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选择与新经济具有必然联系，感性选择是新经济的内在特征，或许这不仅是一种假设

论感性选择

感性选择，在新经济的实践中并不陌生。2000年后的新经济创新之举，越来越多地
来自感性选择。游戏、SMS、娱乐……，凡是与体验有关的赢利点，都离不开感性选择。在感性选择作用下，经济出现审美化的趋势。如此大规模的经济潮流，难以让人相信是偶然的。我们不妨先大胆假设：感性选择与新经济具有必然联系，感性选择是新经济的内在特征。

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命题，需要小心求证。因为它直接对工业时代的神圣教条——经济人理性与理性选择，构成根本性的冲击。对传统经济学进行这种“挑衅”，在理论上不是无准备之仗。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创立的行为经济学，已为此做了很好的铺垫。特韦尔斯基在《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原理比较》中，对理性选择的三大基础——描述不变性、程序不变性以及前后关系独立性，一一进行了证伪。而行为经济学，作为相反的“感性选择”学，对“感性选择”进行了系统化总结。这样，传统经济学与新经济学，出人意料地以“理性选择Vs感性选择”这个问题为战场，展开了一场经济制高点争夺战。

感性选择，还有其它一些叫法，如瞬间洞察、专家直觉、本质直观等等。在真实世界中，人们对其作用深有体会。例如多数经理人做绝大多数决策时，依靠的是直觉。拿破仑的决策就体现了感性选择的共同特点：都是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都善于依靠直觉来减少决策成本。克劳塞维茨在总结拿破仑经验写成的《战争论》中，将前者形象地称为“战争的迷雾”(the “fog” of war)，后人将克劳塞维茨对感性选择的归纳，概括为“专家直觉”(expert intuition)。到了赫伯特·西蒙，对经济和管理中的直觉作用加以肯定，从完全理性的最佳原则，改变为有限理性的满意原则。最终才形成行为经济学这样的系统感性选择学说。

如果单纯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认识，感性选择不过是一种与理性选择互补的决策方法，好的决策应是这两种选择的取长补短。但我们今天在经济学中提出感性选择，就远不是如此简单了。我们可以从价值论、制度分析和决策论几个方面展开这个问题。

价值分析：满意高于最佳

用满意原则取代最佳原则是西蒙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但一般人把满意原则理解为一种不如最佳选择的“次佳”选择。只要可能，他们随时准备用最佳选择取代满意选择。在新经济条件下，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满意选择，高于最佳选择。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有条件按最佳原则进行选择时，我们仍可能按满意原则行事。

作为新经济价值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主张“回到边沁”，进行效用与价值的再区分，直指工业化价值论中“价值与效用不分”这一要害。由此，效用最大化与价值最大化，就从工业化时代的同一个问题，变成了两个不同的问题。最佳原则，实际是效用最大化原则；满意原则，实际是价值最大化原则。满意的“意”，可以理解为意义、价值。满意，就是对意义价值的满足。最典型的就是有钱与快乐的关系。工业化认为，有钱与快乐是一回事，有钱就一定快乐；信息化认为，有钱不等于快乐，快乐高于有钱。反对为生产而生产，要求明确生产目的，并通过信息化，实现信息对称，从而实现目的与符合目的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意义价值是信息化的问题。这个意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幸福快乐本身这种内容，一是指生产手段(效用最大化)符合生产目的(快乐最大化)的信息。因此，“有意义的”第一是指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快乐的；第二是指生产得不多也不少。

如此看来，由信息化的信息对称形成的满意，要比工业化信息不对称实现的最佳，更具有价值优先性。感性选择的意义，首先要从这个高度来认识。

理性选择指向效用最大化，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第一，它不能直接解决生产意义的问题；第二，它隐含了反信息化的假设，即完全信息假设。按照这个假设，信息是没有价值的，信息对称是无代价的，信息化是没有用的。因为人天然是具有完全信息的。如果说，工业化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这种假设还有一定现实性；那么当人类实现工业化以后，这个命题就会成为反信息化命题，成为阻碍历史进一步前进的命题。

感性选择指向价值最大化。价值最大化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必然导向感性选择。不以人为本，表现为以抽象的生产反对具体的人。比如，片面追求效用最大化，片面追求有钱，片面追求GDP增长，而忽视人的价值，人的快乐，人民的幸福。

从这个意义上说，感性选择不光是一种方法选择，它首先是一种价值选择。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各为其主”，价值论基础就不一样。

制度分析：

决策成本高于交易成本

工业化时代的传统经济学，由于其天生的反信息化性质，除了价值论上的大漏洞外，在制度理论上暴露的漏洞，随着信息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大。

新古典主义的反信息化性质不用说了，它竟愚蠢地假定人们拥有完全信息，这种信息价值取消论，在信息时代的有害性，尽人皆知。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费用理论，是一个巨大进步。但在以往的新制度经济学中，信息成本没有独立于交易费用，而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交易费用，这一点现在看来也过时了。

即使是搞信息化的人，也未必认识到将信息成本从交易费用中完全独立出来的意义。这直接影响到对信息化的社会经济作用的认识。例如，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信息化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有利于社会化(实质是工业化)。但是，信息化更大的作用在于降低决策成本，从而有利于个性化和人性化。这后一个方面，强调的人就不多了。而感性选择的制度意义，恰好在这里。

被人们广泛误解的注意力经济，实际是一种通过感性选择，节省决策成本的制度安排。这一点赫伯特·西蒙认识得很清楚，他在批判经济人的最优选择时，指出“感知的世界只是对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的极度简化模型”，“管理人只考虑少数几个最攸关也最关键的情境要素，其实在这方面，所有人都是这样。特别是他们一次只能处理一个或少数几个问题，因为注意力存在限制，所以他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注意到一切”。这实际上就把感性选择的制度意义点明了。感性选择的制度作用，就是节省决策成本。对此，卿志琼、陈国富的《心智成本理论：一个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框架》讲得非常透彻。

如果说工业化的主要成本，在于交易费用；信息化的主要成本，就在于决策费用。交易费用是资产配置的成本，是第二次浪潮的成本；决策成本是信息(知识)配置的成本，是第三次浪潮成本。如果说工业化制度经济学的本质，在于设计节省交易费用的制度；信息化制度经济学的本质，就在于设计节省决策费用的制度。工业化经济学有科斯，纠正不计工业化成本有斯密；信息化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制度经济学设计者，提出和解决决策费用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感性选择理论，就具有这种制度理论替代品的作用。可以说，行为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前景理论，我认为是信息化的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其信息决策理论的精华在于，它像科斯揭示了科层结构对节省社会化交易费用的作用一样，成功揭示了感性选择对节省个性化决策费用中的作用。可惜的是，卡尼曼没有继续深化这个主题，围绕感性选择进行制度设计。他没有看出，网络结构、虚拟企业、响应型政府、学习型组织，正是他提出的作为感性选择基础的心理框架的“制度框架”。

从决策分析角度讲，研究者普遍认识到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的不同特点，以及各自的长短，进而得出理想的决策是将逻辑与直觉统一起来的共识。

我认为这种认识也需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感性选择是一种用有机论的观点把握世界的方法，它有助于克服现代性的机械主义倾向；同时，感性选择对于克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信息化的背景下重新评价感性选择，有助于我们更紧密地贴近真实世界。第二次现代化，总的背景就是转向感性，转向日常生活，转向信息化，转向以人为本，而不是转向相反的方向。只有贴着现代化的方向走，一切感觉才会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