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静简历

Qualcomm 高级副总裁，高通中国公司董事长。加盟高通前曾在ReedSmith律师行担任亚洲地区事业部(AsiaPracticeGroup)负责人达12年之久，在那里他为许多知名公司处理涉及亚太地区商业交易的法律和规章事务，是著名的法律专家。

曾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和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

3G，一场颠覆传统的革命

项立刚：对于通信业来说，高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高通对于CDMA、3G的推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一直认为3G是一场革命。一代、二代移动通信的核心业务是语音，而3G业务的核心从语音转变为语音和数据的结合。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通信的份额将越来越大，以后即使进入4G、5G也不过是传输技术的改变和速率的提高，不会出现业务上根本性的转变。以前的运营商是网络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不是业务的组织者，3G时代运营商的角色将面临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在这场通信业的革命中，高通有着一个重要的位置。

中国政府、运营商一直在关注3G的发展。目前全球的3G进程大大加快了。近日，王旭东部长也指出3G牌照的发放完全取决于技术成熟程度和市场需要。那么从你了解的情况和高通的理解，现在3G技术是否已经成熟？

汪静：无论从技术还是运营的角度，3G都是一场革命。3G正在形成独特、强劲的业务模式。语音业务会慢慢趋于饱和，然而，数据的增长是无限的。从3G市场商用的角度，我们能看到电脑行业和媒体行业的应用正在转向移动，今后市场上更大的增长点是数据而不是语音。到了3G，运营商要成为产业链的领导者，要在3G网络规划、建网优化、组织内容开发商、内容和服务提供商等各方面，组成并领导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就大大提高了对运营商的市场战略和运营管理能力方面的要求。

从全球情况来看，截止到2004年5月4日，共有82家运营商在40个国家部署了3G网络，其中65家推出了CDMA20001X服务(其中的6家启动了CDMA20001XEV-DO网络)，17家推出了WCDMA服务。今年内预期还会有更多的3G网络部署。从终端而言，全球有51家厂商推出了485款3G CDMA终端。从用户规模来看，全球3G用户已经突破1个亿，其中包括400万WCDMA用户。这一切说明3G已经成熟了，而且已经和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大规模的商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版本的3G技术都是成熟的，CDMA2000相比其它3G标准来说要成熟得多。

3G商用化正在不断扩大、加强，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3G不单纯是一项技术标准，而是一条完整的产业价值链，这对运营商有着很高的要求。因此运营商需要尽快进入3G市场，进行网络的部署优化，尽早参与培育3G市场，加入和领导3G价值链，在实践中积累3G运营的经验并取得成功。

欧洲曾经是3G出尽风头的地方。从2000年到2001年，全球各地的主要媒体每天长篇累牍地报道欧洲2.1GHz3G牌照拍卖的新闻，似乎谁不报道欧洲的3G，谁就落伍于时代。2.1GHz3G在欧洲就要成为现实的说法甚嚣尘上。大家都认为，3G牌照拍卖之后，欧洲将引领世界3G的潮流。但不幸的是，3G至今在欧洲也没有真正起飞。反倒是在亚洲和北美，3G在静悄悄中来势凶猛，而这些地区又在静悄悄中确立了在3G时代的领先地位。

纵观全球已经商用化的3G版图，超过九成的3G网络和用户是在2.1GHz以外的频段上，例如450MHz、800MHz、1700MHz和1900MHz。而欧洲的电信监管机构却把3G发展严格限制在2.1GHz。这个决策直接导致了3G在欧洲发展的滞后，因为频段越低，基站功率覆盖的面积越大，成本也就越低。因此，在较低频段上部署3G网络从成本角度讲更为经济高效。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对无线通信采取了相对灵活宽松政策的北美和亚洲的国家反而后来居上，成为了3G时代的领跑者。直至今日，大家还时而听到“85%的3G牌照是WCDMA”这一错误说法，这种说法无视以下三个事实：第一，国际电联规定CDMA2000(包括1X和1XEV-DO)、WCDMA和TD-SCDMA均为3G标准；第二，国际电联并未规定3G必须在2.1GHz上部署，全球已经商用的3G网络中超过90%是在2.1GHz之外的频段上部署的CDMA2000；第三，有些早年拿到WCDMA执照的欧洲运营商已经弃而不用或干脆退还给政府。

