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胡思乱想，她端给我一杯茶水，又倒水让我洗了把脸。问：“你今年多大了？”

我放下毛巾回到座位上，说：“二十二岁。”

她坐在我边上的椅子上问我：“比我小二岁。噢，忘了问你小名叫什么？”

我边喝水边回答说：“叫东子。”

“这个名字很有味的。”她很认真地说：“我叫陈秀云，是你的二师姐，叫我二姐好了。”

我很认真地叫了她一声，从此她就是我的二姐。

二姐答应一声说：“以后工作上有什么不懂的就来问我。东子，把水喝完，我带你去车间。”

我喝尽杯中的水和二姐朝车间走去。

路上，二姐向我介绍，我们一共师徒五人，属于二车间。师傅是铆工，有道是铆焊钳不分家。师傅带的四个徒弟都是钳工和焊工。这都是技术要求极高体力要求也不低的工作。因为都是女徒弟，干活很不顺手，总是雇民工打下手，所以师傅这次坚决要求分一个男徒弟。我们班十几个人分成三个组。我们自己一个组，单独一间工作室。二姐是三个月前才调到公司计量科的。平时没什么事，常到组里看看。

从二姐嘴里我知道，大姐是回城知青，今年三十一岁，早已成家，有一个四岁的女儿叫甜甜。三姐和小姐都和我同年。最多也就大我半岁。

我问：“师傅是什么样？”

二姐调皮的说：“一会儿你见了就知道了，特土。师傅生活中没有什么乐趣。除了唱唱陕北民歌，就知道一分一厘的存钱。每天中午到食堂买份最便宜的菜还要分成两顿吃。”说完格格地笑了起来。

说话间便到了车间，二姐带我径直走进了工作室。

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男人热情的迎上来和我握手。不用说，这就是我师傅。师傅姓张，家在陕北农村，属老少边穷地区。师傅树皮一样沧桑的脸，饱含生活的疲惫，一举一动像个忙于田间地头的公社社员。

师傅又向我介绍大姐。大姐叫刘欣，是那种温柔矜持，让人欲说还休的女人。为人处世心态平和，极具包容心。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和主见，而且都是很随意地表现出来，一举一动极富个性，绝对淑女形象。我们都非常尊重大姐。

我那时有个很大的缺点，干什么都由着性子来，就像我写到这里时的心情一样，非要一下介绍完。剩下两个和我之间总是有点不对劲。

三姐叫小君，平时立场不坚定，她在谈恋爱时，我曾怀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卑鄙心理强行抱住她亲了一下，当时把她气哭了，还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骂了我好几天。我牢记当兵时领导的教导，对待人民群众一定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的这种风度很快征服了三姐，连师傅都说，自家人嘛，亲一下就亲一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三姐很快原谅了我，终于明白我是因为喜欢她才非礼她。在她的婚礼上，当她和三哥给我敬酒时，三哥还趴在我耳边说：“东子，你喜欢小君当初有没有想过要娶她？”我仍然很有风度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巴掌我收下，人交给你了。”三姐闻言搂着我的肩膀对三哥说：“怎么样，我早就说过东子挺有味的。”其实我里里外外犯酸。三哥也真是的，得了便宜还卖乖，让着他点他还心里没数，我喜欢的女孩子多了，娶得过来吗？那天我一夜没睡好，算了，懒得说她。

还有一个叫小萍的就是我小姐了，说起她我就来气。我那时不是很懂事，她比我还不懂事。有一次她们帮我拆洗被褥，小姐趁机偷看了我的日记，把我对女孩子想入非非的内容告诉了她们。从那以后挺长一段时间我一进车间她们就冲着我笑。一开始我还认为很友好，时间长了就觉得莫名其妙的。我心里还直琢磨：她们怎么这么了解我，什么话都能说到我心坎上。终于有一天，她们议论我日记的内容时被我偷听到了，臊得我恨不能有条地缝钻进去。要不是大姐哭笑不得地拦着我，我真想教训教训这个死丫头。

言归正传。彼此熟悉后，师傅说：“小云，你带东子去宿舍，帮他安顿一下。”

小姐说：“师傅，我也去。”

师傅说：“小云一个就够了，今天上午事还挺多的。”

我便和二姐去她办公室拿上行李朝宿舍走去。二姐要过我的钥匙看了一下门牌，说：“咱们一个院，斜对面。我们分东院、南院和北院。师傅住北院，大姐住东院，我们都住在南院。南院基本上都是单身。”

进了南院大门一看，这是一个很大的四方院子，大约有四十间整齐的平房。中间有一长溜水池。空地上种了不少丝瓜、扁豆、豆角之类的爬藤植物。环境很优雅。

我问二姐：“这里住的人多吗？”

