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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Fashion Avenue的外套商到江苏童装厂的经理，大家纷纷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高、对于技术条件需求比较低的生产环节是可以迁到东南亚的，但除此之外，往东南亚迁非常困难。

正如学者施展所言，在技术条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迁的情况下，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在可预见的未来是终局性的，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可能是终局性的。

换句话说，中国制造业向东南亚的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一种“溢出”，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转移。

离开中国，去哪儿？

今年五月的一个周四，中国姑娘言舞在纽约时装大道（“Fashion Avenue”）的办公室收到老板邮件。川普宣布向中国增收新一批关税，这次终于影响到她所在的服装业了。其实在这之前，言舞已经感觉不妙，对政治不感冒的她，主动去推特上关注了川普。提心吊胆几个月后，她等待的第二只靴子终于落了地。

言舞在纽约生活了快十年。就像许多华裔新移民一样，她白手起家，勤勤勉勉，在纽约过着有滋有味的小日子，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突如其来的关税打乱了她波澜不惊的生活。这十年来，言舞从未感觉“国际政治形势”跟自己关系这么密切。

言舞任职的公司是美国第一大的外套生产商，代理包括Michael Kors这样的大牌女装。言舞在公司担任采购。负责和中国的供应商打交道。外套生产过程相对复杂，品牌愿意外包给专业公司来做。一件衣服，如果品牌自己做，成本贵几美元，但最终折射在零售价格上，就是几十美元的差异。

川宣布新关税，公司立即进入紧急状态。正在休假的犹太老板发来惊恐的邮件。言舞立即给中国工厂打电话催货，了解现有生产到了哪个阶段，告诉他们“越早出越好”。她和供应商商量应对方案，有些供应商开始考虑把工厂搬到东南亚。

震荡的大局下，个体被逼做出180度的改变。言舞开始尝试往孟加拉、柬埔寨这些国家工厂下单。她告诉我，“一年以前，我们的态度是不可能离开中国。要是都转出中国，这活没法做了。但现在却开始讨论，我们可以去哪里？”

不可替代的中国供应链

言舞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家庭，她的爸爸是一位知名的雕塑家。言舞的性格敏感温柔中带着韧性。言舞本科学习服装专业，大学毕业那一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协议。从那时起，中国在全球纺织品出口的量增加了近10倍，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

言舞毕业后加入江苏一家纺织贸易公司。公司主要业务是出口面料到欧洲、美国。她那几年一半时间跑业务，一半的时间搞工商税。工作几年后，她决定前往美国读研，给自己放个假。

2010年，言舞研究生毕业，在纽约的一家大型服装公司找到工作，负责国际采购。她那时常给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水洗皮革工厂下单（水洗皮革对环境污染较严重，只有印巴愿意做）。她很快发现，印巴公司对合同不是很尊重。交期、品质都要她盯着。

服装行业季节性强，晚几周交货，品牌可能错过销售旺季。因此如果供应商错过交期，美国买家可能会取消订单或打折，“30%到50%都有可能”。相比之下，中国供应商就专业很多。

目前言舞手中大概有60%的供应商来自中国，40%来自韩国。这些韩国供应商大概有80%的货都是从中国采购的。

“中国供应链非常强”。今年4月以来，言舞开始把5000件以上的单转出中国。她尝试过柬埔寨、孟加拉等国家下单，但这些国家的工厂也还是从中国采购面料。

她拿外套举例解释。一件外套可能会有十几个配件。“帽子、拉链、纽扣、暗扣、欠扣，拉绳，stopper，棉、内胆”。而这些配件在中国都可以一站买到。

有时因为买方的原因，言舞还要在短时间内寻找便宜的替换品，“比如这个扣子十美分一个，我现在需要五美分一个，但品质不能差太远，中国市场就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

中国工厂开到东南亚还有其他不利因素，第一个是运费成本，第二个是当地工人的熟练程度远远不及中国工人。

最近十年，言舞观察到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停滞，亚马逊和优衣库的流行也一再冲击传统百货商店。她很少接到沃尔玛下“巨单”。她的客户是类似Macy’s这样的百货商场，大部分下的是2000到3000件的小单。