在美国，政府从未拍卖3G牌照，不限制运营商采用哪种技术标准和在哪一频段上提供2G或3G服务，也不把2.1GHz看作是3G运营的必然频段。其结果是拥有更多自主权的运营商们自己权衡并决定哪种技术和哪种频段更适合3G市场发展的需要。VerizonWireless，这家美国最大的无线电信运营商，充分得益于其在800MHz上采纳的3GCDMA2000技术的经济高效，已经成为美国电信运营业的龙头企业。VerizonWireless在2003年开始提供基于CDMA2000 1X EV-DO技术的3G高速数据商用服务，并已宣布计划今年内在美国许多主要城市推出EV-DO服务，而最终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美国另一家在1900Mhz上部署3G CDMA2000的运营商Sprint在市场上也有优秀的表现。我们相信，美国3G CDMA的发展将继续如火如荼，在3G的商用方面保持领先于欧洲。

韩国的3G产业傲立全球市场，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CDMA技术是韩国通信产业腾飞的助推器。自从1996年韩国继Hong Kong和记电讯后率先采纳CDMA技术来搭建全国的无线通讯网以来，韩国的通信产业充分得益于CDMA技术的先进性和在全球的迅速拓展。以Samsung 和LG为代表的制造商、以SKT和KTF为代表的移动通信运营商和众多的增值服务内容开发商无不借CDMA的翅膀实现了自己的腾飞，从韩国走向了世界。

在我们的另一个亚洲近邻日本，两大无线通信运营商DoComo和KDDI3G发展速度的悬殊也值得关注。作为日本最大的运营商，DoComo推出3G服务比KDDI要早一年。但因为两家运营商选择了不同的3G技术标准，今天它们的用户数出现了很大的差别。采纳了在2.1GHz上部署WCDMA技术的DoComo现有3G用户300多万，而采纳了在800MHz和2.1GHz上部署CDMA2000技术的KDDI现有3G用户超过1300万。

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最近也成为无线通信业的一颗迅速崛起的新星。印度政府最近给予了电信运营商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力，并不对其经营范围、采用何种频段和采纳何种技术标准做出限制。因此，7家运营商都不约而同地提供移动通信服务。更为一致的是，它们全部选择了CDMA2000技术和800MHz频段来直接提供3G服务。有了经济高效的网络支持和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印度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3G移动通信市场之一。另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印尼也正在经历无线通信的高速发展，印尼有5家通信运营商不约而同地选择CDMA2000来提供3G服务，选择的频段有450MHz、800MHz和1900MHz。

印度和美国分别是世界上第二和第三人口大国，它们的3G之路应该对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的3G发展有所启示：宽松的政府监管意味着运营商在3G上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从而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也造就了这些新兴市场以低成本、灵活的频段选择和高成熟度的技术实现3G发展的成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政府对3G技术标准应采取中立政策，不应干涉或强制。

3G在中国：不容错过的机遇

项立刚：3G如同一场球赛，已经踢过了中场，目前最关键的就是这临门一脚。对于中国来说，在固网技术、互联网以及其他技术方面，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跟在别人身后。但是现在，中国市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网，用户数也居世界之首，移动业务也打造出“Monternet”这样的业务模式。我们已经拥有了足够大的网络、足够多的用户，如果还是一味等待“3G成熟”，是不是会错过一些机会？