二姐说：“不多，只有十几个人。很多车间的人都在一线施工队伍中搞安装，长期在外面的施工点，很少回来，流动单位就是这样。我们车间属于制作车间，一般不太出去。”

我住的房子在最里边，二姐打开门后，我站在门口看了看，有十五个平方。墙边立着一副床架和床板。我支上床，二姐到她宿舍拿来扫把脸盆什么的打扫卫生。

我问二姐：“你们挺有雅兴的，种了这么多东西。”

二姐边忙边说：“反正空地方多，主要是夏天太热，种上这些东西房间里凉快。搭藤架的时候大家都来帮忙的，夏天没事时坐在门口看书，聊天或者看男孩子打扑克、下象棋的也很热闹。还有一间大房子是放电视的。来，铺床，你就这点行李吗？”

我说：“还有两个箱子，过几天公司的车给带来。”

“澡堂就在门口，食堂朝西走，大约200米。今天中午跟我吃饭，下午再去买饭票。我们都是合伙吃饭的。”二姐说完又回去拿了一些白纸帮我糊在床的周围。“你带窗帘了吗？”二姐问。

“带窗帘干什么？”我感到不解。

二姐笑笑说：“可也是，男孩子没有什么秘密，那就糊上窗纸吧。”于是我俩又将前后窗糊上纸。

正糊着，二姐说：“瞧你笨手笨脚的，还是我来吧。哎，我考上厂技校时，基地的广播里连续广播说，本厂有三个在部队服役的子弟正在前线为保卫我们的安宁而浴血奋战。后来县武装部敲锣打鼓给你们几家送立功喜报时，我们技校和子校还联合进行过‘学习英雄，热爱祖国’的演讲活动。我得的还是二等奖呢。”

我说：“那你比我厉害，我立的是三等功。”

“听说还牺牲了一个，你当时怕不怕？”二姐问。

“刚开始挺怕的，时间长了也就无所谓了。”我说。

这时，其他几个姐来了，小姐还搂着大姐的胳膊。

大姐说：“东子，中午到我家吃饭。”

二姐说：“不麻烦了，大姐，中午我们就在食堂吃，改天再到你家去。”

小姐问：“东子，你是因伤退役的？”

我说：“是的，本来可以超期服役的。”

小姐又问：“伤在哪里？”我说：“这里，肚子上。”

三姐好奇的说：“严重吗？”让我看一看。”

我为难地说：“是在小肚子上，你不能看。”

三姐刷地一下红了脸。其他人大笑起来。

小姐像个男孩子一样道：“没把你命根子伤着？”

我也笑着说：“好着哪。”

大姐笑着走门口，说：“那我先回去做饭了，星期天都到我家去吧。”

“好呀，我最愿意到大姐家混饭吃。”小姐高兴的说。

中午，我们一起买来饭坐在二姐房里吃。三姐和小姐住在二姐隔壁。二姐因为是机关人员独自住一间房。这顿饭吃得很热闹，彼此无拘无束。本来我是想来装几天老实的，又觉得没必要。年轻人本性都差不多，彼此合得来也就海阔天空的神聊一通。她们对战争的话题特有兴趣，不停地问这问那。问得我总想起牺牲的战友，心情就有些沉重。于是，我走到院子里转。一起进厂的人中有几个也分在这个院子里，都在忙着整理房间。我便和他们聊天，他们都羡慕地说我真有福气，有这么多的师姐，以后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都不用操心，而且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为这还硬逼着我请了一回客，席间还满腹嫉妒地说我好有福气，从部队那个男人堆里一下子掉到女人堆里，还说如果我发情了一定有着落。听听，这话说的多损，他们哪里知道我的苦，鞭打快牛，师姐多了脏活累活都是我的，有时一天下来累得贼死。直到几个月后又分来两个师弟，我才轻松一些。

头一个星期，新工集中进行安全学习教育。最后一天，党委书记来讲了一番话。讲完后问大家：“同志们还有什么想法吗？”

同志们齐声说：“有想法。”

书记亲切的笑着问：“都有什么想法呀？这里都不是外人，只管提出来。”

立即有人大声说：“女的太少了，以后不好找对象。”

还有人说：“我们这一批只有一个女的，比例严重失调，太不合理。”

书记和其他老同志们大笑起来。书记说：“冶金系统的单位都是这样，女的少。特别是生产一线，男的像铁路上的石子，女的像枕木。”

下面有人说：“那东子就是铁轨啦。”

马上又有人接上说：“不对，是党代表。书记，我们强烈要求到东子班里去。”

我很自豪地说：“嫉妒我的请举手。”

