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方兴未艾，依然充满机遇，一方面巨大的威胁已然来临，前途荆棘密布；尽管从政策支持、硬件环境建设到软环境培养几方面，已涌现出一批的软件园、软件出口基地，政府、企业、高校业已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中国方兴未艾的软件行业，面临的是“绿色工业”的“能源危机”。

妨碍刚刚起步的中国软件产业加速发展的症结，是国内软件专业人才的严重匮乏。
表面看来，中国软件人才增长速度还要高于产业发展速度，2002年中国软件行业从业人员有59万多人，另有约40万软件人员从事软件与软件应用、研究与教学等相关工作，同时每年开在以5-7万人的速度培养新的人才。从数量上说与软件产业的需求基本吻合，但是，现实的情况是这一庞大的软件队伍却无法满足蓬勃发展的软件产业需求。

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发展的是软件工业。软件工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比一般人们的理解更要专业，尤其与我们现有的软件教育模式是不相匹配的。如同传统的工业、制造业一样，软件工业对人才的需求呈金字塔形结构，而中国软件人才结构呈“纺锤型”：位于产业上层的软件架构师、系统设计师严重短缺，同时属于产业基础的软件蓝领也是非常稀少，而应该处于金字塔中层的系统工程师阶层却极大膨胀，几乎所有的正规软件院校都在培养这个阶层的人，而实际的市场需求并没那么大。一边是大量找不着工作的软件专业毕业生，一边是众多找不到合适人才的软件企业。人才结构失衡成为制约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需求拉动的短板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暴露了这场“能源危机”。

自政府颁布18号、47号文件以来，两三年的时间迅速催熟了一批国内的软件企业、软件基地，这些企业以堪称奇迹般的速度，从旧的软件生产模式转变为与国际接轨的软件工业运作模式。截止2004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规模已从2001年的1.8亿美元上升到6.33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34.6%。随着对日本外包市场空间的扩大和欧美软件外包市场的开拓，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软件外包服务市场中。

中国软件外包服务企业和市场已逐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深圳、大连、杭州等几个城市为主的区域外包中心。开展软件外包服务的主要企业多数分布于这些区域外包中心。比如，在北京，软件外包营业额超过300万美元的有大约15家企业，它们的总收入占到北京软件外包的60%以上；在大连，前10家主力企业占全市软件外包服务收入的比例超过90%。

市场的迅速增长让很多软件外包服务企业的业务收入、客户、人员都以几乎翻倍的速度上涨，那些摸到了市场门槛儿的较快成熟企业像驶上了快车道，业务接都接不完。但是一个隐含已久的问题也因此被凸现出来，软件工程人才急剧短缺——米不愁了，但能做饭的“巧媳妇儿”却供不应求。

作为最早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软件产业国际化示范城市”，大连市根据其整体产业规划以及目前企业发展速度，预计当前共需从业人员8万-10万人，到2010年整个城市的软件专业人才应达到15万-20万人，但目前大连的从业者只有3万人左右，现实与需求反差极大。2005年预计大连本地高校IT专业人才的输出总数在4000人左右，即使考虑全部留在大连，加上其他社会办学提供的人才，实际供应能力与需求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缺口。

大连软件园2004年新增从业人员6000人，其中新增中高级人才将近600人，所占比例仅为10%，大大低于30%的标准要求，远远满足不了企业需求。某国际IT巨头正式入住大连软件园的时候，曾经提出在五年内发展到拥有员工20000人的目标，尽管该公司2004年底员工数量达到600人，但是与实现这一目标的差距依然很大。某日资世界500强企业入驻大连时，预计2、3年后达到500人左右的规模，但目前只达到了100多人。

企业分析认为，大连的情况有其区域发展的个性问题，比如IT产业起步较晚，人才质量和数量与北京、上海相比，差距较大，但是更多地反映了中国软件产业的共性问题。虽然国内具有软件从业条件的人才已达到六、七十万的规模，并且每年还在补充几万名新鲜血液，但是受制于传统的应试教育机制和结构性失衡，大量软件人才一方面存在高分低能现象，一方面不符合软件工业的规范要求——熟练运用外语和编写标准化程序的综合能力。所以，现在有很多项目，由于人才不足，而不能接。这样也就导致企业在发展速度上放慢。

人才紧张后果严重

因为缺人手儿而不敢接单子只是国内软件外包服务企业暴露出来的问题的一小方面，一个个单个的案例背后，隐藏着真正的产业危机——中国软件产业来之不易的发展机会可能因为两三年的停顿，而遗失殆尽。

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发包市场结构中，日本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全球外包服务发包市场结构正好相反，2004年中国软件外包市场规模中，超过六成的比例来自日本的市场需求。一方面在于与欧美的发包商相比，日本的外包需求都是低技术含量的编码、检测工作，更接近于国内软件外包服务企业的供应能力，一方面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文化相通，更容易开展业务沟通。

但是在全球软件外包市场格局中，日本只占5%左右份额，而且多属于低利润业务，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利润集中在欧美。所以，为了扩大中国的软件外包产业规模，提高增长速度，必须得加快开拓欧美市场。但是问题又集中到人才方面。