汪静：我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没有发放3G牌照的明确时间表，没有3G政策的透明度，不尽快为国内的无线设备厂商创造国内3G市场的用武之地，没有对运营商和3G内容开发商来说至关重要的3G“入市”预期，那么就正在失去一个巨大的产业机遇。移动通信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都是以语音为主的市场，等设备开发完全成熟了再投入使用比较经济和稳妥。而3G的主要价值并不在设备市场上，增值业务市场比3G设备市场大很多倍，有些专家估测将是10:1的关系。从这一点上说，中国3G的总体筹划和战略发展意味着必须对现行的电信业务模式和经营模式做重大的调整。而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在3G业务的实践中磨炼、探索和完善。因此，中国的运营商、业务开发商、内容提供商和设备制造商都需要有一个明确的3G“入市”时间概念，从投入到产出要有市场预期，没有相对明确的时间表和政策的透明度，运营商、厂商和内容开发商就不能做出准确的市场定位和业务开发，这对关系到中国下一步国力发展的整个3G产业都是有害的。

增值业务的培育要比制造业花费更多的时间。就拿中国目前已推出的SMS(SMS)、WAP和MMS(多媒体)等各种增值业务来说，他们都至少经过了两年才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因为3G技术标准和产品规范在不断的演进和更新中，如果一定要等到在某一3G标准或某一3G频段上的所有产品都完全“成熟”的那一天，增值业务的服务很可能会被外国公司垄断。

项立刚：中国提出了自己的TD-SCDMA标准。对于这个标准，政府和业内许多人士都是积极支持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3G业务模式、3G应用的开发，具有和TD-SCDMA标准同等的重要性？甚至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一些？因为这也将直接影响3G产业的发展。TD-SCDMA可以争取一部分市场，可以保护中国民族产业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早一点启用3G技术，在业务模式、业务开发上走在世界前列，对于中国民族产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汪静：3G的增值业务远远大于3G设备制造业本身。在中国形成自己成功的3G业务模式远比制订自己的网络标准重要。无论运营商采用什么3G标准，它所引领和培育的增值业务中很大一部分都可能在不同的3G标准上实现。我认为应该及早培育3G市场，而不是等到3G标准发展停顿的时候才上3G。运营商对于3G标准的选择也不一定是绝对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市场战略需要，在不同的频段甚至不同的标准上实现自己的3G商用。应用和内容将是中国未来3G产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今后的3G时代，地球会变得更小，世界会变成移动信息社会。多模多频的世界性3G手机会大行其道。美国众多的3G用户在使用CDMA20001xEV-DO卡，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上网办公；韩国的3G用户在用3G手机看电视新闻和球赛；日本的3G用户在用3G手机买卖股票和购物支付；印度的3G用户骑在大象的背上用手提电脑和CDMA1x卡上网；巴西的3G用户在丛林中用手机发电子邮件……这些是已经成为现实的3G社会的剪影。可以预期，在3G业务上先入为主的韩国、日本和美国的运营商、内容开发商和服务提供商由于积累了丰富的3G运营经验和形成了自己的赢利模式，会跨出国门，在世界其它市场寻求并夺取3G的无限商机。几年前移动通信行业把日本的i-mode视为2G运营的成功范例，而当今，全球的目光都投向了韩国和日本，希望能借鉴它们在3G方面的成功经验。它们的成功源于它们的业务模式、运营和应用，而不在于它们所选择的网络设备和频谱。因为在3G上的迟疑不决和业务滞后，中国将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

项立刚：高通是3G价值链的推动者，而不仅是一个技术拥有者。对于3G发展，高通对于整个产业，尤其对于运营商有些什么好的建议？

汪静：3G运营商首先面临的是市场定位、市场战略、数据应用、市场开发和整个价值链的培养、维护和领导。从运营商来说，首先要有市场的可预测性，如果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展3G业务，那么在3G竞争中就处境尴尬。作为产业链的龙头，自己要清楚市场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3G业务发展的可预测性对中国的运营商是最重要的。

现在移动运营商的ARPU值在逐年下降，资本市场反应不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缺少提升竞争力和服务价值的手段——新的增值业务，尤其是高速数据业务。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运营商应该尽早进入3G——培育和领导3G产业链并探索出成功的3G业务模式。否则，会坐失良机。一旦国外竞争者进入中国3G运营市场，国内运营商将有被赶超和淘汰的危险。