立刻就有十几只手举了起来。还有举双手的。

书记摆摆手说：“你们这帮混小子，别闹了，只要你们好好工作，一定会有好姑娘爱上你们的。”

散会后，书记叫住我，说：“东子，我注意观察了你几天，感觉你本质不错，人也聪明。不过，你身上有点兵油子的味道，部队出来的人应该很稳重的，能讲讲原因吗？”

我挠挠头，道：“打仗的时候就这样油出来了。不过我小的时候也很皮。”

“这和战争有关吗？”书记不解地问。

“当然有关系，兄弟们之间不相互调节一下，精神上受不了，会把人压抑坏的。”我很认真地说。

书记递给我一根烟，说：“理解，我看了你的档案，公司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培养你，给你创造一个好一点的机会。你文化不高，铆工和钳工在车间是台柱子，你的几个师姐文化水平和识图能力都很不错，你师傅的实际能力也挺强。希望你好学一些，在实际工作中多留点心。”

我说：“明白了，书记。”

书记又问：“你父亲是不是六公司的总工？上海钢铁学院毕业的？”

我说：“是的，书记，他今年就要退休了。”

“好啊！”书记说：“过年回家的时候多向你父亲请教，有机会去基地出差我会去看望他。要不是咱们这个企业四分五裂的，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

我挺感动地说：“谢谢书记。”

那个时候的国企领导都很有人情味，大多数也都比较正直，现在的怎么样我就不敢说了。

回到宿舍。二姐正在帮我洗床单。二姐常帮我忙，我配了一把宿舍钥匙给她。见我回来，二姐问：“明天正式上班了，你都还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我说，“这工作了也挺好的，今天还领了一个月的工资，可我还没有上班呀？”

“你在基地劳人处报到时就已经算上班了。”二姐问：“你领了多少钱？”

“基本工资五十七块，加上洗理费什么的一共是八十二块七毛钱。”

“这么多，我上两年班了，还没你工资高。”

我说：“财务上的人说退伍兵属于带级学徒，进厂就是三级工。一开始我也不明白别人都是三十九块，我怎么就这么多。”

“也是应该的，捡了条命回来的人嘛。”二姐说：“别光站着，过来帮我拧床单。”

我一边和二姐拧床单一边问：“你怎么不去上班？”

“下午校正了几个仪表，没什么事就先回来了。”二姐说完后往铁丝上搭床单。

“没人说你吗？”

“机关里就这样，只要不影响工作就行。

”随后我们坐在门口聊天。二姐把整个车间的情况向我讲了一遍，又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东子，你知道吗，每年夏天，院子里结的丝瓜、扁豆的都吃不完。一到那时候我们都不去食堂买菜，自己做着吃。你做饭怎么样？”

我老实回答：“吃饭还可以。”

“没关系，有空我教你。”

“我可能学不好，到时候你别烦。”

我俩就这么一直聊到下班。

三姐和小姐下班后带着甜甜来了，甜甜是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小姑娘，说话脆生生的。她叫我舅舅，后来我有了师弟她就叫我大舅。那时候，很多老字号的国营企业的一师之徒一生都是以兄弟姐妹相称的，彼此的孩子们也就这么叫，就像师傅的孩子叫我们哥哥姐姐一样。在金钱没有冲击到人们的观念之前，这种朴素的感情是随处可见的。所以我挺怀念过去的岁月，也许写文章的人追求真诚的心愿要强烈一些。

我送给甜甜两种式样的两套领章帽徽和用子弹壳做的几件小玩意。甜甜爱不释手，逢人就说，我舅舅当过解放军。我还有两个用三七高炮的弹壳做的和平鸽。一个放在家里，另一个刚从箱子里拿出来就被小姐抢去了。也许是心灵的一种暗示，上班后养了很多鸽子，最多时繁殖到四十多只，那时和几个姐姐坐在丝瓜藤下边喂鸽子边聊天是我最惬意的时光。我觉得这就是和平与安宁。

第二天正式上班，我便感到了我的与众不同，从车间主任到工友们都对我极为热情，有的还专门到我们组里看看我。参战军人这种光环在我头顶上着实闪耀了一段时间。我倒也没有觉得什么，我们退伍的时候，部队政委就严厉的告诫我们说：想想牺牲的战友们，你们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资本。回到地方后如果有人利用参战军人这种光环去为自己捞取资本，就是对所有死难战友的亵渎。这话至今让我震聋发聩。

我开始了我普通工人的生活，这期间我心情一直是轻松愉快的。我用8mm厚的钢板做了一个小方桌放在宿舍门口。下班回来就坐在门口看书。二姐每天下班后都把她办公室的《中国青年报》带给我，看报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内容。有时我们也为报上的内容争的不亦乐乎。

