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犹豫再三，施继兴还是决定在这次的人大会议上继续提交自己的3G提案，这已经是他第五次在全国人大会议中提出关于3G的议案，而且每年几乎都是同一个主题：加快3G上马。

“两会”从3月3日已经正式开始，《第一财经日报》拿到的这份署名日期为3月5日的《关于创新体制加快发展3G的建议》——在重重顾虑中诞生的议案——还是摆上了人大讨论的议题之中。

今年65岁的施继兴是ChinaMobile通信联合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在此之前，他曾担任普天东方通信集团公司总裁、副董事长。今年是他最后一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加快发展3G的应急建议

经过长达8年的艰难发展，不管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TD参与企业，在多轮的TD规模网络试验之后，都已经对TD的技术成熟程度以及商用能力深信不疑。

不过施继兴在提案中指出，由于体制束缚，中国3G启动仍然徘徊不前。他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有关政府部门过度抢位，相关运营商无为失位，非国有资本无望进位，社会中介机构人士论证混杂乱位。

本着履行中国2008北京奥运会开放3G服务的对外承诺，保障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不在未来被边缘化，施继兴在这次议案中提出了加快发展3G的几条应急建议。

施继兴认为，首先应该加快3G资源开发，迅速发放3G牌照，以免国有资源过度贬值或流失。

施继兴的理论逻辑是，3G频率和牌照等经营资源，其时间价值与评价时点拥有的3G客户群关联。在3G运营初期，由于客户群较小，国有3G资源体现的价值也很低，但当客户资源达到几千万甚至超亿的规模，相当的股权可能具有数百亿元乃至几千亿元价值，因此，“继续推迟3G牌照发放，很可能造成3G国有资源价值巨额贬值或流失”。

其次，施继兴建议，3G牌照选择及3G移动网建设和运营的自主决策与经营权应归于相关运营商。政府应该相信运营商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机制，使其可以拥有3G牌照选择及3G移动网建设投资和业务运营的自主决策与经营权。

“如果不是企业自主决策而是强加于现有运营商投资建网和使用，谁将承担应有的风险和责任，如何协同解决产业化与商品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他反问。

业界统一认为，目前政府先建网、后发牌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不过施继兴对这种做法明确表示反对，“借口等待TD-SCDMA拖延或阻止3G牌照的全面发放和3G运营的自主决策，既不科学，更不民主。”

他还强调，TD-SCDMA新产品的产业化和商品化时限远高于预期，只要实际调控稍有不当，很可能陷入边缘化困境，事倍功半及半途而废的教训值得汲取。

除此之外，严格履行中国北京奥运会提供3G服务的承诺，在施继兴看来已经为3G发牌定下了最终的时间表，而积极发展3G增值业务则是推动3G发展的最直接的动力。

如何解决3G资金

虽然目前只是ChinaMobile在全国8个城市建设TD试商用试验网，但一期设备采购金额已经达到数百亿元人民币，如果3G网络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巨大的资金投入可想而知。

“一个优选的解决方案，就是创新TD-SCDMA经营投资机制，允许民营资本或者吸收部分外资参与初始投资，甚至可以进行非国有控股的试点。”施继兴在提案中建议。

他认为，借力民营机制追求管理与经营效率和效益的优势，TD-SCDMA才能实现有效经营，并很有可能自立于竞争之上，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奥运对策

而当业界已经放弃用奥运的时间表来倒推3G发牌的时间表时，理由是政府目前选择在六大奥运城市进行TD试商用试验，并完成整个城市的完全覆盖，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已经绕开3G牌照，“曲线”实现了政府对外承诺。

不过在施继兴看来，这种方式并不可行。“有的部门以为可用TD-SCDMA替代，暂且不论其试验和商用能否赶上北京奥运，考虑到现代通信的国际化特点，海外人士携带的WCDMA或CDMA2000等3G手机还是不能运用TD-SCDMA移动网观看奥运比赛，总不会要求人家更换手机吧。”

施继兴焦虑地表示，WCDMA等3G移动网常规建设并投入商用周期多为两年左右，现在再不发放WCDMA等3G牌照，继续推迟就很难赶上北京奥运会使用。

施继兴认为，应该由北京奥组委出面，紧急请求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发放3G牌照，而且除了奥运城市，甚至在旅游城市也应该覆盖3G网络。

一个通信老将的忧虑

从提出第一份建议3G尽早发牌的报告到现在，已经5年了。

2002年初，时任普天集团公司总裁的欧阳忠谋郑重向国务院提交了加快启动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产业，尽早发放运营牌照的报告，当时正担任东方通信董事长的施继兴与首信、南京普天以及宁波波导都是最早的发起人。

加上施继兴担任人大代表之后每年正式提出的议案，类似的建议，施继兴已经不记得提过多少回了，但结果却一直有去无回，“加快中国3G发展的建议和议案连年不断，但信息产业主管部门答复一直不够明确。”

而在此之前，施继兴每次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议案总要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甚至针锋相对的攻击。比如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就一直坚持“3G灾难论”，并明确指出，中国没有上马3G的必要。

现在，随着TD新一轮扩大测试的展开，3G，特别是TD的上与不上，已经没有疑问，可是3G应何时上？以何种方式上？一直还是业内争论的焦点。

施继兴呼吁说，虽然近几年中国3G产业启动与网络试验有所进步，但是总体考察，中国3G发展的僵局并没有真正突破，如此持续下去有可能延误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