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待遇，是指在一个国家、社会之中，所有的自然人或企业法人在同等的法律制度下，享受相同的权利，承担相同的义务。而信科增值事业（北京）总部所属的信元高科公司，却在北京海淀法院遭遇到了不公正判决。该公司总经理伍泽涌向记者表示："海淀法院的判决确实让我震惊，怎么也没想到一个简单的合同违约案子却出现了如此判决。"

对此，记者了解了整个案件的事实之后，并了解了有关当事人对判决不满意的原因。

原告北京信元高科技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下简称"信元高科"）与被告北京信元新科网络系统有限公司（下简称"信元新科"）于2003年12月31日签订了《授权、合作协议书》，对于被告营运的电信增值服务项目"中国电信168315企业客户服务中心"（包括固话声讯增值业务、互联网增值业务、SMS增值业务及电码防伪系统）进行合作，原告作为该项目的全国营销中心（即全国总代理）负责在被告的业务指导下，进行该项产品的市场推广及渠道建设。

而合作一年多后，信元高科于2005年6月向北京市海淀法院提起诉讼，诉信元新科公司合同违约，要求解除双方之间所签订的《授权、合作协议书》，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2489260．70元及退还原告合同款人民币2193124．50元。

信元高科起诉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时至今日信元新科仍未向原告提供任何资质文件与相关手续，这说明信元新科根本没有向原告提供协议规定的基本条件，原告认为自己在签定合同之初就被蒙蔽了；且原告因被告的原因承担了相应的经济损失，被告理应赔偿。

据原告介绍，法院经过长达半年的审理后，下达了判决书。判决宣布解除双方签定的合同，但驳回了原告信元高科的经济赔偿诉讼请求；判定原告应给付被告信元新科欠缴的系统服务费139万余元。

法院判决后，原告不服，认为在判决书中，法院用了大量篇幅为被告方解释：对原告被告采用双重标准，甚至连被告方总经理签了字的证据，给信科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北京海淀法院也未判决被告方承担。

代理本案的于国富律师向记者表示，海淀法院在判决书中说明被告方不是合作项目的"营运主体"，而是"代理商"，这使得被告的主体地位发生了转化，为被告方未提供资质、相关手续，存在的严重产品质量问题开脱了责任，而这又恰恰是本案最初的起因。

同时，于律师强调，在双方协议中，被告方保证"在所有推出的产品项目上，拥有合法的资质与相关手续"。可是，从2003年12月签定合同至今，被告方一直未向信元高科提供合作项目销售所需要的任何资质，更不要说所有项目了。而作为电信增值项目，按国家的有关规定，营运主体必须具备SP证书、ICP证书等资质，从事防伪产品经营，还必须拥有相应的资质和办理相应的手续。信科所属的信元高科公司由于长期缺乏这些资质和手续，使之长期处于"非法经营"的困难境地，致使公司长期处于严重亏损状态。

"最为重要的是，海淀法院把' 质量问题' 推给了基础运营商。在判决书中，海淀法院把因被告的产品质量问题而导致的客户电话被停止使用，把信科代理商因产品质量问题而退出，把来自全国各地的质量投诉等视为小小的' 瑕疵' 。从整个判决书来看，自相矛盾的地方比比皆是。"于律师说。

记者找到了判决书中一处很明显的问题，在第18页写到："信元新科在履行合作协议过程中，存在系统服务质量上的瑕疵，应负违约责任，但要指明，此种违约非根本性的，不足以导致合同目的的不能实现。"显然，这样的表述是在用双重标准来做判决，有为被告开脱责任之嫌。

信元高科总经理伍泽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信科所遭遇的不公正事件，是中国法制建设道路上的必然过程。法律作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出现公正性漏洞，出现' 一边倒' 现象，确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但这样的事件，有助于更多的人认识到加快法制建设的必要性。我真诚的期盼有关部门和法学专家、学者，尤其是司法战线的干部，从这一事件中进一步思考，如何建立法制运行机制，如何保护广大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为全社会营造公正公平的法律环境，促进全社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