那个时候打麻将开始风行并且成为全民性的运动。我们的人都从不参与赌博，包括后来的二弟和小弟。大姐就说：“咱们这一大家人，从师傅和你们大哥往下数没有一个参与赌博的。”三姐当时还说：“别高兴的太早，没准会出一个赌徒呢。”后来还真叫三姐不幸言中，当然，这个人不是我，这是后话。

上午上班，师傅又跟着收音机听他的陕北民歌，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陕北这么个闭塞的地方，民歌还多以情歌见长。不过，这么好听的爱情小调配上师傅这么个老瓦罐的形象陶醉其中，我老是为民间艺术感到不平。

自打一上班，我就没像其他新工那样毕恭毕敬地对待自己的师傅。师傅镶了两颗金黄色的门牙，据说是师母生了女儿后师傅在月子里打师母，老岳父气愤不过一锄头砸的。三姐和小姐还找师傅的同乡“老羊毛”考证过，情况属实。我便为这常和师傅开玩笑。我说师傅，如果你遇上打劫的赶快把钱交出来，千万别喊。师傅虎着脸问我为什么，我说你一张嘴，人家一看你还有两颗金牙上去给你掰下来你不更损失惨重。师傅气得原地转了两圈但也没发脾气。大姐训了我一通，对师傅说师傅你怎么不好好管管他？师傅自我解嘲地说，人家东子是党内人士，我哪管得了。

姐姐们又在叽叽喳喳。

我问师傅：“师傅，你怎么不叫师母来省城玩？”

师傅闻言嘴一咧，道：“女人家出门玩个啥，浪费钱。再说啦，她一来，老人谁照看？家里的鸡呀、羊呀、猪呀的谁来管？还有地里的活谁来务？”

我说：“那你也回家当农民得了，省得离不开。”

师傅说：“我上班也就为抓几个活钱。”

小姐插话道：“说来说去还是舍不得钱，去年夏天师母送小华来玩几天，师傅还一个劲地里怨师母。师傅，小华都上高中了，也该出来看一看。再说，你老这么省钱至于吗？”

“你懂什么？”师傅说：“我家里条件差，又没男娃。再说农村人收入有一搭没一搭的，不省点能行吗？”

“男的女的不都一样，什么破皇历？”我不以为然道。

师傅说：“你娃懂什么，农村人靠下苦力过日子，没劳力怎么行？”

大姐问：“师傅，今年回去麦收吗？”

师傅叹口气，说：“不回了，出点钱请我几个本家兄弟帮忙就行了。今年旱，没什么收成，就是羊还可以，下了三个羊羔，全是母的。”

我听得直笑，戏谑道：“师傅，你是什么都想要母的，就是人非得要个公的。”

其他人都跟着笑。

大姐说：“东子，你别老跟师傅没大没小的，就不能好好说话？”

我嘻皮笑脸地对大姐说：“跟他说什么，他一说就是他家的老母猪下了一窝崽，一翻身压死了两个，还剩几个。有这样的算术题吗？听着闹得慌。”

顿时，姐姐们笑的前合后仰的，大姐用食指戳着我的脑袋说：“你呀，十足的兵痞子！”

日子就这么平静地过去。我们之间的友谊也在一步步地增长。我和二姐更显得特殊一些，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在谈恋爱，我却不这么认为。当然，我从内心喜欢二姐。这也只能是一种友情，谈不上是爱情，我在这方面想的很少。不是我没有七情六欲，也许是我心理上不成熟，我很少往深处去想，我也没有仔细想过二姐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特别喜欢和她在一起。有一次她出了几天差，我那几天都在想她，甚至想入非非的。这种心理我不知道别的男孩子有没有，反正我有。

八月下旬，天热的出奇。二姐突发奇想要去爬华山。她建议我们每人请几天调休假一起去。三姐和小姐不同意。

三姐说：“那玩意有什么好爬的，累得贼死。”

小姐也说：“看景不如听景，我看犯不着大热天的折腾。二姐你哪根筋不对了？”

“这些天觉得闷得慌。”二姐说，“一起去玩几天嘛，反正现在你们车间也没什么事。”

“没事我也不去。”小姐边说边趴在桌子上写信。

“东子，咱俩去吧!”二姐开始动员我。

“现在请假好吗？再说我总共才存了三天调休。”我有点为难的说。

二姐说：“三天就够了，不够我到时给你拨几天。怎么样？”

我说：“那好吧。”

“一言为定。”二姐得意地说：“你们俩个到底去不去？”

