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主与尼克松总统在中南海会谈。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尼克松说：“美中相互并不构成威胁，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毛泽东重病脱险后的第九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工作人员事先特地画了脚样，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抵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在住地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等。当客人进门时，工作人员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毛泽东站起来，向客人们致以问候。毛泽东为自己已不能用十分清晰的语言流利地表达意思向客人表示道歉。周恩来向客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而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却判断：“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尼克松有所不知的是，毛泽东的病情实际比他的判断还要严重得多，书房的屏风后放置的就是应急抢救的医疗设备，医护人员正在隔壁的房间内待命。

原定这次会见只是礼节性的15分钟，实际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延长到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在会谈中毛泽东是那样的机敏，但会谈一结束，疲惫的他却不得不在沙发上静坐了30分钟，随后即卧床休息。也许有心人会注意到有关这次会见的报道中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一类的用词。

在这以后，毛泽东讲话越来越困难，到最后一年时间里，只有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才能听懂(有时是根据口形猜测)。他在与人谈话时需要工作人员逐句“翻译”。

1973年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帷幕拉开之前，他是由工作人员搀扶到主席台的座位上。会议结束时，他是等全体代表退席后才让工作人员扶走的。所以，在“十大”的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的镜头，也没有他退场的镜头。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身体的骤然衰老同样也躲不过摄影记者杜修贤的镜头。

1972年初，毛泽东第二次病倒后，情形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会见尼克松时，他们这些常常看见主席的人都禁不住吃了一惊，毛泽东犹如化妆般地迅速苍老，矫健地步伐被沉沓的蹒跚取而代之了。

这是多么令人心悸也令人忧虑的现实啊！虽然那高高耸立的红墙可以阻隔人们的视线，可没有什么能阻隔再现真实的镜头。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化为沉重的阴影笼罩在杜修贤的心海上空。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是不会忘记伟大领袖那神采奕奕、迈着矫健步伐登上城楼的日子，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激动人心的形象被人民完好地收藏在心里，而当时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更是留下了许多精彩的镜头。随着岁月无情的流失，形象感觉的偏差越来越大。当杜修贤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时，他却时常为获得一张对得起亿万人民的照片而绞尽脑汁。

为了弥补这种偏差，杜修贤和他伙伴们几乎施展浑身的解数——形象不够角度补；脸色不好光线补；还利用侧照、仰照、远照等技巧避开病态的表情，寻找把握“传神”的霎间……

手里的相机沉重了，他们的心更加沉重。

他们的沉重和胆怯还不仅仅是来自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不愿意将自己苍老的形象过多地曝光，这个心思他们能理解。

他们的沉重和胆怯更多的是来自“四人帮”的指责。

每次开启快门后，留在胶卷上的形象让人焦灼、失望又是那样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拍摄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片子都要经过中央领导人审看。一般是总理先看，看后就送到钓鱼台给住在那儿的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审看。

几乎每一次审片都要遇到相同的话题：毛主席的形象没有拍摄好！

江青有一次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杜修贤，问：“老杜，我最近才去主席那里，他的身体很好嘛。你们怎么拍成这个样子？”那话里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将主席拍成这个样子？其实，要论去主席那，江青决没有他们记者去得多，他们虽然不知道主席的身体病情，但主席的形象他们手里是有数的。江青这样一问，在他们本来就沉重的心上又增加了一种恐慌。

姚文元分管新闻，片子都要经他审看的，有时他并不多说什么，只是听到别人说这说那时也插上几句，往往一句就噎得你够呛：“你们照不好毛主席，全国人民会骂死的。”

张春桥说话阴：“越拍越没经验了，奇怪。”

王洪文好像心思不在审片这样的小事情上，他们倒是很少听到他的责难之词。

神化的力量是难以置信的。有时照片刚刚见报，电话铃声便会震耳欲聋，心理防线过于森严的读者，会毫不客气地将责难之词劈头盖脸砸过来：“为什么将毛主席拍得苍白无力？”“你们是资产阶级新闻还是无产阶级新闻？”……

杜修贤至今还记得有一封人民来信上这么写到：“我们对人民日报上刊登的5幅照片深感不满。我们以为，这样的照片，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诬蔑，是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不能容忍的。”

长期置身在这样沉重、紧张和压抑的环境中，杜修贤觉得自己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一阵时间，竟害怕电话铃响，那悠长悠长的铃声，每响一下，心就蹦跳一次，似乎预告某种最惧怕的事情来临。

他们满腹委屈，却要镇静自然地将责难之词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总理阅示，及时向他汇报外界对中央外事协作组的反映。

对待这个问题，总理有时不像他们那样紧张，他看看手里的“状纸”再看一脸苦涩的杜修贤，居然会像打开折扇似的舒展眉头，笑出了声。

可杜修贤心里沉甸甸的，实在笑不出来。

“老杜，群众反映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有问必答。更不要背包袱，你看这句话……”总理取下老花镜在纸上的某一段话下面划过，“这几句话显然是不符合客观情况嘛。是红卫兵的语言。这些你就不要去管它了。这不能都怪你们！”

杜修贤不知怎的鼻子酸酸的。在欲诉无语、欲哭无泪最需要鼓气和理解时，有总理这么一句话，这委屈这苦涩这沉重……也认了！

他离开西花厅时，尽管挎相机的肩头又沉又酸，但心里轻松了许多。

本文节选自《红镜头中的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