

正是由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搞芯片这种东西。芯片的作用具体的描述大家可能不理解，笼统的讲，大家说芯片是信息产业的基础，现在来看，它不仅在信息产业，各个行业的技术改造都离不开芯片。就像传统的机床，机床没有芯片，你就不能把它数据化。

彩电这样的产品，芯片的意义更大。彩电的量太巨大了。据我了解，到目前为止，这种超大规模的芯片在大量的消费品中，空调也好、冰箱也好、手机也好、电视也好，还没有哪一种专用芯片实现中国生产的化，我指的设计开发领域。

事关生死。

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更没有必要美化一位企业家为了企业的生存、为了自己赢的欲望所付出的努力、所冒的风险，以及进行孤注一掷的魄力。

正是它们造就了周厚健和海信，也正是它们造就了中国本土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

下注前的准备

他们并不知道“孤注一掷”战略的风险究竟有多大。人们看不到失败的事情。然而，我们知道对于每一个成功使用孤注一掷的人来说，更多的时候是失败。“孤注一掷”战略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未能立即产生成效，它就会彻底失败。

——彼得·杜拉克

没有人会进行这样一种赌博：高风险低回报率。除非是白痴或圣人，或者是根本没有看清回报率到底有多大的人——依旧是白痴。

与中国很多冠名“企业家”的白痴不同，周厚健是企业家，而非白痴。

根植于周厚健内心的，是他对技术的迷恋。他曾经在无数个场合表露出自己的迷恋。他的迷恋不仅仅缘于他工程师的出身，而且还来自对中国家电业的忧患。

没有人在“孤注一掷”时不考虑风险，他们之所以采用这种风险最大的战略，除了高回报率外，往往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压力似然。彼得·杜拉克曾用威廉·特尔的故事来描述“孤注一掷”战略使用时的处境：

“每一个人都知道瑞士神箭手威廉·特尔的故事。如果他第一次就射中了儿子头上的苹果，暴君就答应赦免他，如果失败了，不是儿子死，就是他被杀死。这正是企业家采用‘孤注一掷’战略时所处的境况。”

海信正面临着这样的境况。整个中国家电业也正面临着这样的境况。

有一次周厚健与海信集团总裁于淑珉去参加美国的CES展览会，他发现在平板产品的外观设计上，海信与日本、韩国的企业之间的差距正在缩短，“也为中国人挣回了点面子”，但是内在技术上的距离却依旧没有改变。

他后来感慨地说：“我曾经讲过，我们最大的危机在技术上。……我们与国外同行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大，大到已不是时间上的概念，而是空间上的。……中国企业技术上的差距让人心痛。当然，这种差距不是海信一家的问题，是中国消费电子产业整体的‘软肋’。”

但周厚健试图突破“软肋”的限制，在一条事关生死的道路上，他试图为海信找到一个通往生存的方向。

彼得·杜拉克说：只有经过仔细的分析后，“孤注一掷”的战略才有可能成功。即使这样，它还需要非常专一的努力，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所有努力都必须围绕它进行。当这些努力开始产生成果时，创新者必须准备大规模地调动资源。

周厚健要进行“仔细的分析”。既然动了“孤注一掷”的心思，他就必须在下注前做更多的准备。这些准备看起来烦琐、单调，但它们会有效降低“孤注一掷”的风险，使周厚健及其海信无限地接近“赢”。

1998年，海信开始探究开发芯片的可能性，第二年他们便派人前往美国进行考察。那个人就是后来成为“信芯之父”的战嘉瑾。那时候他只是海信技术中心的一位普通工程师，既不能说他平庸，却也算不上特别出色。

他在海信技术中心开发电视机。说是开发，往往只干些外形的设计，画画电路图，调试一下样机，组装一些实验机。直到2000年，战嘉瑾才有机会去承担一个开发100HZ机芯的大项目。

战嘉瑾熟悉海信电视机使用过的所有芯片：Siemens的、飞利浦的、泰鼎的、Genesis……它们都来自欧洲和美国，它们都飘洋过海来到了中国。它们控制着中国电视机的显示与功能，控制着电视机的价格与利润，然后控制着中国电视机产业的命运。

