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人强,则企业强;企业强,则国家强。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跨国公司,这些经理人将决定企业的未来,决定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国家的未来
经理人强 则中国强
王育琨
作者系知名管理专家,首钢企业研究所所长。
出版管理专著:
《思想片断》(2000年)
《企业的山脉》(2001年)
《商业领袖底蕴》(2004年)《失去联想》(2004年)
《全球化之舞》 (2006年)
《强者》(2006年)
岁末,华尔街向投行经理人发出了240亿美元的大红包。高盛CEO一人就获得5320万美元的年终奖。而中国大地上,春节前却也到了民营企业老板与经理人要最后摊牌的时刻。每一个鲜活的个案都能连接到历史深处,却不是每一个个案都能告诉你一个真实。
企业公民时代悄然来临
当我们在历史的节点上,追寻经理人流转的逻辑,探索源头展望未来,应该有一个宏阔的视角。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经理人群体都是经济活动的主力军。这个主力军团在现实的企业运作中,每时每刻都要做出一连串的决策,都承受着各种各样的欢快和苦恼。经理人的命运,离不开中国企业的命运,更离不开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今天,互联网的势头是那样的猛烈,以至于夷平了世界,使得个性化释放出无边际的长尾市场与浩瀚无垠的蓝海。
斯密发现了看不见的手,当人们关注利己主义的利润,将会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于是有《国富论》。但是斯密也发现,如果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情操与道德,便不可能有创富的持续冲动,于是他又写下《道德情操论》。斯密的财富和谐论,衍生成了现代企业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利润机器还是企业公民。这两个变量从长期看是一致的,从短期看往往是不一致的。企业家往往在利润本能与社会良知之间游走。许多人沉沦了,为了短期利润不计长期社会后果。或许这也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难于规避的东西。但是,现代扁平的世界游戏规则变了。强调公司责任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企业竞争规则。关注工人福利,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个进入全球市场的通行证。频频出现于报端的“血汗工场”事件就是这样一个风向标。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竞争的时候,不缺钱,也不缺技术,缺的是现代商业伦理。我们企业靠成本优势可以把当地企业打败,但是却没有考虑究竟为当地输出什么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结果最后被当地排斥。从欧洲、非洲到东南亚,到处发生中国企业被烧被抢事件,固然有不同文化冲突的影响,但是我们的企业没有恪守社会伦理,没有关注对当地的贡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在一个平的世界和一个围墙的世界中,存在着不同的标准和尺度。新体制每天都在生长,新的道德和伦理也在日益更新。当我们只是关注生存、利润和模仿时,一个日益深化的企业公民时代却已经悄然来临。企业公民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成了植入公司竞争力的基本点。这是我们省察中国公司和经理人群体的基本视角。
从这样的视角,我们没有办法不把深刻的敬意送给马云、丁磊、李彦宏、江南春、张朝阳、黄光裕、俞敏洪、孙宏斌等,他们创造了新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他们提升了中国人的福利层次。同样我们没有办法不对中国力量的主力军团新国企的经理人团队表示深深的敬意,是他们在全球市场上塑造了一个个中国传奇。
民企强势与弱势的悖论
一般的认识是,远见卓识的民营企业家铸造强势,目光短浅的人只能成就家庭作坊;而在现实中,远见卓识、开阔视野却往往造就了真正的弱势,而目光短浅只专注眼下一点点地盘,却能铸成真正的强势。不可思议,但却是现实。
那些远见卓识的民营企业家,像走马灯似的在我们眼前晃过:牟其中、唐万新、唐万里、杨<!>斌、仰融、顾雏军、张海、周正毅、赵新先等等。他们曾经是中国企业界的代言人,活跃于主流媒体上,他们的企业曾经是中国企业界的骄傲。可是,他们经不起风浪,大多被绊倒在融资的门槛上。全球资本过剩,中国资本过剩,却不是他们的福音。一道坚硬的墙横亘在民企面前。他们在告贷无门的情况下,纷纷采取了各种各样打擦边球的方法来融资,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往往成为行业的先驱。
