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这座城市主要传统与活力的低收入群体渐次迁移，富人正越来越多地占领这个城市的空间，两者失衡的同时，这座城市的面貌也变得越来越平庸，越来越失去个性。

有北京就有梦想。

资本的力量正试图将这种梦想变为自己的特权。

那些承载了这座城市主要传统与活力的低收入群体，则正面临失去这种梦想的可能。

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近期就北京旧城改造提出的“富人居住权”论，一时间引起广泛争议和关注。

普通平民究竟是去是留，陡然间成为北京城市定位的一大迷局。不论未来如何变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富人正越来越多地占领这个城市的空间。就在城市定位摇摆于贫富之间的同时，这座城市的面貌也变得越来越平庸，越来越失去个性。

“实际情形确乎就是如此。”面对《财经时报》的采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显得异常激动，“但这是一个可笑的逻辑，在中国出现这样的城市规划是一种正常的不正常行为。”

金融街：一个富人造市的个案

“居住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人们有理由选择自己的居所。任何人类居住的地方，如果它的生态是因贫富而定那一定是一种悲哀，如果还要大力彰显，那就更是一种悲哀了。”曾参与过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的国内著名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范迪安对《财经时报》说。

然而对于北京大多数普通居民来说，真正的悲哀在于不是不想选择，而是不能选择。住在地价高昂的二环城内，已成为越来越奢侈的行为，迁出成为必然的抉择。

这方面，于近年崛起的金融街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城市拆迁改造案例。

位于复兴门的金融街原是四合院和旧式楼房的聚集地。如今除了零落的散户，已经基本看不到老城区影子。记者走访了解到，2004年金融街共拆迁400多户，到2005年5月还剩未拆迁户数为100户，金融街的开发建设量已经完成了80％左右。

没有人不会认同金融街的国家级金融管理中心的地位。很多电信行业和大型公司都选此地作为总部。围绕这三个主体的相关中介服务公司也在金融街应运而生，使此地的经济发展更为活跃。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专门请了著名的咨询公司一家家精算，2003年一年金融街13公顷区域内就实现各项税收83.6亿元，占北京总税收的5%，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持。

金融街的改造成功，使那些在金融街上班的城市白领可以从容享受他们美好的上班生活，而被迫迁出的原住居民则只能感叹房价的高昂。

对此，任志强的观点是，富人阶层落户市中心能为城市创造更大的价值。“在国外正在形成一种面包圈的城市格局，穷人居住在面包圈上，面包圈里的核心区土地价值最高，它应该为城市提供最高的税收、最高的产值和最富裕的居住条件，应该让富人居住。”

工薪阶层：城市的弃儿?



蔡女士原住在位于金融街的四合院，旧城拆迁后就搬迁至位于南三环边上的角门南站，她说目前住在这一地区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市中心、二环内搬迁至此。她的邻居就有分别从琉璃场、南池子、天桥、宣武门那边拆迁过来，而且现在不断有原住在市中心的大批低收入人群迁到此处。这里只有14路一条公交线路可以到达市内，公交车的数量不够需求，再加上堵车，上班迟到是家常便饭。附近的配套设施也跟不上，没有邮局、银行和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女儿只有每天早上乘14路车到终点站，再步行20多分钟到位于二环白塔寺的学校。

来这一带看房的马女士告诉记者，他们从市中心搬离得到的拆迁补偿费使他们只能把自己的二次住宅地选在四环甚至郊区，并且着重看简易楼房。“设施比较好的楼盘我们都不敢想！”她说。

“发达国家的城市规划，好像一般都是富裕阶层住郊区，平民可能更多的住市内。”马女士这样表达了她的困惑。“成熟的国家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他们的中心地区地价一般也比较贵。但市中心一般不会建大户型的住宅。政府采取了一些调控手段。市内多是小户型住宅，供给低收入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宋迎昌说。

蔡女士感到极不适应的是，原本温馨的四合院生活，如今变成了冷漠的钢筋水泥为伴，多年和谐的邻里关系被打破。蔡女士感叹说“感觉自己一下子被这个城市抛弃了！”

“现代化是很容易实现的，让低矮的房屋、老旧的遗址原地倒下，让摩天大楼疯长”，专业人士这样说。“那这些倒下的房屋里面的居民是不是在摩天大楼到来之前都难逃离消失的命运呢？他们不应该被遗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说。

谁的北京？



我们的城市整容，虽然充满了雄才大略，但是更充满了傲慢与偏见。二环内的胡同和杂居之处都被人称为“城中村”。如果说城中村是城市的补丁，显得寒酸和落伍，那么建造摩天大楼，无非是将这些补丁给镶了个边，但这个补丁更明显了，更不协调了。

“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最后的北京！”37年前诗人食指这样写道。从城中村迁出的人是否有这种想法记者不得而知。但是蔡女士说“这已经不是我的北京了！”住所是“家”的物化，人一生的精神家园的建设与住所的关系息息相关，住所的变迁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这样阐释家与家园的关系。

“北京的民居是所有北京人和外地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希望看到它的存在。一个城市的景观应该不仅仅是面貌上的，也就是形似，更多的应该是神似，应该有文化和历史意义上的传承。”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范迪安说。维系一个城市历史的不仅仅有物，更重要的还要有人。

“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的宋迎昌说。对拆迁率、回迁率等进行一定的调节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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