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信息产业部新闻处证实今年年内将出台的《通信SMS服务管理办法》会对手机实名制做出规定，现有约两亿非实名预付费手机用户届时将重新进行实名登记。

不否认“实名制”的政策善意。如，公安部统计大多数手机犯罪使用的都是非实名的预付费手机，实行手机实名制，有利于遏制违法SMS、诈骗SMS、色情SMS等垃圾SMS。“实名制”有用，但并不意味着“实名制”是解决诸多问题的救命稻草，我们也需要对之“恶意”揣度，以防止好经被念歪。

先回头看看那些已经发生的“实名”，耐人寻味。如，当年搞“储蓄实名制”，说此招使贪官有多少钱一目了然，还能根治公款私存，结果呢？徒增一个笑柄而已。还有“股票交易实名制”，目的是为了避免“对敲”等恶意炒作行为，但恶意炒作并没有因“实名”而减少。一些医院为了打击“号贩子”，进行了“看病实名制”探索，可“号贩子”也没见少。

泉州是中国第一个实行手机实名登记制的城市，有报道说，主要运营商自有营业厅对身份登记相对严格，但数量更为庞大的手机专营店、社会销售点，则对身份等级较为随意与宽松，实名制还给办假证的人带来了滚滚财源，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很现实，而这些很有可能让“手机实名制”重蹈“乌托邦”覆辙。

“实名制”不过是个技术手段，而支撑它的基石，是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和监管环节。一些管理者之所以喜好在“实名制”上使劲，而不愿在打牢信用基石上下工夫，缘于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和有效监管太艰难，远不及“实名制”看得见、摸得着。

在一个“快餐政绩”风行的时期，选择“实名制”无疑是一个出政绩的捷径。本末倒置的“实名制”，防得了“君子”，防不了“小人”；偶尔治标，但不能治本，终究逃脱不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命运。

缺乏根基的“实名制”，不过是一个绝美的梦想而已。与此同时，“实名制”却大幅度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增大了公民隐私被曝光的概率。现代社会是一个交易频繁的社会，如果社会诚信缺失，寄托“实名制”以实现诚信诉求，就如画饼充饥，中看不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