“一个企业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是很困难的事情，”战嘉瑾慨叹道，“引进的成本实在太高，国内的整机企业在芯片商眼里根本排不上号，拿到的芯片方案往往比松下、Sony、东芝这样的行业巨头晚一年半。”

对于一台新型电视机来说，利润最高的时间是前半年，晚了一年半，就意味着中国电视机制造商们所能得到的是最低的利润、最低端和最难突破的市场。当日本人、美国人和欧洲人抱着利润的西瓜抹嘴的时候，我们却瞪大了眼睛，像饿狗搜寻残羹冷炙般寻找散落在泥土中的芝麻。

现在，周厚健委派这位年轻人去美国一家芯片公司透析笼罩在“芯片”头顶的神秘，为海信的未来寻找信心和希望。

战嘉瑾在美国工作了3个月。在这3个月里，他从对芯片设计一无所知、充满好奇慢慢变成了一个充满感性认识、半吊子的专家：

“就像感觉到菜好吃，就要到厨房看看有哪些配料、流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对我最大的帮助是，集成电路设计并不是那么神秘。以前包括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集成电路设计很难、高深莫测，也就一直对‘中国人能作芯片’持怀疑态度。"

那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其中一个开发芯片的项目小组只有7、8个人，而且全部是来自大陆、台湾和Hong Kong的中国人。就是这7、8个中国人，曾经开发出一款液晶显示芯片，在全球市场上捞到了老三的位置。

战嘉瑾为自己列下了一组做芯片的程式：

◎7、8个人可以做芯片。

◎7、8个中国人可以做芯片。

◎7、8个中国人做芯片可以做全球第三。

这正是周厚健和他的搭档夏晓东所需要的。他们要让这位年轻人产生一种冲动，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海信是不是自己去做芯片呢？自己是不是也去做芯片呢？”周厚健他们知道，如果海信决定开发芯片，没有什么东西比战嘉瑾内心的这种冲动和渴望更重要。

但他们并不着急，也不能着急。对于周厚健来说，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行动，做和不做都是极为困难的选择。中国芯片业已经流传着一句至理名言：“做是找死，不做是等死。”这句名言百试不爽，已经有不少公司倒毙在通往芯片的道路上。

周厚健既没有让战嘉瑾的热情和期待迅速地成为现实，也没有让它迅速地消泯。他让时任副总裁夏晓东授意战嘉瑾进行技术潮流的跟踪、技术资料的搜集以及研究方向的判断。

那是一桩繁琐的差使，战嘉瑾要做很多调研报告，其中有关于市场的调研报告，有开发流程的调研报告，有如何储备人才的调研报告，有技术动向的调研报告……总之，一切他能想到的，一切有需要的调研报告，他都做了。

周厚健和夏晓东并不满意。他们需要更多的报告和更详细的内容。他们总是嫌战嘉瑾的报告太少，内容不够翔实。他们不断地将报告打回去，命令战嘉瑾重新做或者进行大的修改，理由往往只有一个——“论据不充分。”

不停地报告，不停地被否定。热情渐渐消退，战嘉瑾开始感到自己做得“毫无成就感”。到了2000年5月，当战嘉瑾得到了第一个助手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他知道，海信已经决心进入芯片的角逐中。

作为一名工程师和刚刚上任的海信数字电视所副所长，战嘉瑾不大可能想到是什么促使周厚健下定决心孤注一掷。

直到今天，人们也很难找到任何一条证据用以论证周厚健曾经做过怎样的痛苦选择。但这选择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在2000年。

我在《海信史》中这样描述海信的2000年的：

海信从2000年秋天开始惊悚于陷入重围的危险。

那一年上市公司年报展示出家电企业的持续低迷，《南方周末》评论说，“总体获利能力已经接近历年最低水平”。一些企业不得不向股民道歉，惟一的原因是他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亏损局面。海信不在道歉的名单之内，那一年海信销售收入达到134.7亿元，利润虽然只有2.86亿元，其利润水平在家电行业已属领先。

