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G牌照年中颁发的敏感背景下，由中科院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专家编写的《中国3G世纪报告》不知能否真如其所愿，对政策出台起到“临门一脚”的刺激作用。

而不管怎样，由现在的事实来看，报告的出台至少引发了一场关于3G利益纷争的阵前大讨论。或许，这一临场激辩引发的思考和某些利益关系的及早明确，才是报告的更大意义之所在。

报告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应早日启动3G。项目负责人胡鞍钢认为，对3G而言，国际上相关技术早已成熟，市场也早已成熟，(中国应该)尽快启动3G运营，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同时，(在标准选择上)实行鼓励市场竞争原则和倡导技术中立原则。

胡鞍钢的另外一个观点是，“有关部门就是否开放3G市场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实际上是受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干扰和俘获”。

在我看来，技术和市场是否成熟之说都只是导致决策者举棋不定的次要因素，抑或“拖延”3G上马时间的托辞。在此基础之上的利益权衡，才是摆布3G棋局的最终依据。

当然，如胡鞍钢所言，最终政策的出台肯定要“受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干扰”，但并不是他所谓的“俘获”；也正如胡鞍钢所言，3G涉及上万亿元投资规模，于产业于国家皆关系重大，而正是因为此，他所谓绝对的“市场竞争和倡导技术中立原则”也显得不太现实，也不太必要。

除了是一个技术和市场问题外，3G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民族产业发展、科技战略、国家安全的问题，没理由不考虑到民族利益的“干扰”因素。

如果抛开这种考虑，一味强调所谓的绝对公正、公平，我倒是怀疑胡教授等报告制定者是否受到了“另外一些利益集团的干扰和俘获”，这些幕后利益集团向来都擅长通过各种“中立渠道”向决策者传递各种“干扰”。

在当下热热闹闹的3G舞台上，前台演出的“木偶”是挟持了中国市场并谓之代表了国家利益和民众需要的电信运营商，四个“木偶”中的ChinaMobile和中国联通被中国电信、中国网通挟持出演；而背后兴风作浪的利益团体——外国厂商及其政府则积极鼓动并参与了电信、网通挟持移动和联通的活动，同时也没忘了“热情”地告诉移动和联通：注意，要是你们不上3G会很危险！在此之外，大唐电信只是作为配角而无奈被动地客串参与。

而实际上，这出戏本该是TD-SCDMA和大唐电信导演兼主角的，现在却只能在角落中可怜巴巴地看着，看能否在某个被胁持者遭冷落时给予对方温暖，同时蹭得一点维系自身发展的余温。在这一喧嚣闹剧背后，轻松拿捏着木偶线的国外巨鳄和外国政府却在一边窃喜。

更加糟糕的是，这舞台上的“木偶”，还有背后一大批牵线搭桥的“买办”们已经习惯、甚至喜欢上了享受被胁持和与胁持者同台演出的感觉。况且，新一轮被胁持带来的兴奋和高潮又即将开始。这轮高潮中，国外利益团体享受到的快感则是，先期高额3G研发成本的回收，以及更加庞大市场的继续瓜分。

而另一方面，TD-SCDMA和大唐电信却实在没办法独立出戏，运营商也不习惯和乐意与这些本土拍档玩新鲜的游戏，因为“技术不成熟”、“市场也存在风险”。

而在成熟市场的神话中，拥有成熟技术的国外利益集团为我们编织的可能是一个水位弥深的高科技陷阱。尽管买办者们可以从其中获得短暂的高额回报，代价却是另一轮技术上的受制于人、产业发展上的受制于人，甚至国家安全的受制于人。

诚然，目前情况下，3G拖延同样煎熬着Huawei、ZTE等技术成熟的本土厂商，他们甚至因此挤破脑袋到国外寻食。但国内厂商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力还远远不够，一旦在WCD-MA和CDMA2000战场上与对手全面对阵，被动受制的可能性更大。况且，3G并非牌照发放这么简单，在资费、管理、互联互通等一系列配套建设没有明晰之前，仓促上马总显得有些不够理智。

总之，无论3G市场何时开放，利弊权衡的态度都应该谨慎和稳重，主要着眼点更应该放在产业发展、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