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知远

记得三个月前开会时，我对应何力与刘坚嚷嚷说："这家组织正在死亡。"忘记了当时开会的目的是什么，我已很少参加报社的、任何会议，只是那一次一开始我就被气氛中的官腔、不诚恳所激怒了。这家公司不过四年，即使充满臃员也不过200人，但是它讲话的口气像是它已是年营业额10亿美元、超过1000名员工的大公司了。

老仲曾说，在很长的一段的时间里，我的个人表现像是这个报社改革可能性的风向标。在更年轻一些时，我肆无忌惮地使用过这种特权，我似乎经常当着很多员工的面让领导们觉得尴尬，因为他们无论对于组织还是报纸的理解却是不够成熟。在2001─2003年初的时间里，对于很多在这里工作的人来说的确像是个黄金时代，尽管在管理上这里充满了低级的错误、尽管我们的领导这不够强有力、也没有什么远见，但是他们宽容、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更重要的是，愿意让很多年轻人进行尝试。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有抱怨，但他们至少相信，自己的抱怨是可以起作用的，他们可以参与到一些改变之中。它像极了1980年代中国改革的气氛，实验精神使智慧从底层产生，而所谓的决策者尽管不知道如何去推动，却也尽量不去阻碍这种新生力量。所以，很多怀念那段时光的人会说，报社就像一个幼儿园，大家都按照相对单纯规则行事，当然那个时候似乎也没什么利益，所以没什么纠葛。

很多原因促成了这张报纸的迅速崛起，既有中国社会的整体环境，但我想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的确比任何其他类似机构表现得更杰出。如果说报社在组织与制度上有什么特色，那么这纯粹是个笑话，但我相信，这里最高密度地聚集着中国最聪明的传媒人，他们彼此间形成了一种吸引力，他们共同营造了一种气氛，而这种气氛又对新加入者产生了吸引力。

我对于公司政治一无所知，也缺乏兴趣。但到后来，我的确感觉它这个组织迅速被成功击垮了，人们忘记了正是那种实验精神使它获得了成功。所有的曾经被这种实验精神覆盖的缺陷，这时候开始爆发出来，就像当它中国的高增长率下降时，所有的社会矛盾就突显一样。噢，原来我们的组织是这样的缺乏是非观念，我相信大多数人认为，这报社是如此缺乏标准与正义感，因为好的东西得不到承认，而坏的东西也不会得到相应的惩罚。在单独与赵力谈话几次谈话中，原来这个人头脑中的基本观念是如此混淆。当然，原因不仅仅在他，在这机构，身居高位的人，似乎永远不敢于说出，我相信什么，我支持什么。一开始他们对自己不自信，这值得理解，甚至不无可爱，但现在他们则遵循着"政治正确"，或是"公司规则"。更要命的，几乎所有人对制度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当我们以制度的名义进行改革时，从未意识到任何制度、不管多么优秀，都是制度制定者的表率作用造就的，它提供了基本的信任度，美国的制度的实行，是因为美国的建国之父那一代人，设计了它，而且比任何一代人都更好的亲身实践了它。但我们对制度的理解却是，似乎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制度，它与人无关，只要你在电脑里设计出它，把它放在那里就可以起作用，它甚至变成了一种最好的懒惰的借口──我不用再付出什么，因为我们要依靠制度。所以，像任何这种半调子改革一样，所谓的制度建设最终变成官僚主义的兴起，其中蕴涵的是充分的不负责任。

任何组织都有对内与对外两种功能，正式后者使得组织可以不断自我更新和扩张，而前者则意味着封闭与死亡。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报社选择了前者。部门间更多的表格文件，不必要的会议变成了工作的核心，而不是如何让报纸变得更好，获得更多的社会信任度。

这是早晨我起床时，偶然写道的。这更多依靠我的直觉与平时的交谈，我不了解公司内部的所谓秘密，因为偶然听到的一些闲谈让我大吃一惊。当然，别人告诉我，中国所有的媒体机构大多如此。或许吧，但我想强调的是，在过去几年中，正是因为我们与众不同，才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而现在，一些人充分享受到这种与众不同给他们带来的荣耀与好处，却开始用眼前短期利益充分地败坏这种与众不同。这种人在生存上或许无可厚非，因为从来就不相信这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价值观，它比金钱、名声、银行的存款、多打几场高尔夫球更重要。但是，我希望那些在报社里的年轻人相信这些，因为他们必须依靠对这种价值观念的信念，而共同缔造一个值得生活的社会。(转自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