在科技部“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带动下，中国软件外包已明确提出了进军欧美市场的口号。打开欧美市场，首先遇到的难度就是，国内很少有企业能够达到承揽国际项目所需的严格的内部流程及质量控制。虽然我们有众多优秀的软件工程师，但多数软件外包企业尚未建立起正确的流程，也未能培养出准确掌握这些流程的开发人员。

以CMM认证为例，尽管已拥有600多家开展软件外包的企业，但能达到国外客户大型软件开发项目质量控制水平的企业凤毛麟角。中国仅有6家企业通过CMM最高级别的CMM5认证，而印度有50家。

与日本客户更关注合作关系相比，欧美客户更看重内部流程管理和质量管理水平，要进军欧美市场，面对的就是与在这两方面都已经积累了非常成功的行业经验，并已得到欧美客户广泛认可的印度、爱尔兰竞争，打这场恶仗关键还是要培养一支庞大的国际化的软件工业从业大军。

同样受制于人才水准，国内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平均只有几百人的规模，最大的东软约1800人，大连华信1200人；与印度大型软件外包企业几万人的规模相比，差距非常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软件蓝领阶层存量不足。由于欧美外包项目规模较大，对外包服务上的人员规模要求也较高，500人的规模几乎是承载大型开发项目的最低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中高阶层的软件人才不足，中国企业目前只能以承接底层的编码订单，以及软件本地化和测试工作为主，很少能进入系统设计等业务，包括框架设计在内的整包业务则几乎没有。这些大多数国内企业就只能在低利润、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底层挣扎。

其实，人员规模、外语技能、规范编成能力都不是难以克服的，人才的问题并不能阻挡大连、北京、上海、深圳的高歌猛进，中国的软件产业在尽一切努力争取时间，但国际市场竞争态势益发紧迫。已经成熟的印度软件外包服务业巨头Infosys将分公司开到了上海，而且放言重点在于争取日韩外包业务的机会。Satyam也表示，要通过中国分公司发展日本客户。一时间中国企业刚想谋求欧美市场突破，印度公司已将中国作为桥头堡，瞄准了日韩市场。印度企业凭借国际化运作经验，先进的内部流程管理和质量控制，如再采取大量吸纳中国人才的办法，我们在对日韩客户的文化优势也将荡然无存，整体竞争都将陷于劣势。

抢人才就是抢时间

都在谋求成为中国软件外包的明星城市，大连显然坐不住了，毕竟，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相比，大连起步较晚，在软件产业品牌吸引力不够。在发展的时间越来越紧迫的情况下，大连必须采取更积极的人才策略，走出去。

从去年开始，大连市通过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开始加大扶持IT企业、引进IT人才的力度，也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加上大连市近年来着力搭建的专业软件人才教育体系，每年的人才培养数量正在向一万人的目标迈进。目前大连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软件人才培养体系，如大连理工大学增设的软件技术应用的相关专业，以企业为核心，多渠道培养软件人才的如大连软件园和东软集团公司合作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民办软件学院——大连东软信息技术学院。对于高级人才的补充，则主要通过国际合作，采取多种措施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重点引进软件高级管理人才、系统分析和设计人才。还有通过实行激励政策，吸引留学国外的软件人才回国或在国外为祖国服务。目前已有国内外2000多名软件开发人才到大连软件园工作。

即使这样，超常规的发展速度让大连仍然难以解决“近渴”，毕竟搭建硬环境、培育软环境，吸引海外高级人才、留学生是各个地区都在做得事情，还不足以形成大连的比较优势。与其守株待兔，不如主动出击。于是经过多方筹划，以大连市政府牵头，策划了一系列的跨国“抢人”行动。8月16日，以“大连，软件精英的舞台”为主题的国际IT人才招聘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大连市夏德仁市长带队的市政府各部门领导和大连本地的世界500强等知名企业组成的庞大招聘团,将以北京为首站，在国内各大城市和海外展开为期大半年，持续到2006年4月的招聘会。

此次由政府出面、市长亲自带队，进行行经国内外的专业人才招聘活动，在中国恐怕还是首次。有记者了解，此次大连的跨国寻才行动，并不仅是为了一时的人才需求，尽管一时之需业已非常可观；而是为了创造一个畅通的全球人才渠道，为大连输入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这充分表明了大连希望在软件产业的资源竞争中，迅速扭转后进地位为先进地位的决心。

历史留给中国软件产业的机会并不多了，快速发展的区域经济不仅要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也要主动筹划长期的资源战略，掌握资源的主动。软件产业是个特殊的行业，对矿物资源的占用非常有限，对环境的消耗也非常有限，因此作为主要的绿色工业，已成为众多国家发展的着力方向。软件产业主要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都附着在人身上，最大的资源就是人。大连IT产业起步较晚，但是包袱也较轻，因此更能充分调动人的因素，形成软件产业的后发优势。

依据历史留下的短暂的发展机会，迅速调整、改良出适者生存的经济运行环境，带动面对国际大竞争背景的产业突破，大连在学习几位老大哥的城市运营经验的同时，也在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谱写新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