举凡活得自信、自在的民企,都是那些恪守本分,扎实做事的企业家。他们没有独特背景,有的只是潜下心来钻研事理并把简单的事情做好的专注。做假发的、卖扬声器配件的、做辣酱的、做包子的、做废纸处理的、做鞋的、卖盒饭的,这些人渐渐出现在了各类富豪榜单上,张茵靠处理废纸还荣登首富。专注起家,成功以后依然专注,这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旦守不住自己,往往就跌进了不见底的深渊。
民营经理人群体的流转逻辑与民营企业家的流转逻辑很相似:越是沉默,越是强势。民营企业是企业家的世界。融资难,难倒了老板,也同样难倒了经理人。他们要么融进民营企业家的血液中,与企业家合二为一;要么在默默无闻中艰苦劳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只知道老板的意志;要么功高震主,在鲜花与掌声中陨落。除非这个民企已经嫁接了国际资本或是资本市场,已经有了另外一种经营逻辑,例如Baidu.com、Alibaba、分众传媒,甚至被壳牌收购的“统一润滑油”。这些经理人能够在一个公约的资本平台上,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创意,提升整个民族的福利层次。
国企守拙的“放牛娃”,只求做大事
十年前,国企成为亏损的包袱,成为腐败和下岗待业的代名词。可是,随着战略性资源日益成为全球竞争的焦点,重化工、通讯等行业国企重新崛起。海外上市成为国企的一个重要选择,上市远不是简单的融资,而是一个重要的体制和流程变革的过程。在WTO的背景下,新国企扛起了民族经济的大旗。成为国家财富特别是中央财政所依仗的力量。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表示,整个国资系统贡献的税收占到总税收比重的55%。现如今,进入国企成为无数年轻人的首要选择。中粮集团的董事长宁高宁以“放牛娃”作比喻,比较恰当地表述了国企领导人的经理人定位。国企的领导人都是经理人。新国企已成为中国崛起的主要力量。
每一个行业的每一个领头国企,总有一个领袖人物,以其特有的战略眼光、意志和领导力,抓住了重要的历史性机会,完成历史性变革。成功领导华润转型的宁高宁,正在带领中粮集团实现新突破;曾经把中信集团带领上一个很大台阶的秦晓,又把招商局塑造成一个强盛的金融帝国;其他还有马蔚华领导下的招商银行,王建宙领导下的ChinaMobile,谢企华领导下的宝钢集团,刘玠领导下的鞍钢集团,朱继民领导下的首钢集团等等。他们几乎没有休息天,无时无刻不在为集团和行业的大事小事殚精竭虑。用宁高宁的话来说,国企领导人,是一群“只求做大事,不求赚大钱的人”。
这些国企“放牛娃”拥有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使命感,企业公民意识也最为强烈。他们正以其企业变革,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经济转型。
资本意志与知识意志
这是个资本意志的时代,也是个新知识直接创造价值的时代。资本和知识,相辅相成。没有资本便无知识,没有知识便无资本。可是在一个现实的界面,却有着知识与资本的区别与抗衡。知识代表了经理人,资本代表了老板或股东。我们处在一个新知识日益直接创造价值的时代。我们也生存在一个资本拥有一切话语权的时代。鲜活而罕见的知识,常常受制于简单而过剩的资本。
资本的营盘流水的经理人。哪怕你是CEO,有上千个跟你一样聪明的人正在等待着你的位置。于是,演绎出资本格杀经理人的一幕幕惨剧。有些经理人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对工作兢兢业业,对资本深怀敬畏;有些经理人学历史上的范蠡功成退隐,主动给资本的意志让出天地;有些经理人则学文种,等待着最后的判决;还有一些甘当小人,时刻充当遵循资本意志的杀手,杀掉最强悍的人。资本不相信眼泪。资本需要新鲜血液的滋补和维系。资本永远是见异思迁,永远是在寻找更有价值的投资。当经理人已经“老迈”,不能再交出令资本满意的答卷,资本就不会在意他曾经的功劳以及他的精神价值或形象价值。
经理人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也不全然是被动的,有时也能够握有大牌。这种趋势在现时股权极度分化的条件下是这样的明显,以至于国际上发明了一个词来描述这种现象:内部人控制。经理人所掌握的权力分为以下五种力量:1、威吓力:经理人对下可凭借剥夺、惩戒以及解雇等手段迫使属下就范,对上则以撂挑子、放弃经营管理、断掉客户资源等手段威吓企业主;2. 法定力:经理人可借他在组织结构中的法定地位、签单权、任免权等发挥其影响力,以及利用职位所赋予的权力,支配属下、约束上司甚至操纵董事会;3. 报偿力:经理人可借薪资之提高、提升之推荐、优越工作的指派,影响属下的行为,并形成自己的圈子,借以在与老板或董事会的博弈中,占据有利位置;4. 专家力:经理人可借其所有的渊博知识、丰富的经验、精到的分析赢得下属的折服,让企业主感觉他做出了最好的选择;5. 吸引力:经理人可借某种个人魅力,强化人们对他的尊重与崇拜而获得认同。
知识不嫁接资本,终将一事无成;而资本离开知识,终将只是注定要贬值的硬通货。在对立的统一中,知识与资本的博弈,常常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商业史。
有着自觉、自信与自尊的经理人是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