三姐和小姐还是两个字：不去。

“不去就算了，这几天帮我喂鸽子。”我对她们说。

第二天中午，我和二姐坐上了去华山的长途客车。二姐在车上兴奋地和我聊个没完，我的兴致也很高。车厢里人坐的满满的，我们坐在最后一排，车颠簸的很厉害，再加上闷热，二姐渐渐的有点支持不住，开始犯困，慢慢地趴在我腿上睡着了。我双手搂着她，低下头来看她，感觉心里怪痒痒的，便抬头眺望沿途的景色。

下午六点，车到了华山脚下。我叫醒二姐下了车，山下到处都是人，很多都是学生。爬华山都是子夜时分上山，为的是看日出，那时还没有缆车。山下晚上挺冷的，我去租了两件军大衣。华山下的旅馆极少，很多游客就这么在山下过夜，极少有人住到较远的县城。盛夏时节，天黑得晚。黄昏下的风景显得很美。

二姐拿出从大姐那借来的照相机，是红梅牌的，效果不错。我们照了一阵子相，然后坐在山脚下吃东西。

二姐问我：“东子，你爬山怎么样？”

我一竖大拇指说：“绝对是个好手。”

“这么自信？”

“当兵练出来的，到时你就知道了。”

“我要爬不动你背我。”二姐撒娇说。

“你有多重？”我问。

“不到九十斤。”

“毛重还是净重？”

二姐靠在我怀里说：“坏死了你，哪有这么和女孩子讲话的。”

我说：“随便问问嘛。天黑了，早点躺一会儿吧。十二点钟准时上山。”

我俩铺一件大衣并排躺下，又盖了一件，望着夜空一问一答的。

二姐问我：“你知道哪个是北斗星吗？”

“不知道。”

“你是什么星座？”

“也不知道。”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六月三十号。”

“没见你过生日呀。”

“我从来记不起生日，也就没过过。”

“那你是巨蟹座，咱俩一样的。我生日比你小五天，那天我刚好出差。你为什么总记不住生日？”二姐反问。

“我妈说的，儿生日，娘苦日。没什么好记的。除了我妈的生日，谁的生日我也没记过。”我认真地告诉她。

二姐侧过身看着我说：“看不出你还是个孝子，除了你妈，你还喜欢过谁？”

“爸爸。”

“还有谁？”

“姐姐。”

“还有呢？”

“妹妹。”

“那我们这几个师姐你喜欢谁？”

“都喜欢。”

二姐叹口气，说：“没劲，我困了，咱们睡吧。”

说完，她闭上眼睛睡了。我也开始迷糊起来。

夜里起了风，二姐推了推我说：“东子，我冷。”

我打着哈欠说：“包里还有衣服。”

二姐说：“我不想动，你抱着我。”

我便抱着她又睡。她还说冷我又抱紧了点。

过了挺长时间，一阵嘈杂声把我惊醒，一看表十二点了。我说：“二姐，到点了，咱们该爬山了。”

二姐缩在我怀里，说：“再晚一会儿，咱们一点钟上。我还是冷，你再抱紧点。”

“起来活动一下就不冷了。”我一边抱紧她，一边对她说。

“不嘛，晚一小时。”二姐固执地说。

我感到手臂有点麻，便换了个位置抱住她。和异性如此的肌肤相亲，我还从来没有过。看着她如此温软的身体拥在我怀里，特别是她那诱人的酥胸紧紧地贴在我的胸前，隔着衬衣我感觉到她在跳动。我的心躁动起来，不由得亲了她一下。

她依然闭着眼睛慢条斯理地说：“你在干什么？”

我很不自然地说：“没干什么，离得太近了。”

她突然睁开眼睛笑了，又抱住我的脸亲了一下，说：“别装了，起来上山。”

我俩爬起身，脱掉军大衣，又从包里拿出外衣穿上，开始登山。山路上满是兴奋的登山者，一眼望不到头。

快五点钟的时候到了千尺幢。二姐抓着我的胳膊说：“我实在太累了，歇一会儿吧。”

我拉着她继续往前走，说：“加把劲，不然赶不上看日出。”

她忽然抱着我说：“那你背我，好不好？”

我弯下腰，说：“好呀。”说完便背着她朝山上走。

她趴在我背上说：“我是第一次让男的背我，你信吗？”

我说：“信，我也是第一次背女的。”

“那我真幸福。”她说着，更加搂紧了我。

“你这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开起了玩笑。

她捶我肩膀一下，娇嗔道：“不想背你就明说，别拐弯抹角的。”

我说：“你可别冤枉我啊，开开玩笑嘛。”

她给我擦一把脸，说：“你出汗了，我还是自己走吧。”

我放下她，说：“咱俩加把劲，不许停下。开始。”

说完便拉着她的手朝山上冲去。一路没停到了山顶，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叫道：“累死我啦。”