然而，局面并不乐观。

的确，从2000年开始，中国家电业糟糕透了，彩电业面临“崩盘”，行业整体亏损终于使人们看清，美丽的誓言只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幻像；空调业也并不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产能过剩和价格战的阴影正遮挡着天空；松下、Sony、东芝、三洋和飞利浦依旧统治着世界市场，而在乱糟糟的中国家电市场，钩心斗角的故事依然此起彼伏。

残忍、血腥、杀气腾腾、孤注一掷，这样的现状，使中国家电业被包围在一个连一个的埋伏圈中，这些埋伏圈彼此衔接，使人们无法看清到底是谁包围了谁，谁伏击了谁。每个光彩照人的“大佬”都似乎包围了对手，却似乎又在别人的包围之中。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自从长虹发动了彩电价格战之后，中国家电业便看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价格战”使用起来确有实效，竞争对手消亡了，市场份额扩大了，名头更加响亮了……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他们的理想既未遭到破坏，地盘亦未遭到侵袭。然而，他们却亏损了。

信息产业部的头头儿们已经三番五次地发出了警告，他们既警告这个行业有“崩盘”的危险，警告亏损的“大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也警告像海信这样表面上看起来阳光灿烂的企业，要居安思危。

周厚健时常陷入沉思，空闲的时候，他会在海边音乐广场的长凳上坐上一两个钟头，他静坐沉思的姿态会长时间凝固在那里。秋天的海风掀动波浪，在暗蓝的漫漫暮色中，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音乐广场上装饰着有道五线谱，有时候人们在音符上面踩来踩去，就踩出自己喜欢的音乐，就像卡拉OK点歌一样。不同的是，人们并不知道自己会点出哪一首歌，哪一支曲子，也不知道哪一个音符才有点歌的作用。

对于周厚健来说，他也不知道海信的前途如何，在内忧外患重重包围之中，他有时候会感到疲惫。有时候音乐广场会突然奏响那支唤作《命运》的曲子，他就会想起旁边树立的贝多芬的雕像。有时候那支曲子也会让他感到悲凉。总之，在2000年秋天，周厚健一面意气风发，又偶尔会感到沮丧。

稍早前，一位叫于淑珉的女士从周厚健手中获得了权力，她成为海信的执行总裁。与周厚健不同，那年秋天正是她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她豪气纵横，丝毫不觉得疲惫。对于未来，她充满了幻想。的确，2000年的业绩足够支撑她的幻想。然而，接下来呢？

与周厚健不同，她不喜欢静坐，而是喜欢沿着东海路散步，胡乱地想着事情。这种习惯与她的大部分习惯不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她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没有人知道她在东海路边会想些什么。

她会想海信的危机四伏吗？

海信已经危机四伏，这是周厚健和海信所有权力人物们共同的感觉。在那一年春天，他们必须做一个选择，到底是“找死”还是“等死”的选择。

一家名叫泰鼎的公司2000年7月14日正式向市场推出一款电视机芯片，只有邮票大小。在半导体世界里，它平凡得丝毫也不起眼。在它诞生的那天，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不起眼的“小邮票”会改变彩电业的现状。

对于中国，“小邮票”的意义在于：这种芯片可用于中国现有显像管，这使中国过剩的显像管生产线有了生路。

一个月之后，中国彩电业混乱极了，这部分是由于彩电巨头们沉湎于价格战不能自拔，胡里胡涂地向四面开火。

海信购买了大量泰鼎芯片，推出了胶片电视。这种高清晰度的电视很快便成为市场的宠儿。周厚健很得意，却并不兴奋。泰鼎的一张小“邮票”便使中国彩电业乱成了一锅粥，芯片的控制力实在太强大了！

他们为了决定是否进入这个由泰鼎和Genesis等跨国巨头坐庄操盘的赌局中，已经花了接近两年的时间。他们也知道，那位叫战嘉瑾的年轻人已经有一年多除了思考集成电路外无所事事了。