项立刚：谈了整个产业之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通。长期以来，高通一直致力于3G的发展，那么在中国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开展了哪些业务？这些业务对于中国的3G发展有什么积极意义？

汪静：首先，Qualcomm与中国领先的设备厂商签署了CDMA知识产权授权协议。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中国的设备制造商在CDMA系统和手机开发上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不仅在中国联通的CDMA网络中得到很大份额，同时将设备出口到很多其它国家。有些出口合同使他们得到了某些国家的部分市场份额，有些出口合同则使他们承包了整个国家的3GCDMA网络。这其中以Huawei、ZTE、海信为代表。ZTE的3GCDMA2000系统和手机都做得很好。HuaweiCDMA2000系统出口很多，目前CDMA2000和WCDMA手机也在积极跟进。海信在CDMA2000手机的自主设计上比世界上其它领先的厂家一点都不逊色。

项立刚：插一句，我们有个提法，Huawei、ZTE、海信是中国3G手机的“三剑客”，不知你是否认同？

汪静：我基本认同这个看法，这3家公司做得很出色。Huawei、ZTE都授予Qualcomm “全球最佳合作伙伴”的称号，我们很高兴。有传闻高通在中国“只顾赚钱，并不注意交朋友”。而事实则相反，Huawei、ZTE正在成为世界级的3G生产厂商，他们能认定高通是最佳合作伙伴，我们非常自豪。

(回到刚才的问题。)第二，联通是我们重要的战略伙伴，我们协助联通建立CDMA网络，从网络的规划、部署到优化，手机终端的更新和推出，应用开发的推出，我们都是联通忠诚的合作伙伴。目前联通CDMA20001X网络质量和覆盖水平都是优秀的。手机终端很多，有许多是中国生产的。在数据业务方面，联通推出了基于BREW平台的丰富多彩的应用，对数据业务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我们在中国加强研发力量，把CDMA技术本地化。

第四，我们投入了1亿美元作为风险基金，在中国市场培育和3G相关的产业链。最近我们已经宣布第一笔投资，投资对象是中国最大的手机设计企业。未来会有更多的投资项目在中国的3G产业链中落实。我们要对中国3G至关重要的产业链环节作适当的投资，帮助中国3G产业链发展壮大。

项立刚：我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就是手机的操作系统。2G时代，手机操作系统互不兼容，因为数据业务少，问题不明显。3G时代，不同的手机要联在一起，如果采用不同的操作系统，将会产生很大的问题。3G手机的操作系统已经有6家之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高通的BREW是不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汪静：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27家运营商采用高通开发的BREW无线平台提供高速数据服务。通过BREW平台进行的应用下载已超过1亿次。BREW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只有BREW可以兼容其它的平台和操作系统，比如JAVA应用可以在BREW平台上使用，反过来BREW应用在JAVA平台上就不能使用。这不是理论上的，已经有了大量的实践证明BREW的开放性。BREW是无缝地集成到手机芯片里的，因此它的速度比较快。BREW还可以在Qualcomm 以外的其它厂商提供的芯片上运行。目前美国最大的运营商VerizonWireless就只采用BREW平台，并且在美国移动市场上做得最好。再看日本的DoComo和KDDI这两大3G运营商，DoComo比KDDI要大得多，但是目前在3G业务上KDDI比DoComo成功得多。KDDI推出3G应用比DoComo晚了一年，但是DoComo目前的WCDMA3G用户只有300多万，KDDI的CDMA20003G用户超过1300万。KDDI以前采用JAVA平台，但是发现BREW平台更适合数据业务，转而使用BREW平台，放弃JAVA。事实证明KDDI是对的。我们认为，在今后的3G操作系统和平台中，BREW是最有竞争力的，会被越来越多的运营商所采用。因为，与其它平台和操作系统不同的是，BREW是专门为移动环境和手机“量身定做”的数据应用平台，而其它的平台和操作系统则源自固线电脑。