“我也是。”我说着脱掉外衣。

“别脱衣服，会感冒的。”她站起来又给我穿上衣服。

这时，山上沸腾起来，日出时刻到了，红彤彤的朝阳刹那间给崇山峻岭的满目葱茏披上了一层梦幻的衣衫。如同海市蜃楼一般。我和二姐兴奋地互相拍照，又请别人给我们照合影。

二姐得意地说：“小君和小萍不来一定会后悔的。”

我说：“未必，她们没到这儿来，没你这种感觉也就不后悔。”

“不许扫兴。”二姐下命令似的冲我叫了一声。

过了二个多小时，兴奋的心情归于平淡，我们决定下山。一路仍在不停地拍照。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到三分之一时，二姐终于没了兴致，累的走不动了。我感到非常的饿，俩人一起吃东西。带的东西吃完了我还不觉得饱，又花一块钱买了两个馒头吃了。吃饱后又往下走，就这么走走停停的，到山下已经是下午五点了。我们决定到县城住一夜。进城后我到一家旅馆，要了两个单间，一天十二块钱。我简单地洗了个澡倒在床上就睡了。

第二天中午，二姐把我叫起来，洗漱完毕后，退掉房间出去吃饭。

二姐拉着我的手说：“我的腿到现在还酸的厉害。”

“我也有点。”

我们说着来到一家小吃摊，随便要了点东西吃。吃完饭我去付钱，这时，过来五个小流氓盯着二姐看，其中一个歪着脑袋说：“伙计们，这女娃长的霸了。”(方言，就是不错的意思。)然后就是一阵淫笑伴着污言秽语。二姐骂了一句流氓站起来要走，这几个家伙拦住二姐，那个领头的竟然把手朝二姐胸前伸去。

我跑过去一把打开他的手，喝一声：“你们想干什么？”

二姐拉我一把说：“东子，别理他们，咱们走。”

那个领头的甩着手说：“想走，没那好事。”随后冲着我摆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架势，说：“你走可以，女娃留下陪我们喝杯酒去。”

我大叫道：“你别做梦了，你算什么东西。”

二姐吓得花容失色道：“快点走吧，别理他们。”

几个小流氓喊道：“走不了啦，哈哈。”便上来拉二姐。

二姐大喊：“流氓，放开手。”

我终于愤怒了，我喊了一声：“二姐，别怕。”上前抓住那个领头的右手一个抱摔把他像死狗一样地挺挺地摔在地上干嚎，连翻滚的力气都没有，紧接着我又操起一条长凳子向一个家伙的胸前横扫过去。然后就是一场混战。

我当兵时是侦察连的班长，直属特种部队，而且还在前线摸爬滚打了十个月，对付这几个小流氓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打倒了四个以后，最后一个迎面抱住我的腰不放，我蹲一个马步，左手自右向左托住他的下巴，右手自左向右扣住他的头，只要用力一挫就可以拧断他的颈椎。我猛然犹豫了，他们毕竟不是敌人。我被自己的念头吓出了一身冷汗。二姐的哭声提醒了我，我松开手，踹了他一脚，他一溜烟地跑了。

我这才发现我身上在流血，头上被砖头砸了两个口子，鼻子上也挨了一砖头。当时还不知道鼻梁骨断了半边，过了一天才发现，以致于我的鼻子从此有点歪。二姐跑过来哭哭啼啼地用手绢给我擦血。

这时，一群警察围上来，不由分说给我戴上手铐。一边送那几个人去医院一边带我走。二姐抓住我不松手，警察把我们一起带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两个警察开始审问我。二姐向他们讲述事情的经过。年青的小警察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对我说：“小子，你很能打嘛。”

我愤愤地说：“这些流氓打死都应该，我从不打好人。”

他用力一拍桌子，吼道：“你打人还成了好人？你再嘴硬我揍你。”

我那时年轻气盛，根本不吃这一套。我大声质问他：“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讲话？”

他拿根警棍指着我说：“你还越说越来劲了，我看你是不打不老实。”

说完便朝我走来。

老一点的警察叫住他，说：“小李，算了，我们是在做笔录。”

小警察说：“不行，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他，看他还敢不敢嘴硬。我不打得他跪下求饶才怪。”

我站起来盯着他说：“你算老几，让我跪下，除非你有种把我的两条腿打断。”

他恼羞成怒地挥舞着警棍刚要打，二姐护在我面前满脸通红的大叫：“你敢打他，有本事你脱了警服和他单打，你敢不敢？”

这惊天动地的一嗓子，把派出所的领导全惊动了，纷纷跑了过来。那个小警察尴尬地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

派出所的几个领导耐心地听完二姐语无伦次的哭诉后，说：“把手铐给他开了。”又对二姐说，“你去给你们单位领导打电话，叫他们来保人。”