对于周厚健来说，最终的决策异常艰难，因为他不知道海信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财力，不知道海信从0开始得到的结果会不会是0，不知道这桩对“活路”的探索过后，是整体充满了赢的信念还是从此意志消沉，回到“等死”的路上，一步步走向毁灭。

但是他最终说服了自己，说服了海信权力人物中的所有反对者，他强迫自己做好失败的准备，像一场真正的赌博那样“愿赌服输”。他甚至从会计学上为自己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在会计学里有‘会计假设’，其中四个假设里面有个假设叫‘持续经营假设’，我认为这个假设应该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有‘持续经营假设’。我们说‘百年海信’，实际上这是个长期持续经营的假设。因此在很多决策上的思路就跟没有这种假设的决策思路完全不一样。比如对人才的培养、对品牌的培育、对技术的培育，如果没有这种假设，我认为做法上可能是迥异的。”

访问者：当时有没有考虑到，如果花了很长时间却做不成芯片怎么办？

周厚健：在决定进行开发时，我们也考虑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讲，如果你想去攻克难度大的技术课题，你就必须允许失败。那么，这种“允许失败”看来有两个方面的损失：一是企业的损失，投入的损失，如果失败意味着投入的无效；再一个是对技术人员的损失，他们工作了很长时间，(如果失败)，最直接的看是浪费他们的生命。但它的意义在于，如果没有技术开发允许失败的这种机制，企业的研发人员谁都不敢触及难的技术课题，不敢触及难的技术课题，你的企业的技术水平就永远不能往上走。所以说，这种“失败”虽然代价比较大，但它对企业的这种对技术、对高难技术的追求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机制。它对技术人员也是有益的，作为有才华、有思想的技术人员，他不愿意去作简单的、重复的、那种风险小的课题，他愿意承担有挑战性的任务。如果能够认可承担难的课题，你失败是正常的，他愿意承担难的课题，去试验，而且我付出了。一旦成功，对他的技术追求很有意义、对他的成长来说也很重要。

访问者：我听说前期光论证就论证了2年多，涉及到考查、立项前的论证多个层面。

周厚健：具体多长时间我讲不清楚。但我记得很清楚，一开始，我们决定去搞芯片的时候，我把一帮子没有搞过芯片只搞过电路的人召集到一起，当时我们的副总姓夏，我们一起召开了一个会，谈我们现在涉足芯片可能性怎么样？当时参加这个会的人也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负责人战嘉瑾。当时大家讲，只要企业能够投入，只要能给出时间，按照我们技术人员的素质，应该讲是可以开发成功的。

实际上，作为我们这些人决策、特别是技术上的决策，任何一个决策都不是我们自己拍脑袋决定的，一定要有比较专业、比较好的技术群体来帮我们下决定。所以海信在一些比较难的技术领域没有出错，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是一个必然的。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有一些很积极向上的技术人员，他们掌握的知识和他们的精神来帮助我们进行决策。而这是长期积累起来的。

所以，我讲技术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一个台阶都不能越过去。但绝对不是说，我有钱、我有资金就可以买技术、买到最先进的技术，如果你没有一步一个台阶的话，当技术上升到一定难度，你连决策的条件都没有。所以说技术积累，不仅仅是技术本身的积累，也不仅仅是技术人才的积累，很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积累。这种文化的积累使得我们有才华的技术人员逐渐成长起来，而且有才华的技术人员理解企业的这种定位，去思考、去涉足这些难度大的技术课题；作为企业来讲，它能够去冒着高投入的风险，长期这样的投入，我认为这都需要这样的氛围。作为技术人员，能够承受高难度的技术压力，能够在很长时间的技术研发中耐得住寂寞，用心去搞难度大的技术课题，这些都是和企业的发展定位、企业文化形成的氛围有关。所以，一个浮躁的企业，一定不可能，他的技术人员也一定是一个浮躁的团队，他们也不可能耐得住寂寞、作长期的潜心研发。所以，我说，技术研发不仅是技术的积累、技术人才的积累，更是文化的积累。

