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一场绚丽突围——30岁后去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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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竟然很想念那些死去活来的日子，

我怕没有了流亡般的伤痛，

我就变成了一个平淡的灵魂。

很多人都在问，留学两年，这段经历留给你什么？面对这个问题，我常常觉得难以回答，因为这两年的生活实在是纷繁复杂，各种剧情波澜壮阔。有时候感觉每天的思维赶不上每天的变化，对于自己的收获，似乎来不及做一个深度的思考。到了今天，重新面对这个问题，我会说，这两年好像是改变了我身体里的分子结构，我好像已经是由不同的化学成分组成。这既归结于这两年我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和磨难，也归结于我战胜这些痛苦的过程。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标题的早上，新浪微博著名的北美吐槽君发出了一条微博，“分享一下你出国后遇到最大的困难，以及你是怎样克服的。”

于是，网友的评论接踵而至。

困难的事情多了去了，但没有哪个是无法克服的。博士第一年资格考试，过不了就滚回国；刚到时，租的房子没家具，天天晚上在路边捡二手家具；半夜骑自行车迷路在高速上，卡车离你两米的距离呼啸而过，骑了半个小时才找到出口；第一次当众演讲，自己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开车被抓，罚款400美金，吃了半个月泡面。

买医保没有保险单。银行卡开户，3个月了都没有收到卡。坐错了车，不知道怎样回家。被人孤立的时候无辜地想飙泪。有段时间都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外婆去世，爸爸出车祸，一切的一切都觉得让自己扛不住了。不过时间让自己慢慢地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孤独无聊，很久不说话要面瘫了。

在异国丢了身份证、银行卡、交通卡，电话没有余额，身上现钱不多。在大街上，特别无助，站在地铁站面前想哭，但是忍了下来，告诉自己不能哭，要有勇气。用所有剩下的钱先买了一张车票到最近的巴士站，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从那时起，我终于觉得我长大了。

在一个月内，突然没有地方住（房东的问题），自己的车被撞，租的车撞树，错过重要的招聘季，各种不顺利。

看着这些评论，我内心的认同感油然而生。如果将上述的评论一一展开，分别就每一条评论写成一篇文章，也许书名可以叫作《关于留学的100个真相》。出国留学这件事情，在外人眼里永远都是“看上去很美”，但是，只有真正经历这个过程才知道其中饱含多少艰辛，而熬过来，心里又起了多少层老茧。

无论出国留学的年龄有多大，只要你是第一次独自在海外生活，所有的磨难，都会以崭新的面貌波涛滚滚般袭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真正体会到了从一个成熟的记者沦落成为一个Drama Queen（戏剧女王）的过程，然后，又慢慢学着从种种混乱的大戏中突围出来，摸爬滚打地按照既定轨道前进。最终，我学会了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战胜那个让自己感觉不好的自己。

来自网络

独自在外才知道，各种生活的小怪兽都跑出来了。如果以搬家为主题采访留学生，估计会有无数个跌宕起伏的口述故事。搬家是留学生的痛点，也几乎是贯穿留学生涯里的一首并不动听的主题歌。我也毫无例外，遭遇了一次戏剧性的强行搬家。

第一年暑假回国，我正在北京，忽然之间接到了房东的邮件：“由于您所居住的房子的管理公司已经易主，所有租客的租约在期满后将不再续约。您必须在8月底把所有的东西清理干净，搬出所租住的房屋。”看了邮件我大惊失色，心想要是真的如此，我的暑假就泡汤了，我必须提前赶回纽约。

因为心里难受，我在邮件里和房东争论了两句，抱怨对方在我的假期里通知我搬家。对方摆出一副蛮横的姿态，在邮件里面无表情地说：“如果你不搬走，我们工作人员会把你的物品清理出去。”

我如同遭到当头棒喝，所有关于暑假的计划被打乱。假期过到一半我就临时改签机票飞回纽约，在屁滚尿流当中经历了留学生最讨厌的事情：重新颠簸着找房子，把家里所有的东西打包装箱，自己从106街人肉手动搬家七八次到112街。最后，我和房东往来了40封邮件，才要回了自己当初付的一个月的租房押金。

在纽约的第二个住处居住时，在一个热得几乎喘不过气的夏天，一个美国室友突然决定要搬走了，但我们房间里的调制解调器是挂在她的名下的，她搬家时必须把调制解调器拆走归还给运营商。当天我回到家里，发现只有一个字条通知了室友们这件事情，房间早就已经断网。