二姐看着那个小警察，说：“我不去。”

派出所的领导看出了二姐的意思，对那小警察说：“小李，你陪这女娃去打电话。”随后又和气的问我道：“你需不需要去一下医院？”

“没事。”我说，“几个小口子。”

“东子，等我回来。”

二姐说着转身走了出去。那个小警察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跟在二姐身后。我就趴在会议室的桌子上休息。

将近一个小时，二姐和那个小警察一边讲话一边走了进来。小警察一进门就握着我的手，说：“哥们，你还是上过前线的，怪不得很能打的。我叫李海乾，咱们交个朋友。”

小李还买了一盒好烟非要我收下，又给我倒水洗脸，弄得我还不好意思。

小李说：“那几个小流氓也该打，平时大事不犯，小事不断，气死警察，难死法院的。这回挨个狠的也好。你们先在这里坐，我去和领导讲一讲。”

小李走后，二姐拿出刚买的消炎药让我吃下。又用红药水擦我头上的伤，最后拿出纱布给我包扎好伤口。这时，派出所的领导来了，和我亲切握手后请我坐下，并向我表示一定会公平的处理这件事。

八十年代的人，道德观念较为朴素，社会上有一种基本规范的行为准则。对我这样经历的人，整个社会出于爱国主义的热情还是比较尊重的。

接到二姐的电话后，书记和保卫科长，还有大姐连夜赶来了。保卫科长亲自开的车。小车一进大门停下，二姐就跑出去抱着大姐哭起来。一行人来到会议室，书记和科长简单地了解了一下经过，就和派出所的领导到医院去了。

大姐看完我的伤，说：“你别想太多，等回头知道情况再说。本来书记叫师傅来的，主要是怕你情绪失控，叫个亲近点的人来。师傅怕你不听他的，就让我来了。”

我问大姐：“厂里都知道了？”

大姐说：“差不多吧，这种事还瞒得了人。先别想这些，回去再说吧。”

凌晨两点，书记和科长从医院回来就立即在派出所的会议室和他们协商。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除了一个伤势较重外，其他三个最多一周就可以出院。我暗自松了一口气，点上一支烟刚抽了一口，二姐便轻轻拿过去丢在地上，这个细小的举动把大姐逗笑了。

早上五点钟终于协商完毕。书记和科长在担保书上签字后留下二千块钱。随后我们便往回赶。李海乾一直陪着我们，走时还送我们到大门口并互相留了地址。

在车上，我和二姐昏昏沉沉地靠在一起睡了。其他人都无一点睡意，也许是怕科长开车犯困，他们一直在聊天。

我睡得不踏实，朦胧中听到书记对大姐说：“刘欣，我看他俩倒挺像一对的。”

大姐说：“是呀，你什么时候当一回月老？”

书记哈哈一笑，说：“当什么月老，不就隔着一层窗户纸吗，一捅就破。年轻人的事我可管不了。现在兴的是自由恋爱。”

科长插话说道：“他们俩个要是成了，一定要给我们多敬几杯酒，今天可把我累得够呛。”

大姐笑着说：“谁让你们是当领导的，改天我替我弟弟妹妹请你们到我家吃饭。”

二姐抓住我的手捏了几下，我装做不知道，就这么迷迷糊糊的回到单位。

上午10点，小车开到公司楼下。

书记下了车，说：“我去上班，你们今天都休息吧。东子和小云，一个有伤，一个受了惊吓，过两天再去上班。”

科长又开车把我们送到宿舍。下车时，大姐发现我的鼻腔在出血，又带我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鼻梁骨断了半边。固定包扎后回到宿舍我倒头就睡，一直睡到下午下班。

醒来时，二姐正坐在床边给我搧扇子。三姐和小姐一唱一和的又冲我来了。

三姐问：“东子，又负伤了，这回立的是几等功呀？”

小姐做着怪相说：“我看你鼻梁上弄这么块纱布像那个《十五贯》里的娄阿鼠。”

“你们俩个真讨厌，一会儿也不消停。”二姐不满地说。

“啊，我明白了，在二姐心里东子当然立的是一等功哦。”

三姐刚说完小姐又接上说：“东子不是娄阿鼠，是七品县令。”

二姐丢下扇子和他们打闹成一团。

这时，师傅走了进来，问过我的伤势后，让我多休息几天，说鼻梁断了尽量少站立，多躺一阵。

休息两天后，没啥大碍我就去上班了。这段时间每天下午下班我们都用煤油炉子自己做饭，满院子的蔬菜吃不完。很多人都是自己做着吃。我们倒不是为了节省，主要是图一分温馨和交流。每一次一起摘完菜后，三姐和小姐择菜，二姐掌勺，我就骑上自行车给师傅送一份。东院离我们很近，大哥也带着甜甜来摘菜，不打农药的菜吃着顺口。

