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首度回应“3G经济，谁的经济”讨论

在每一次大的变革之前，往往伴随着一场大的辩论，而这正是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辩论，不断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变革、不断 发展的过程。中国的电信业改革和发展过程也是如此。

3G创造就业论

3G市场开放得越早，开放得越充分，它创造的就业规模就越大

全面创新论

相对于中国市场规模与科技国情而言，市场创新比技术创新本身更有意义

技术中性论

不在乎是谁发明了这个技术，而在于你能不能获得(包括购买)这个技术，通过这个技术扩大你的市场份额。

消费者主权论

开放市场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满足生产者的利益。所谓开放市场包括引进技术，包括购买技术，也许进口技术可以做到

国家俘获论

3G市场迟迟不能开放，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被俘获，开放市场的前提就是要解决国家被俘获的问题，国家开放市场，让市场选择技术

再论“3G经济，谁的经济”

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透明化、制度化和专业化地讨论这些问题。

在每一次大的变革之前，往往伴随着一场大的辩论，而这正是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辩论，不断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变革、不断发展的过程。

中国的电信业改革和发展过程也是如此。

我们的报告(详见本报1月20日《3G经济，谁的经济——中国3G世纪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或“我们的报告”)不是一个关于3G技术的报告，而是一个关于中国如何从信息大国到信息强国的发展报告，形成了五个重要的发展观点，我相信会成为社会共识。

“3G创造就业论”

3G提供了创造就业特别是为大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岗位的一个契机

3G将创造一个巨大的服务链和大量服务提供商，通过服务创造增加值

3G市场开放得越早，开放得越充分，它创造的就业规模就越大

对中国国情而言，信息产业首先是服务业，其次才是制造业

发展信息产业首先是要创造就业，是目的，其次才是创新技术，是手段

我们提出3G创造就业是有它深刻的、现实的国情背景的，这是因为整个就业格局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全国大学通过1998年扩大招生以后，每年新增的入学人数，以及新增的毕业生人数，都在大幅度增加，占中国城镇新增劳动力比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188万人，是城镇新增就业量的22%。而1980-1985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3294万人，同期大学毕业生约为139万，仅占新增就业量的4.2%。因此，目前和今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压力是空前的也是持续的。当然并不是说开放了3G市场中国就能解决就业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

关于就业与发展我已经写过两本书，这也是我们研究3G问题的独特之点，我们不是从中国的3G技术成熟不成熟的角度，而是从就业压力的现实角度来研究。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提出要千方百计扩大就业。3G给我们提供了创造就业特别是为大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岗位的一个契机。我不是通过书本或书斋中认识到这一点，恰恰是因为我到韩国和日本调查以后，发现3G将创造一个巨大的服务链和大量服务提供商。3G是一种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就业密集型的行业，而且3G是通过服务来创造增加值，而其他行业，比如重化工业创造增加值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煤炭等原材料的。

信息产业有着突出的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信息产业内部产业链条很长，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到劳动密集产业都有；第二个特征就是产业间关联度高，渗透力强，信息产业正广泛渗透到其它产业部门。3G也是正是如此，3G市场的开放将会形成新的产业链。我们的核心观点是，这个市场开放得越早，开放得越充分，它创造的就业规模就越大。这叫做“千方百计扩大就业”的重要一计。对中国国情而言，信息产业首先是服务业，其次才是制造业。发展信息产业首先是要创造就业，其次才是创新技术，前者是目的，后者只是手段。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从1995年以后，中国制造业就业人员的绝对数是下降的，从 8900万人降到了2000年的8043万人，这两年稍微有所上升。可以看出，制造业创造就业的能力不是在上升而是在明显下降。全世界制造业也很难再创造新增就业，全世界制造业总共1.8亿人，中国占了8000多万人，你只能在服务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在是否开放3G市场方面必须考虑中国国情和世界世情。

“全面创新论”

相对于中国市场规模与科技国情而言，市场创新比技术创新本身更有意义

全方位创新，包括3G的市场创新、服务创新、组织创新、就业形式创新和技术创新

政府主要职能是鼓励技术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

印度的3G运营商是七家还是六家不是讨论实质——中国必须开放3G市场，不要在新一轮的国家竞争中落伍，这是讨论实质

在开放与发展3G市场方面，我们也鼓励所谓的“全面创新论”，这个创新是广义的，不止是技术创新或某一个单项技术创新。

相对于中国市场规模与科技国情而言，实际上市场创新比技术创新本身更具有意义，并不是某项技术创新不重要，而是说创新是全方位的创新，包括3G的市场创新、服务创新、组织创新、就业形式创新，当然也包括技术创新，这是一个全面的创新，不能以一种创新妨碍了其他创新。所以创新应该是全面创新，而不是单一的技术创新。