项立刚：3G总有一天会到来，高通的合作伙伴将不限于联通，对于中国市场高通还有哪些长远的打算？

汪静：从高通的角度出发，所有的3G运营商都是我们的伙伴，高通所支持的3G标准不只限于CDMA2000。在推动WCDMA商用化方面，高通的贡献也是很大的。高通是积极推动WCDMA在全球商用化的力量之一，在WCDMA芯片和软件产品上都很领先。全球已有20多家手机终端厂商采用了高通的WCDMA芯片。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说，我们的3G核心知识产权涵盖3个主流的3G标准，包括CDMA2000、WCDMA和TD-SCDMA。全球有125家3G设备厂商已经和高通签订了CDMA2000知识产权授权协议(其中包括中国领先的通信设备厂家)，有50家全球3G设备厂商已经和高通签订了WCDMA和TD-SCDMA知识产权授权协议，其中包括大家熟知的Nokia、Ericsson、Siemens、阿尔卡特和UT斯达康等等。

知识产权：“三重剥削”背后的“技术源动力”

项立刚：知识产权是一个高通绕不开的话题，以前的通信核心技术是多家企业一起开发，芯片的生产也有多家企业。高通的情况是拥有相当多的CDMA核心技术，而且也开发、生产芯片。行业内有我们面临高通“三重剥削”的说法。那么高通在中国收知识产权费的情况是怎样的？中国哪些企业需要支付知识产权费？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承担的知识产权费用是较重还是较轻？

汪静：高通拥有领先的各种3G技术标准的核心知识产权。从知识产权授权的角度看，一个标准里某家公司所占专利数目多少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该公司所拥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性和关键性。世界上有50多个主要3G设备制造商已经和高通签署了WCDMA和TD-SCDMA知识产权授权协议，同意支付给高通的知识产权费和CDMA2000是一样的，这不同于有些人理解的“按专利的数目付费”。知识产权授权和卖鸡蛋不一样，卖鸡蛋是论个数，知识产权要看含金量，只要核心技术为你所有，对于不同标准里知识产权的认同程度是一样的。在和Qualcomm 签署3G知识产权授权协议的公司里，包括大家熟知的TD-SCDMA的主要推动者和设备开发商Siemens公司，还有Nokia、Ericsson、阿尔卡特，等等。如果Siemens和这些其它公司生产和销售TD-SCDMA设备，支付给Qualcomm 的知识产权费和其他3G标准是一样的。一个月前，UT斯达康也同意支付高通3G知识产权授权费用，三个标准的知识产权费也都是一样的。现在世界上领先的3G厂商都已经和高通签订了知识产权授权协议，这些世界级的大公司是经过充分的技术和法律认定后，在自愿的原则上与高通签订了3G知识产权授权协议。

关于Qualcomm 对中国的CDMA知识产权授权，CDMA2000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为了在2G时代打破GSM在中国市场一统天下的局面，使CDMA进入中国市场，高通对于中国的CDMAIS-95和CDMA2000知识产权授权作了符合当时市场情况和中国国情的合理安排，并给予非常优惠的提成费率。至于WCDMA和TD-SCDMA，我们和中国的厂家在知识产权授权上还没有签约，有关谈判还在进行。

至于“三重剥削”的说法，据报道是指高通对于知识产权授权收取“入门费”和“技术提成费”，中国厂家从高通买芯片和软件也要支付费用。必须指出的是，前两种费用是知识产权授权通行的做法，在其他领域也一样。知识产权费收取一般有以下三种模式：一次性买断，费用有时候会非常高；只收技术提成费，提成费也比较高；入门费加技术提成费。我们采用的是合理和公平的入门费加技术提成费，这种方式已经得到全世界3G厂商的广泛接受。我们没有听到中国技术许可厂商有任何关于“剥削”的抱怨，如前所述，中国3G设备的成功者Huawei、ZTE还授予Qualcomm “全球最佳合作伙伴”的称号。