大哥叫广辉，长的浓眉大眼，牛高马大的，比我高出半个头，典型的北方汉子。和一米六八的大姐站在一起确实很般配。大哥是三车间的工段长，粗犷豪放，但在大姐面前说话特别温柔，大哥外出施工时爱好挺广泛的。在家里时爱好就变成了陪大姐做饭洗衣服散步聊天，俩人总是其乐融融的。这种和谐的夫妻关系到现在我都羡慕，这和大姐的魅力是分不开的。

大哥不抽烟，结婚以后戒的，他对我说，女人都讨厌男人一身的烟味，特别是在做那种事的时候。我认为很有道理，我有了那种事后就把烟戒了，后来又没了那种事，没地方尽义务，便又抽上了。这成了我生活中一个自觉的习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如果哪天我不抽烟了，身边一定是有了女人。

二姐招呼大哥：“哥，今天在这里吃饭吧!”

大哥把摘好的菜放在一个小篮子里叫甜甜先回去，然后坐下，说：“不了，你姐都做上饭了，小萍，给我倒一杯水。”

“要茶叶吗？”小姐问。

大哥说：“不用了，白开水就行，我一会儿就回去，跟你们聊一会儿。东子，你鼻子好了吗？”

我说：“好了，大哥。”

大哥又说：“看不出来，东子还挺能的。这叫英雄救美，是不是。”

二姐立刻红了脸，说：“哥，你别乱开玩笑。”

“本来就是嘛。”大哥说，“你大姐回来直夸东子做的对，说男人就要有这种勇气。”

三姐拿着洗好的衣服走过来，说：“大哥，你还说，二姐脸都红了。二姐，别不好意思嘛。”

我笑着望着他们，一言不发。我刚工作时特别皮，和一起进厂的哥们在一起更是这样。大哥没少虎着脸训我们。大哥自幼习武，下乡时曾经得过地区散打季军，我们这些调皮鬼见了他都有点心虚。我从小皮的没边没沿的，和同龄的哥们在一起经常旧病复发，遇到这种事师傅都拦不住我，只有大哥对我好使。有一次在厂门外我和外单位的一个小伙子争吵并且要动粗，三姐拉不住我就对小姐说，去把大哥叫来，我马上就和她们回来了。

甜甜又跑了回来，小篮子里放了几个鸡蛋。甜甜说：“爸爸，妈妈叫你回去吃饭。”

我问甜甜：“你拿鸡蛋干什么？”

甜甜递过来说：“妈妈给你们的，叫二姨做菜。”

我搂着甜甜说：“你妈妈养的那几只鸡下蛋是给甜甜吃的。”

“舅舅，”甜甜说，“我家里还有。”

大哥说：“给你们加一道菜，不够了到家里去拿，甜甜，和姨姨舅舅再见。”

大哥说完领着甜甜走了。

我又活跃起来，三姐说：大哥一走，你又忘了姓啥了。”

小姐问我：“东子，人都说，当兵要么当成兵油子，要么当成兵傻子。是真的吗？”

我很痞地说：“兵傻子是雷锋，兵油子是好兵帅克。”

“收拾桌子，吃饭了。”二姐解下围裙，说：“什么兵油子兵傻子的，东子是既不油，也不傻。说他有心眼吧有点夸他，说他没心眼吧有点贬他，不伦不类的。”

这顿饭中，我又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一个多月后，李海乾到省城办案，顺路到我们公司来了一趟，同路还有两个警察。他们找到书记说那件事已经处理完了，并把多余的五百块钱退了回来，叫书记签收。书记和保卫科长在食堂请他们吃饭，车间主任和我也都去了。后来我们真的做了朋友。几年以后我外出路过那里，买了些礼物去看他，他已经做了父亲，我才知道被打的人当中有一个是他小舅子，当时他正在热恋中，难怪对我特别有气。

背着一千五百块钱公款的债务，对月收入不到一百块钱的我来说可真的不轻松。大姐说她先出钱帮我还了，以后再慢慢还她。我不同意，二姐也不同意，说我们两个慢慢还。后来我母亲不知怎么知道了，托人捎过来一千五百块钱把公款还了。为这二姐很不高兴，说我不该告诉家里，以后她怎么好意思见我妈。我当时很粗心地说，我和别人打架用你见我妈干啥？再说我又没有告诉我妈。我一说她还哭了，我哄了半天她才破涕为笑。现在想想我脑子真的进水了。大姐对我说：“东子，小云已经二十五岁了。”我竟然说：“知道，比我大两岁。”其实我也不是完全的迟钝，怎么说呢？唉，反正有点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