限制中国发展3G或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中国不是世界的技术发明大国和出口大国。第一，中国的国际专利占欧美日国际专利系统的发明专利不到1%；第二，2000年中国版权和专利收入、支出占世界总量比例分别为0.1%和1.7%。这两个不到1%决定了中国主要是技术引进国、购买国、应用国、使用国、扩散国，虽然她早晚要成为世界技术发明国和技术输出国，但是目前还不是。我们要对中国科技国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我们在2000年的第一个报告中就提出了要加速网络技术引进、扩散和使用的进程，尽快实现信息技术产品、设备进口零关税，取消对该类产品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使得所有消费者和使用者能以最低成本获得附加值较高的信息技术及服务。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购买技术专利或知识产权交易如同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通过隧道，需要支付必要的过隧道费，这比投资隧道更优。中国将来怎样和其他国家进行知识产权交易或交换这是厂商行为，不一定是政府行为。政府主要职能是鼓励技术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因为技术具有外部性、外溢性。但是知识产权形成技术市场交易应该是市场行为，这是两个不同概念。技术本身是瞬息万变的，生产周期、应用周期、使用周期越来越短，企业比政府更理性也更聪明，知道是该买过路费，还是自挖隧道或合挖隧道，哪一种更合算。

报告中涉及到的具体数据，比如说像一些电信专家所提到的，印度没有3G运营商，这是由于对3G标准的不同理解。我访问印度的时候，印度电信管理局官员介绍有七家运营商使用3G技术。另外，国际组织CDG认定印度已经开展3G业务，它认为印度有四家3G运营商，也有一些机构说印度有六家3G运营商，统计差异来源使用的技术口径不同有关。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争论的实质，我们争论的实质并不是说，印度的3G运营商是七家也好，还是六家也好，而是中国必须开放3G市场，不要在新一轮的国家竞争中落伍，这个含义很清楚。不能因为对印度的3G运营商数量有争议，就将讨论引导向另外一个方向。

为什么印度电信业有相当多的制度创新，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发放全服务牌照等，因为他们感受到中国对他们的竞争，印度专家多次表示要“向中国电信业学习”，尽管目前印度电信业总体来说比中国落后。但这在新一轮的竞争中，我认为新的竞争优势本质是一种制度性的竞争，制度竞争导致市场开放，也会导致印度比较快地发展。

全球化已经把中国推到空前的竞争环境之中，国家竞争导致强烈的紧迫感、危机感。开放市场的核心就是创造一种竞争机制，使得市场中的所有人像兔子拼命的奔跑、不断的奔跑，形成一种新的追赶的潮流。

“技术中性论”

经得起考验就能生存下去，如果经不起考验就是昙花一现。所以我主张，政府在使用什么样的3G技术方面持技术中性态度。

不在乎是谁发明了这个技术，而在于你能不能获得(包括购买)这个技术，通过这个技术扩大你的市场份额。

我想重申的就是“技术中性论”，这不只针对3G技术。因为技术发展变化非常快，很难识别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必须要经过市场竞争，如同体育比赛一样，由市场竞争来选择。

并非所有技术的创新都会成为有市场的创新，这两个概念不完全等同，所以需要让市场来选择。如果经得起考验就能生存下去，如果经不起考验就是昙花一现。所以我主张，政府在使用什么样的3G技术方面持技术中性态度。

任何一个厂商为了提供更有效率的电讯服务，他不管是使用谁的技术都要使用更有效率的技术。说白了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什么意思呢？无论是引进技术，还是创新技术，根本在于是否高效率地使用技术；并不在乎是谁发明了这个技术，而在于你能不能获得(包括购买)这个技术，通过这个技术扩大你的市场份额。在这点上，我们的企业要比政府官员要聪明。最重要的是，后者是不会对企业的投资负任何责任的，而他们的干预更大的可能是使企业不能获得高效率。

“消费者主权论”

开放市场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满足生产者的利益。所谓开放市场包括引进技术，包括购买技术，也许进口技术可以做到

我们的核心观点就是通过开放3G市场，使人人受益，主要是消费者受益，次之是生产者、运营商、内容提供商受益

国家利益主要是体现在社会福利上，社会福利的核心是消费者，我们不能按计划经济的思维来讨论3G市场开放问题。

开放3G市场，最重要的还是要开放3G服务业，因此我们更主张发全服务牌照或者全业务牌照

我们主张“消费者主权论”，因为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生产者主权”，围绕着生产者怎么样做文章，而市场经济围绕着消费者。就是让消费者投票，增加消费者的福利，保证消费者的剩余。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开放市场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满足生产者的利益。所谓开放市场包括引进技术，包括购买技术，也许进口技术可以做到。沿着“购买-引进-吸收-创新”的路线发展，是和技术产品生命周期有关系的。