经过一次次报告、一场场争论和一遍遍定位后，周厚健终于许可他选择数字视频处理芯片作为开发的方向。那是所有电视机芯片中开发难度最大的一款，当然，如果成功了，它也将成为利润空间最大的一款。

然后，海信的“信芯”项目便诞生了。

4年赌局的勇气

“孤注一掷”的战略必须击中目的，否则所有努力就会付之东流。或换一个说法，“孤注一掷”很像是向月球发射火箭：如果时间弧线稍有微差，火箭就会消失到外空中。一旦发射出去，“孤注一掷”的战略就很难再调整或修改。

——彼得·杜拉克

青岛。2005年5月25日。

上午11:16，当位于黄岛海信信息产业园的海信电视机生产车间的屏幕上出现"计划产量2000台"、"实际产量2000台"的字样时，战嘉瑾并没有像自己曾经设想的那么轻松。在在掠过了一丝兴奋和快慰之后，一种新的、更强大的焦虑又向他侵袭过来。

这是他和他的团队开发出来的“信芯”批量应用于整机生产的时刻，对于他和他的团队，对于中国电视机制造业来说，这这个时间点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

他为了这个时刻等待了4年，4年前他不知道从0做起的自己到底会得到一切还是依旧会得到0。现在，他得到了无穷的可能性，也得到了更大的期盼和压力。他知道，上海那边的年轻人在期待青岛总部给予他们意想不到的激励，以刺激他们开发升级芯片的热情；青岛则期待着上海的年轻人能够迅速地开发出更高技术难度的芯片，向跨国芯片巨头施加更大的压力。

这是一种对未来的期许，也是一种心态的博弈，而战嘉瑾正处于博弈的中心。他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一面是海信的基层管理者，另一面又是芯片开发队伍“11罗汉”中的“带头大哥”。

从海信档案和官方记载中寻找海信做芯片的记录并不容易，代表海信官方“意识形态”的《海信时代》从未给予此只言片语的报道。

惟一提及的一次，是海信电器的一份汇报材料《精细的技术质量经营》中说：

公司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拥有北京、上海ASCI、美国三个开发中心。

列入国家经贸委重大技术创新计划项目3个，HDTV、ASIC专用芯片设计开发、智能服务机器人技术开发。

除此之外，芯片被“忽略”在海信的官方语言之外。而仅有的一次提及，也是发生在海信决定到上海去设计芯片之后。

上海。2001年6月18日。

战嘉瑾带着丁勇、刘志恒和陈永强来到了上海。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庞大、新奇、充满诱惑。

战嘉瑾4人的行动，只是海信一系列行动的部分内容。还在战嘉瑾对芯片技术和理论进行跟踪、调研的时候，北京出台了鼓励软件开发和集成电路设计的"18号文件"。

上海先行一步，他们将原本在上海市中心黄浦区开发建设的商场改变角色，命名为"科技京城"，坐落其内部的是上海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

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科技京城”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楼宇型高科技园区，以其产业链齐全而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电子元器件物流中心，最终塑造一个“芯片王国”。

当然，为了真正地造就一个“芯片王国”，他们还得使基地还拥有大量的可租赁开放试验设备和频繁的培训交流会，并且招揽国内外大部分知名微电子企业将科技京城作为开发总部。

海信成为上海招揽的目标之一。当上海听说海信有意做芯片时，就派员专程到青岛与周厚健和夏晓东谈判。他们向海信发出邀请，并承诺给予种种优惠，只要海信将芯片开发部门搬迁到上海。

周厚健和夏晓东看中了上海良好的芯片产业环境以及长三角完好的芯片封装、加工等配套企业。几次谈判之后，他们要求战嘉瑾4人在上海的梅雨季开赴上海，组建海信ASIC上海研发中心。

事实上，在青岛一直存在着一场争论，大家争论的内容已经不再是海信要不要做芯片，而是海信要做什么芯片。

战嘉瑾说：“那时候国内集成电路很热，大家都在谈论，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海信这边的争论受整个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很大。”