越南和缅甸新一点的工厂规模约几万人，和中国服装厂十几年前的规模相当。他们动辄要求5000件起订，所以言舞拿到3000件的订单不能给他们做。

这时中国工厂就优势凸显。中国服装厂在过去十年不断缩小规模，两三百人的厂就算是大中型了。工厂里每条生长线可能十几个人甚至更少，换线能力很强。这些熟练的工人可以接更小的单，更复杂的款式。

去东南亚开厂

言舞办公室在纽约传统的“制衣区”（Garment District），这里曾汇集了纽约最多的服装工厂。一直到80年代，都还有不少小作坊在这里运营。那时外套很值钱，言舞听公司的老裁缝讲，有时一件能卖到几百甚至上千美元。

过去20年，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发达国家逐渐把纺织和服装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纽约的制衣区从工厂聚集地，变成了一个设计、采购、分销和市场推广中心。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纺织品和服装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如今正在中国发生。

Christy是总部位于南京的的江苏苏美达轻纺的部门经理。苏美达轻纺是国内最大的童装和外套生产商之一。Christy负责美国市场，与言舞合作了5年之久。她告诉我前几年美国订单每年都有10-20%的增长。

苏美达轻纺六七年前就在缅甸开了厂，目的是为了省掉欧洲12%的关税。现在公司正策划开染厂，把面料、原料和常规品类的生产也挪过去。除了缅甸，苏美达在越南的工厂筹建两年后，今年上半年开始生产。

“转移是必须的，但是中国体量比较大，要安全转移过去还是需要一个过程。”Christy告诉我。

她和同事发现东南亚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首先不少东南亚国家的原材料依然要依赖中国市场。就拿孟加拉来说，这个国家2005年有39%的纺织品和面料进口自中国，而2017年这一比例已经增长到了47%。柬埔寨（从30%到65%）、越南（从23%到50%）、巴基斯坦（32%到71%）和马来西亚（从25%到54%）这几年也越来越依赖中国的纺织品原料进口。

其次东南亚许多城市存在排华情绪。近在2018年，越南的首都河内、第二大城市胡志明市在内的多个城市都爆发反华示威。原因是当地人担心政府建立的“新经济特区”会遭到中国投资人的“宰割”。可以预见这样的紧张情绪并不会迅速消失。

另外，越南工厂的工会势力强大。工人动不动就打电话投诉雇主。政府对外国企业基建的要求严格。且工人的熟练程度不如中国工人。虽然当地工人的工资只有中国工人的60-70%，这多重因素迭加，也不见得有多大优势。

尽管如此，Christy说，不转移也不行，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没人敢把身家赌在川普的一张嘴上。

“所以我们今年就很窘，本来国内订单就少，自己的工厂喂不饱，还必须把订单拿到越南，孟加拉去。” Christy告诉我。

纺织及服装行业是中国和不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经济和就业支柱，雇佣成百上千万的工人。中国一共有2000万人受雇于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大部分聚集在长三角和珠三角。

根据2019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数据，2018年全球纺织品出口总额高达3150亿美元，服装出口总额则高达5050亿美元。中国、欧盟和印度名列全球前三大纺织品出口地，占到总出口额的近70%。中国、欧盟、孟加拉和越南是前四大服装出口地，占全球总额的72.3%。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纺织品和服装产业链上的角色也在演变。

举个例子，2018年全球前三大服装进口地是欧盟、美国和日本。这三个地方的人民买了全球61.5%的衣服。这一比例低于2017年的62.3%，比2005年的84%更是显著下降。这并不是因为这三国人民买少了，而是因为中国人也开启买买买模式了。

中国供应链“溢出”

关注东南亚创投市场的VC基金“7点5度”曾经这样吐槽过越南的效率：

“以公路路况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滞后的问题，影响的是效率，运输路上的每一秒堵车，大声按喇叭，也无济于事，耳朵里听着抱怨，眼里看着纹丝不动的车队，都让人觉得交付日期遥遥无期。问题还没完，原材到了，以为就可以开始马力全开，开始加工了。这时候，旱季雨季都来捣乱，缺水导致无法发电 ，雨水过多，触及老化电线，因为安全原因，也有暂停生产。吹着热带的风和享受较低的物价，当地的劳动力很难约束自己，工厂加工讲究规范和纪律，那不如去消费，去享受。”