卖芯片和软件时分别收取费用也是行业内通常的做法。中国厂家在购买GSM芯片时，也要另外购买相关的软件。实际上高通对中国生产的业帮助更大，因为我们开放手机芯片软件的DMSS源代码，而其他厂商是不开放这种源代码的。开放源代码的好处是，手机厂家购买了软件后有更大灵活性开发手机终端，对手机设计的原创性、产品的独特性、性能测试的方便性有很大帮助，加快了中国CDMA和3G产业的发展速度，使之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也是ZTE、海信和Huawei设计的3GCDMA手机在很短时间内达到世界手机先进水平的原因之一。

项立刚：剥削不剥削的焦点在于价格是否合理。赚钱是应该的，关键是价值，不是高通生产，别人生产是不是也算剥削呢？价格合理就不能说是剥削，价格高得离谱可能就是剥削。高通的3G芯片价格是不是比其他厂商更贵？

汪静：高通在芯片和软件解决方案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Qualcomm 一直在改进和优化CDMA芯片产品，并提供极有竞争力的价格，以保持市场的领先地位。只要别的公司提出要求和愿意做出投资，我们也会按照该公司与高通签订的协议授权他们生产和销售CDMA芯片。Qualcomm 在全球已经授权给了10家芯片厂商生产CDMA芯片。我们欢迎来自这方面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高通占有较大的CDMA和3G芯片市场份额，就咬定其是“垄断”和“剥削”。

Qualcomm 提供的先进、高集成度的芯片和系统软件解决方案使厂家能够开发性能完善的3G手机。这些完整的解决方案为手机终端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缩短了推向市场的时间，也以更经济实惠的价格提供更高集成度的性能，从而帮助厂商推出特别针对无线通信市场中新的消费层面的产品。Qualcomm 芯片路径图囊括了所有层面，包括对多媒体、多模式、1XEV-DO和WCDMA的支持和初级的解决方案，迎合了3G市场各个层面的需求，为世界上几乎每一市场中的每一类消费者都创造了享受3G无线通信的机会。

知识产权费在Qualcomm 2003财政年度总收入中占的比例不到1/3(仅有10亿多美元)。而Qualcomm 为CDMA和3G技术投入的研发资金和做出的不懈努力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

项立刚：有一种说法，由于高通的知识产权费过高，韩国有可能脱离CDMA2000集团，是否有这样的情况？CDMA是促进了韩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还是为韩国信息产业带来了不利影响？

汪静：在CDMA的商用化方面，韩国是目前做得最成功的。现在CDMA产品已经成为韩国第一大出口项目，为韩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收益。以Samsung 、LG为代表的韩国公司已经成为世界性3G设备特别是终端方面的领先厂商。以SKT和KTF为代表的韩国CDMA2000运营商已经成为全球3G运营商的成功典范。如果没有CDMA的商用和Qualcomm 的贡献，韩国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有媒体报道说韩国认为高通对韩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授权收费太高，实际上我们对被授权方一直采取公开、合理和合法的态度。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每个厂商的情况也不一样，CDMA是韩国在特定情况下自主做出的选择。CDMA对韩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信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Qualcomm 对韩国信息产业做出了很大贡献，韩国企业从CDMA中受益也是最大的。

项立刚：尽可能早上3G，不仅对运营商有影响，而且还可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您的看法呢？

汪静：早上3G对制造业、内容开发商、内容和服务提供商的发展都有推动。这些产业的形成、发展和成功不是一夜之间能完成的。增值业务开发、内容提供、成功的运营模式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一个国家需要培育3G市场，应尽早进入3G。等别人已经做得很好，表面上设备价格可能下来了，而事实上可能失去了更大的3G商机。正所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一个国家若想扶持本中国生产的业，应该开放国内市场作为本国设备制造商的第一个商业舞台。如果一个制造商的设备已经在国内市场得到了商用，也就可能在国外市场更有营销说服力，而且也可从本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和其它方面的发展获得极大的收益。韩国之所以在三大运营商SKT、KTF和LGT已经成功部署了3GCDMA2000的情况下，还要颁发2.1GHz的WCDMA执照给SKT和KTF，最大的考虑就是让韩国厂商也能出口WCDMA产品。