反对的声音也很大。

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对都有着相同的理由：风险太大、能力不够。

到了2001年底，反对的声音终于弱下去，以至消退了。

“论证的过程非常漫长，也非常痛苦，”4年后，战嘉瑾说，“我们论证了很多产品。当时国内迷恋微控制器，那是一种低端的、技术含量低的集成电路，但大家都很看好。还有一些企业做‘逆向设计’，就是把别人做的芯片拆开，拍照之后根据照片的显示进行设计，这样做投入小风险也小，国内很多同行都这么干。”

海信也在争论到底是“逆向设计”还是“正向设计”。

“逆向设计”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对他们来说是100%，几乎毫无资本和失败的风险，而“正向设计”则意味着一切都是零，现在从0开始，未来有可能以0结束。未来有多远，风险就有多大。

战嘉瑾说，这是一个“从前往后走”还是“从后往前走”的悖论。“从前往后走”，就是你假设自己走到了前方，如果路没走通，又回到了原点，时间、金钱的损失、精神的重创和理想的破灭，这都是冒险的成本。

青岛和上海。

调研、报告、讨论、争吵。

调研、报告、讨论、争吵。

调研、报告、讨论、争吵……

战嘉瑾他们从2000年来主要研究进行集成电路自主设计的可行性，以及产品开发的领域。当时他们已经相继调研和探索了十多个产品项目，包括电视遥控器芯片、空调遥控器芯片、通用8位微处理器，他们甚至还调研了手机、数字电视解码和全球定位GPS芯片等。

在无数次调研、报告、讨论、争吵过后，在研究了十多个芯片的方向和多方论证后，在2001年底，战嘉瑾他们终于确定下来，告诉周厚健和夏晓东：

◎确定“正向设计”的方向。

◎做数字视频处理芯片。

周厚健不是没有犹豫，否则争论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如果他热血沸腾、大脑冲动，没准儿海信早就去搞芯片开发了，没准儿他们早就获得成功了呢！当然，没准儿他们也会败得一塌糊涂。谁知道呢。

但周厚健是稳健的，一如他的名字；海信是稳健的，一如它的领袖。他们的稳健，已经被外界诟病为“近乎保守”的稳健了。

周厚健和夏晓东管不了这么多，他知道这不是儿戏，而是在为海信找到一条活路，容不得他们去轻举妄动、恣情肆意。海信的这次孤注一掷，一旦确定，就真的像杜拉克说的那样，“就很难再调整或修改”。

没有人知道他们内心的犹豫到底持续了多久，但在那一年年底，海信的芯片项目正式立项。

周厚健不可能知道战嘉瑾他们在上海到底付出了什么。除了难熬的梅雨季外，除了装修、“办消防”和采购设备外，他们所付出的每一丝、每一毫的努力。周厚健他们在青岛，他们还有其他的事情。

那一年是海信的加速年，那同样是海信的一场孤注一掷的大赌博。《南方周末》在那一年有一篇报道，题目就叫《海信加速》。

事实上，海信一直在动。它原本悄无声息地运行，但2000年从日历上掀过之后，它弄的动静越来约大，到了最后开始隆隆作响。与此同时，周厚健和于淑珉，两个扩音喇叭般的调门越来越高。

“8年时间，这个企业已经带上了很多我个人的特点，比如保守，这会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2000年年底，在江西路11号，周厚健感慨地说。半年后，当海信与荣事达公司在2001年6月19日宣布战略结盟时，于淑珉则颇有意味地说：“无论你愿不愿接受，洗牌已经开始。”

那一天是战嘉瑾他们抵达上海的第二天。

那一天的行动，是进入白色家电领域仅4年的海信集团雄心勃勃的一部分，也是周厚健在音乐广场静坐沉思、于淑珉在东海路胡思乱想的结果。《南方周末》把这种雄心勃勃的结果称为“加速计划”。它说：

“这家一贯以‘保守的财务’著称的企业在2001年开始突然发力，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土建和设备投资已经迅速完成，其信息产业集团即将于今年7月挂牌成立，CDMA项目将在年内投入运营，而与荣事达的结盟仅是其向全系列家电产品扩张的第一步。”