糟心的是就在那个酷热无比的下午，不知道为什么当天还停了电，整套公寓变成了一间没有wifi、没有空调、没有电的桑拿房。灼热和痛苦一起涌向了我。我拎着手提电脑坐在无比闷热幽暗的公寓楼梯里，一边打字，一边蹭着邻居的网写完了第二天要交的论文。汗水不住地从背后流下来。而我写的是有关美国艺术的论文，自己在精神上似乎是一个流亡的贵族，身体却像是一个异乡的乞丐。

初来留学，面对身边优秀基因的大聚集，又要经受一轮强大的心理考验。你会惊讶世界竟可以打造出如此优秀美好的年轻人，你一方面和这些优秀基因相遇感恩无比，一方面你开始每天面临一种心理状态——对自己不满意。

我时时感觉难以跨越自己能力的边界，感觉到自己知识体系的短板。然后很自然地，感觉到自己在孤独和失望的情绪里逐渐溺水。再然后，我开始慢慢接受现实，学会慢慢接受了真实的自己，然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自强不息。

有时候同学们在课堂上讨论得不亦乐乎，我却感觉非常疏离。“土耳其裔德国人对二战是否同样有本土德国人的耻辱感？”

“黑人在美国和德国的种族认同有什么不同？”

“二战期间，美国媒体在报道上，对犹太人遭遇大屠杀的事实，有没有故意轻描淡写？”

“在德国纳粹疯狂地屠杀犹太人时，很多犹太人申请来美国避难，负责签证的美国高官掌握着生杀大权，为什么却总是迟发签证？”

所有这些的问题，似乎都让我难以融入课堂的氛围当中，仿佛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有一天，教授讲到了当时联合国成员国193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没有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他在讲台上缓缓地说：“你们知道是哪两个国家吗？是索马里和美国。为什么索马里没有通过儿童权利保护公约呢？因为索马里在过去20年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府，也没有像样的国会。它不通过也就算了，那你们猜猜美国为什么不加入呢?”一个美国同学在台下接着话茬说：“因为美国也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府呗。”

全班一片哄笑。

笑声中这位美国同学站起来，认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规定父母不能打孩子（reasonable spankings），不能选择不让孩子接受性教育，另外公约认为儿童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三个条款是引起美国疑虑最重要的三条。反对者认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美国有关家庭的相关法律相冲突。因此这个公约从未交参议院讨论。”美国政府于1995年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但批准该公约需要美国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美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以被判处不可保释的终身监禁，2005年以前，甚至可以判处死刑，有三分之一的州允许学校体罚学生，同时也不禁止家庭体罚孩子。而且一旦加入公约，美国将不能对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征兵。因此，尽管克林顿和奥巴马均支持该法案，但参议院一直没有予以审议。

台下一片仰慕的眼光。而在这个领域我的知识一片空白。

在美国留学的每一天，似乎都是从对自己感觉不好开始的。然后每一天，从早到晚，心里暗自对自己鼓着劲，把自己不知道的知识慢慢补齐，把低沉幽暗的情绪强压下去，然后苟延残喘地完成了每一天的旅程。这是一个最开始收起所有内心的骄傲，但是最终又为战胜自己感到无比幸福的过程。这是一段无比艰难而又风光无限的旅程，过程比结果精彩。

我的毕业论文是杰瑞布置的，我需要用英文写5个人物的长篇口述历史作品，每个人15到20页左右。我恳求杰瑞：“杰瑞,我可不可以完成采访之后，把采访录音整理出来，然后把口述历史证词最精彩的部分做成拼接呢？很多人做口述历史的采访集都是这么做的。”一向照顾我的杰瑞在毕业要求上一点都不含糊，他马上否定了我的想法：“海涛，我认为这个想法太懒了。我觉得你能比这个做得更好。我希望你用卡夫卡式的方法写，再把你的观察贯穿于整个写作过程当中，你先去看两本卡夫卡的小说吧，看完咱俩再谈。”

卡夫卡的《变形记》（来自网络）

听完杰瑞的谈话，我知道这意味着我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已经变成了文学性的写作，它的难度对于我这样一个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来说，堪比登天。结束了这番谈话，走进学校的电梯，我哭了。长期积压在内心的压力让我崩溃了。眼前的漫漫长路，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走完。

我无法忘记我在昏暗的灯光下闷头阅读卡夫卡的《变形记》那本小薄书的情景,我拿着一支铅笔一边在书上画着圆圈和道道，一边写下自己只言片语式的心得，旁边是一杯浓浓的黑咖啡。

