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京报》刊发社论，提出“手机实名更有利于保护公民隐私”的观点。对这份乐观，笔者表示担心。

手机实名登记不同于公民办理实名储蓄，金融机构对公民储蓄存款秘密负有法定保护义务，也具有足够的技术手段达到保密效果；但对目前大多数通讯运营商或手机经销商而言，其能否对公民通讯登记信息做到有效保护而不泄露，也许很多人持怀疑态度。而现实当中非法盗用公民身份证信息的情况也比较常见，实行手机实名制后能否有效遏止此类造假行为，并达到制裁犯罪的预想效果，恐怕也不能过于乐观。

现代社会，公民的隐私权和通讯自由权是多方面的，比如，利用手机号码登录一些网站，进行合法限度内的娱乐、交友等具有私密性的活动，而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或身份，又有何不可？有关部门在推行手机实名方面，应该尽量多为公民保留隐私空间。比如，能否只要求用户提供身份证号码、性别、住址等信息，但可以不提供姓名。

这看似一个“细节”，实际上有很大区别。由于身份证号码的惟一性，未提供姓名的手机登记信息应当也是惟一的，而这种有所保留的登记方式，将能对公民的隐私起到必要的保护作用。即便有的运营商能够获取你的性别、年龄等信息，但却无法知晓你的真实姓名，从而这样的“残缺信息”对某些企图窥探隐私者，是无效的。

虽说有了身份证号码也能查出姓名，但这一更高级别的“机密信息”，却只能掌握在公安部门手中。这样也许就能在维护公民隐私权和保障公共安全需要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效果。目前在网络上就有“实用查询”系统，输入某一身份证号码后，可以显示出该证持有者的性别、年龄、发证地区等，但却无法显示其姓名和住址。在手机实名制度的具体设计上，不妨借鉴这种灵活举措。

□墨帅(北京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