就在战嘉瑾他们抵达上海的那个夏天，突然发力形成的系列土建和设备投资已经完成。海信的制造部门要搬进一个投资数十亿建成的信息产业园，总部则要搬进紧挨着海岸线的海信大厦，CDMA项目年底的时候投入运营。

周厚健颇为豪迈地宣告“3C格局已经初步具备”，但他并不满意，有一次他告诉身边的人：“速度还不够快，尤其是在IT和通讯领域，因此海信要加速”。他用一个有利于宣传的词汇——“加速”，替代了一个悲壮的“突围”。他试图通过产业重整来完成他的“加速计划”。

事实上，战嘉瑾他们在上海的行动也是海信“加速计划”的一部分。与“加速计划”的其他部分不同，它是周厚健在海信生死问题上的孤注一掷；上海的一切都要从0开始，一切又都可能从0结束。

他们要过从“做什么”到“怎么做”一关。与“做什么”相比，“怎么做”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迷”，不惟海信，整个中国企业在电视芯片设计方面都毫无技术积累，更谈不上成熟的设计理念和开发流程。

对于他们来说，一切真的要从零开始了。

对于周厚健来说，这意味着他的“孤注一掷”的正式开始。从“怎么做”确定的那天开始，他不但在为海信的未来和自己赢的欲望赌，还要为战嘉瑾他们美好的青春年华赌。

“因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集团领导并没有给我们设定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没有给我们太多压力。我还记得当时周厚健董事长说芯片是海信核心技术研发的‘试验田’，即便不能成功，这种探索和积累都是有益的。”战嘉瑾说。

周厚健和夏晓东向上海派了越来越多的人，他们还命令青岛的孙士华等人与上海进行整机方面的配合。周厚健后来有一次说：

“这款芯片的研发绝不是只有研发芯片的人开发成功了，实际上在这边我们配备了很强的力量。比如股份公司的孙士华，我们把他调来专门干这个事情，他的水平是很高的，整个对芯片方案的提出、芯片的改进意见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绝对不能看作就这11个人在搞(芯片开发)。”

最初的时候，周厚健和夏晓东并没有要求战嘉瑾他们把产品正式做成芯片，而只是希望推进到芯片设计的电路验证。那时候，“芯片”只是一个实验室产品，不需要批量生产。

为了确定战嘉瑾他们的能力足以实现自己“孤注一掷”战略，周厚健和夏晓东曾安排他们承接一个小小的项目，叫做液晶显示器电路的FPGA实现项目。

2002年底的时候，包括从算法到电路的全部液晶显示器电路的FPGA实现项目全部完成，周厚健他们对上海的这些年轻人表示满意。

周厚健在青岛跟踪着上海的动向，他们关注着战嘉瑾他们的举动。液晶图像项目的成功使他们不再怀疑他们的能力。

更多的调研报告、更多的芯片设计论证和突破方向论证源源不断地送到周厚健案头、于淑珉案头、夏晓东案头……

现在，他们准备把更多的钱投入进去了。

2003年1月20-21日，在海信集团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海信的决策人物们正式将"数字视频处理器"确定为当年企业十个重点科研项目之一，他们说是希望芯片研发团队能够以此为契机，获得海信在核心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于是，“信芯”项目正式立项了，尽管当时并不叫做“信芯”。

来自青岛的孤注一掷和自上而下的全力动员，似乎确定了“信芯”在注定要付出极大努力外，也注定要造就一批“芯片英雄”。

2003年最初两个月，他们已经完成数字视频处理芯片的调研、论证以及系统的定义。

接下来的6个月，“芯片英雄”们就完成了项目所需全部算法的研究和设计工作。

然后，几乎是灾难性的一幕出现了。

那是在2003年8月至9月期间，当他们把经过软件仿真后的设计代码进行实际的电路验证时，却发现理论上设计得好好的东西放到验证板上，出来后就全都乱了。反复修改多次都是这样。

整整两个月，“信芯”毫无进展，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