我们更偏向市场友好、竞争友好、技术友好和用户友好。为什么说竞争友好呢，不能说偏向一个企业，歧视其他企业，一定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我们最近刚刚翻译了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改善投资环境，使人人受益》。我想我们的核心观点就是通过开放3G市场，使人人受益，主要是消费者受益，次之是生产者、运营商、内容提供商受益。能不能这么理解，国家利益主要是体现在社会福利上，社会福利的核心是消费者，我们不能按计划经济的思维来讨论3G市场开放问题。

开放3G市场，不是决定使用哪一种技术，而是决定发展哪一种市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开放3G服务业，因此我们更主张发全服务牌照或者全业务牌照，让所有的运营商、内容提供商不受限制地提供多种服务，更加公平地激烈地竞争，使广大的消费者受益，这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

“国家俘获论”

手机双向收费并不“天然合理”，也不会因为改成单向收费后影响移动通讯业务发展。

中国一直没有资费“双改单”，就是因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政策被某些利益集团俘获了，让某些行业，或者某些公司独占这种超额利润。

3G市场迟迟不能开放，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被俘获，开放市场的前提就是要解决国家被俘获的问题，国家开放市场，让市场选择技术

我在报告中指出，“在经济转轨期间，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国家被俘获，它是指国家的某些部门或者公共政策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影响，所俘获(指国家当了这些利益集团的俘虏)，使其公共政策、公共投资、公共资源分配明显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而以牺牲全社会利益和整体福利为代价”。

这是我们报告的一个核心观点。实际上，国家被俘获这个观点并不是我们的捕风捉影，这是在经济转型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或政治经济现象。

到底国家有没有被俘获，消费者可能并不清楚，但是已经感受到了。比如手机双向收费，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移动通讯业开始发展时，实行双向收费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到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用户国的时候，你还再继续双向收费就不行了。手机双向收费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天然合理”，也不会因为改成单向收费后影响移动通讯业务发展。2003年2月，印度电信主管部门决定将移动运营商从双向收费改为单向收费，这一举动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例。从双向收费改为单向收费一年多以来，印度移动通信市场以120%的增长态势发展，运营商没有一家倒闭；相反，他们在分享用户增长的盛宴，一年后他们相继承认：我们赚到了钱。我认为，中国一直没有资费“双改单”，就是因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政策被某些利益集团俘获了，将广大消费者剩余转入到少数生产者剩余，形成一种租金，就会让某些行业，或者某些公司独占这种超额利润。

客观的分析，3G市场迟迟不能开放，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被俘获，这不仅仅是一个部门被俘获，而是多个部门被俘获。这种俘获，使得消费者不能得到应有的福利，事实会证明这一点。开放市场的前提就是要解决国家被俘获的问题，因为国家应该通过开放市场，让市场来选择技术。使得老百姓通过这样一个市场开放直接受益、普遍受益、公平受益。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再论“3G经济，谁的经济”

中国3G市场决不单是中国自己的市场，我们的3G要在全球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电信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证明，开放的重大意义远超过改革，

面临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对称，市场风险的问题

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透明化、制度化和专业化地讨论这些问题

2004年中国首次突破入境旅游人次1个亿，旅游收入达到250亿美元，估计大约4年之后中国可以达到1.3-1.4个亿入境旅游人次。

这么多的人群到中国来访问，你能不能和国际接轨，能不能和国际同步，能不能和世界融入？这也是给中国发展3G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3G市场决不单单是中国自己的市场，而是世界市场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发展3G市场需要全球视角、国际视角，我们的3G需要在全球市场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2008年将召开奥运会，这将是个人文的奥运、绿色的奥运、科技的奥运。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开放的奥运”，因为奥运是全球的奥运。

在我们的报告中基本上肯定了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的追赶模式，它是电信技术的后来者，也是追赶者，又是成功者。中国电信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证明，开放的重大意义远超过改革，其核心是中国从外部获得大量的资本、最新的技术以及激烈的国际竞争。开放电信市场既是迅速发展中国电信业最重要的经验，也是最重要的成果。从那时，我就认为，作为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竞争激烈、高度国际化的电信产业发展根本动力在于开放，在于创新，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市场的创新、服务的创新、消费方式的创新以及制度的创新。

总之，我认为，开放和发展3G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国IT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契机。当然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实际上就面临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对称，市场风险的问题，所以要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透明化，也包括制度化和专业化地讨论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