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低效率的劳动力提高了交易成本。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曾指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进出口成本（关税，港杂费，内陆运输费等）比中国贵24%，而且其整个进出口过程的时间比经合组织平均高出66%。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曾经提出，在技术条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迁的情况下，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在可预见的未来是终局性的，因此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可能是终局性的。

那么越南要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这是媒体的危言耸听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施展亲自前往越南调研。他发现，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比较高、以及对于技术条件需求比较低的生产环节是可以迁到越南的，“但除此之外，往越南迁非常之困难。”

就拿生产纸板箱来说，越南本地可以生产纸板箱，但是生产纸板箱所需要的纸浆得到中国买。

越南一家生产电动车的企业表示，如果零部件是现成的，只要往上拧螺丝，这个东西可以完全在本地采购，但是如果还要对零部件做一些处理的话，这个东西本地做不了，必须到中国或别的地方采购。

“既然是这样，那么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的转移，实际上就是中国供应链的一种溢出，而根本就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转移。”他说。

老邻居的中国货

2018年，奢侈品品牌Burberry 一把火烧掉2.5亿元未销售的衣服，世界为之侧目。有媒体说，这相当于烧掉了2万件的Burberry风衣。

言舞告诉我，大品牌销毁卖不掉的衣服，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除了Burberry，香奈儿(Chanel)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等奢侈品牌的库存也会当做垃圾燃烧掉。

“设计师品牌通常会销毁不需要的库存，不愿意打折卖，这是为了保持商品高溢价，不让商品卖给“错误的人。”

美国中产阶级对服装的消费意识在迅速改变。言舞这几年很少给自己买衣服。如果一定要买，她会买贵一点，更经穿的衣服。“我们生产了太多衣服了。大部分都浪费掉”。

那为什么品牌还要不断地生产呢？

交易门研究表明，销毁一件Burberry风衣的成本并不是媒体计算的1.25万元一件。

“那是用建议零售价MSRP计算，过于粗糙明显高估。对品牌商家而言真正的成本计算远比这个复杂，简单讲跟Variable Cost相关。这一刚性成本信息在订单定量决策时，会结合款式时尚流行受市场欢迎的概率预估，产生边际成本预算”。交易门研究员表示。

所谓Variable Cost可变动成本，指随着销售量的变动而呈线性变动的成本，包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等。在一定时期内，可变成本的发生总额随着销售量的增减而成正比例变动，但单位产品的耗费则保持不变。

“越是大牌越有品牌溢价。品牌溢价相对于单位可变动成本就越高，通过热卖与否的潜在收益和损失概率模型，就越倾向于超出实际需求多生产订购，出现我们看到的超量生产现象。“交易门研究员说。

而名牌不能接受大比例降价促销库存，因为这会影响品牌的溢价。“品牌溢价是个心理锚定，崩了就崩了，很难回来。”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大品牌宁愿销毁库存商品，也不愿意降价卖出。它们一边烧毁衣服，一边超量生产，滋养着消费主义文化蓬勃发展。

言舞十年前初到纽约，她借住在中国城一家政府给穷人修的廉租楼里。在中国城，那里她见识到了名牌消费的另一面。

言舞当时的邻居都是黑人和墨西哥裔。他们背着黑色塑料垃圾袋，里面装着冒牌LV。白天他们就去中国城的Canal Street摆摊卖冒牌包包。中国城人流量巨大，不少外地来的美国游客看到名牌包包，双眼发光，恨不得一口气买十个背回乡下。

言舞在廉租楼和邻居相处融洽。但一天半夜却被隔壁的吵架声惊醒。接着是一声闷响。过了几天，她发现大楼门口摆了许多蜡烛。一问才知道，那天晚上她邻居开枪杀死了老婆。她半夜听到的那声闷响，终于有了解释。

第二天言舞立即收拾行李，搬离了中国城。

言舞现在在纽约有了自己的小家，不时去纽约中国城吃饭。看到在路边摆摊卖假冒包包的小贩，依然生意兴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纽约警察隔三差五的扫荡，却怎么也消灭不了卖包的小贩。时光荏苒，言舞似乎已经完成了从新移民向美国主流的过渡，她出入Fashion Avenue，打交道的都是MK这样的大品牌，不用买衣服，也有大牌争着送给她穿。然而昔日的老邻居，还有滋有味地干着卖假包的老本行，和言舞一样，无比依赖不可替代的中国供应链。

作者：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