我忘记了我的论文在一年半的时间之内改了多少遍。杰瑞在看我稿子的过程中总是对文化差异表现出各种疑惑。他对我说：“为什么你说这个人出身富贵，却总是吃罐头食品呢？”

我说： “杰瑞，那个时候只有中国的富人才能吃得起罐头啊。”

杰瑞疑惑地耸了耸肩，说：“我们这儿只有穷人才会去吃罐头。”

文学写作对我来说，成为一种苦大仇深的折磨，但是最终，它也慢慢让我体味到了英文中那种可以意会但难以言传的美感。我从一开始的毫无头绪到后来对自己的作品有了一些感觉，最终体会到了语言如同天籁之音般的美妙。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大量地阅读，才能地道地书写。

当最终将100多页的英文论文装订成册时，一种在无边黑暗里潜伏，终于有一天浮出了水面、内心充满光明的感受充斥了身心。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如同阳光一般照耀着我，我知道，我战胜了原来的那个充满畏惧的我。

在纽约，我遇到了许许多多奋斗着的年轻人。比如厦门女孩珍妮（Jenny），她在纽约读本科后来在PBS做实习。她参与制作了一部PBS电视台做的有关美国宪法的纪录片。我当时很惊奇，因为我正在看PBS电视台做的一部有关最高法院的纪录片，像约翰·马歇尔（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美国独立和建国初期的政治家、法学家、律师。曾任国会议员、国务卿，后于1801年至1835年担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对美国司法体制影响深远。）这样的很多美国人耳熟能详的人名，对于中国人则是完全陌生的，而她怎么能够完成这种跨越文化的工作呢？珍妮对我说：“巧了，我自己做的就是字幕的工作，这工作简直是比登天还难。每一天工作，我都要比美国人多花几倍的力气。因为每遇到一个人名，我都要上互联网去查找无边的资料。”

哥大新闻学院的中国同学刘逍然经常要用英语去做一个完全美国化的采访，然后把英文的采访速录出来，再把需要剪辑的部分用黄色的笔标注上，最后开始动手编辑。有一次，她编辑的片子是对哈莱姆摇摆舞（Harlem Shake）的采访，其中采访对象说的一个词叫作“dance battle”，她琢磨了良久也不知道是什么。随后她抓起电脑开始写邮件请教美国同学，最终搞明白是“斗舞”的意思。

哥大新闻学院的包蓓蓓告诉我她曾被新闻学院的老师派到华盛顿高地的拉丁裔社区，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她需要做数十个采访。于是，她从社区的政府负责人到警长，从街边开甜甜圈店的老板到遭遇家暴的妇女全部采访一遍。这是一段艰苦的岁月，她被训练提高新闻嗅觉和在陌生的环境中拓展资源关系。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最终出色完成。

我和包蓓蓓

我和中国同学聊天时发现，很多人到了西方以后开始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也许是因为被抛进了如同黑暗般的孤独里，如同少年派被抛进了无际的大海，这和人生的终极体验相似。人们被推进了这种状态中，对一切充满敬畏。

两年的留学生活，如同一场纵横捭阖的大戏。我在课堂上耳濡目染了美国文科课堂的开放奔腾，在生活里结交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在百老汇大街116号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中尽量汲取能够赋予我的一切能量。我在纽约的文化海洋里畅游，满足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我最终的收获是，我战胜了那个感觉不好的自己，获得在痛苦里前行的无边法力。

现在，在北京，我竟然很想念那些死去活来的日子，我怕没有了那样流亡般的伤痛，我就变成了一个平淡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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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海涛

历任《北京青年报》财经记者，新浪网驻华盛顿记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国区总顾问。2009年，与时任谷歌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博士合作出版《世界因你不同·李开复自传》，迄今销量超过100万册。2013年成为第一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硕士的中国人。2014年创办海涛口述历史·人物传记工作室。2016年，出版《就要一场绚丽突围——30岁后去留学》。先后在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暨南大学讲述非虚构写作和口述历史。2017年10月，与奇虎360董事长合作出版周鸿祎授权自传《颠覆者：周鸿祎自传》。

《就要一场绚丽突围——30岁后去留学》是范海涛心路历程的一场记录，有理想和现实、选择与坚持，自我成长和人生奋斗的交互思考。描述了魔幻般的美国大学文科课堂，再现了跌宕起伏的求学经历，并首次向国内读者披露了口述历史学科的教学方法。

fanhaitao201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