项立刚：有种说法是，中国TD-SCDMA知识产权费支出不高，是因为中国有了自己的TD-SCDMA，在标准选择上有了更多的可能，可以说有了更多的牌，才促使高通在知识产权费上有了较大的让步。

汪静：我们希望，TD-SCDMA作为一种标准也能做到规模性的商用。一个标准能否商用和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商用要从技术和市场的角度看，知识产权费不是一个重要因素。3G知识产权费只在中国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知识产权费从未在3G决策中成为话题或重要的考虑，因为外国政府一般不干预技术标准中的知识产权费问题。国外厂商一般也不会以争取少付知识产权费作为加入3G产品竞争的跳板，国外运营商更关注3G标准的实用性、产品商用化程度、频谱使用的效率和3G价值链的培育，以及设备的总体价格，而知识产权费因为所占比例很小而不足为虑。至于TD-SCDMA能否作为一张牌，我认为是不相关的问题。TD-SCDMA如果得到商用，中国相关的TD-SCDMA设备厂商也要按照国际惯例和世界上其他厂商一样，与知识产权所有者(包括高通在内)达成涉及TD-SCDMA的知识产权授权协议。

我们认为TD-SCDMA标准中有许多涉及到高通的核心知识产权。很多厂商都知道，包括Siemens在内的全世界50多个厂商都已经和高通签订了包括TD-SCDMA在内的3G知识产权授权协议。这些厂商并非盲目行事，它们是在认真研究、得出合理、合法结论的基础上这样做的。高通有TD-SCDMA相关核心专利的知识产权，跟准备和有意生产TD-SCDMA产品的厂商签订相关知识产权授权协议是理所当然的事。至于相关中国企业在TD-SCDMA标准里有多少知识产权，其经营模式如何，那是每一家公司自己的事。

项立刚：ChinaMobile已经用JAVA推动增值业务，有人议论，在这种情况下，BREW的前景就不太乐观。

汪静：ChinaMobile已经用了一段时间JAVA，目前是在二代GSM和GPRS网上。ChinaMobile还没有上3G网络。上3G网络后采用什么平台还不清楚。中国联通的BREW用户现在每月以30%的速率递增。我们认为BREW在流媒体、多媒体应用和高速数据下载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优势。ChinaMobile在二代采用JAVA并不意味着对BREW在中国有多大的冲击力，因为ChinaMobile一直都在用JAVA。

项立刚：Qualcomm 对于中国CDMA的发展是“助力器”呢，还是“瓶颈”？

汪静：我认为Qualcomm 对中国CDMA产业发展，和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都是技术源动力，是“助力器”。我很难想象高通的商业模式会使其成为某一市场CDMA发展的瓶颈。Qualcomm 的商业模式就是合作伙伴的成功，才是高通的成功。

具体地说，高通在中国的成功取决于中国3GCDMA运营商的成功，中国3GCDMA生产厂家的成功以及今后3G内容开发商和服务提供商的成功。Qualcomm 对中国通信制造业的推动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厂家生产的CDMA产品不但在本国得到商用，还出口到世界上很多国家。联通的CDMA网络从建设到运营只有3年，今天已经拥有2200多万用户，也说明我们是CDMA在中国商用和发展的的推动者。BREW在中国商用1年后投入市场的手机有30多款，应用近350个，这些都说明了高通在推动中国运营商、业务开发商和制造商在CDMA和今后3G上的成功，决不可能成为制约CDMA在中国发展的“瓶颈”。有关高通在中国“三重剥削”和成为中国CDMA发展“瓶颈”这类说法无非是哗众取宠之举。高通将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先进技术、独特的商业模式和诚信的品格甘做推动中国3GCDMA产业发展的有力然而是“默默的”耕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