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想的政策，不能走极端

要在不同的目标之间实现平衡

2020年3月13日，来自马萨诸萨州的黎女士携丈夫和儿子，乘国航988航班，在北京落地。3月16日她被确诊为新冠肺炎。17日，其丈夫洪某某也被确诊。

黎某户籍在重庆，常年居住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麻省），据她自述，2月26日至27日在美国参加公司会议时，接触了后来被确诊的同事，3月1日出现发热等不适，在3月3日、5日、10和11日去医院就诊，其中3次申请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被拒，所以才飞回到中国治病。

目前，北京警方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已对黎某立案侦查。

总部在马萨诸塞州的渤健公司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时，确认了黎女士的是该公司雇员，并称“回国是她的个人决定”，公司对她的行为“深表遗憾”。

“领导力会议”造成聚集性感染

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生物技术公司，渤健此前被媒体津津乐道的，一直是它在阿尔兹海默症药物方面的研究，和它在神经科学领域上的权威地位。这家由几位诺奖得主在1978年成立的公司，目前已发展成年收入近百亿美元、在全球共有7550名员工的大型跨国企业。

在2月26日～27日举行的公司“领导力会议”上，当来自全球各地的175名员工聚集在一起，亲密地握手并近距离交谈时，麻省最大规模的一起聚集性感染事件在此发生。

当天，黎女士即是上述聚会的参会者之一。《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黎女士在中国科技大学统计学专业毕业后出国留学，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统计学博士。从2009年开始，先后在默克（Merck）公司负责生物统计、美国礼来公司担任研究员，后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担任四年助教。2015年进入美国生物制药巨头渤健（Biogen），从高级生物统计师做到首席。2018年曾短暂离开过渤健，在专致于开发罕见病靶向疗法的生物制药公司萨雷普塔担任总监。9个月后，回到渤健担任副总监。

该公司的员工后来了解到，与会的一名高管来自意大利。截至3月17日，麻省公共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在已经确诊的218个病例中，有102个与渤健会议有关，占了近一半。

事发后，举行会议的波士顿万豪长码头酒店（Marriott Long Wharf），被当地华人调侃为麻省的“华南海鲜市场”。

由于前期缺乏警惕，很多与会高管在会议后，将病毒带到了本地或更多地方。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字表明，这次会议在何种程度上加速了全美的疫情扩散，但各州的一些案例显示，很多起确诊病例与参会的渤健员工直接相关。

一名来自田纳西州的经理和两名印第安那州的员工在回家后被确诊。在北卡罗来纳州，至少有五起确诊病例可以追溯到这次会议。

3月2日～4日，包括渤健总裁冯纳玺（Michel Vounatsos）在内的数名高管，再次在波士顿参加了由纽约著名投资咨询企业高文公司（Cowen & Co）主办的“第40届医疗保健会议”，与会的几名高管随后被确诊。与此同时，一些高管还参加了在佛罗里达州举办的一个医药行业的圆桌会议，就在这次会上，其中一位高管开始出现一些流感症状。

据公司员工对外媒透露，早在2月29日，一名渤健主管就向公司报告了自己的流感症状。从3月3日开始，更多的员工开始出现症状，但公司高管还是照常参加了前述几个大型会议。直到3月5日，公司才首次向全体员工正式通报了会议和新冠病毒之间的关系，当时，已经有三名与会者被确诊。

信息传达上的不畅是这次大规模聚集性传染得以不断发酵的原因之一。据内部人士透露，很多员工对公司在事后采取的消极措施感到沮丧。在3月5日收到通报后，很多人直接起身，离开了工位，前往医院。

一位在麻省总医院（MGH）急诊科工作的医生指出，在3月4日，已经有一些渤健员工来到医院要求核酸检测，但医院此前完全不知道这次聚集性传染事件，也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MGH也是哈佛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在其官网的介绍中写明：本院在美国东海岸排名第一，并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医院排名中一直名列全美第二。

美国“检测难”背后

黎女士自称，在3月3日、5日、10和11日去美国医院就诊，其中3次申请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被拒。但在美国的华人论坛上，一些自称知情的爆料人士指责她撒谎，称她是在美国确诊后回国。

目前，黎女士在美期间这段经历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警方公布调查结果，但从已有的报道和渤健官方信息中可以推断，至少在3月6日之后，大部分与会员工都有接受核酸检测的资格。

据公司内部人士透露，3月1日，最早产生症状的一名渤健高管去麻省总医院就诊，申请核酸检测被拒，因其不符合检测标准。

美国的核酸检测标准一直被指责“门槛过高”。美国疾控中心（CDC）规定，只有拥有严重呼吸疾病、与疑似或确诊患者有过密切接触，或在过去14天内去过“三级警告”国家的人，才有资格获得核酸检测。CDC提供的“三级警告”国家列表，会根据全球的疫情情况动态更新。目前主要有中国、伊朗、韩国、英国和欧洲29国，包括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对“密切接触”也有严格界定，指距离疑似或确诊患者不超过2米，并且有一段持续的接触。

但随着病毒在美国的不断扩散，没有旅行史、无法溯源的患者开始增多。尤其在具体病例的传播轨迹无法追踪且不公布的情况下，“密切接触”的标准很难达到。

事实上，整个1月和2月，尤其在华盛顿州出现聚集性传染以后，很多华盛顿州和纽约州的官员、医生和病人，都抱怨无法获得CDC的检测资格。

位于波士顿的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的临床研究主任、哈佛医学院教授林德赛·巴登（Lindsey Baden）认为，几周前，CDC的标准或许有道理，但依照病毒目前的传播曲线，现在已经不再使用。

2月28日之后，CDC将检测权限下放至州一级。麻省公共卫生部（DPH）获得检测权，并首度制定了自己的检测标准，基本和CDC一致，但在对“密切接触”的界定上，要求必须是和确诊患者的接触。

因此，根据麻省的标准，渤健的与会员工既没有旅行史，又无法证明自己是“密切接触者”，很多人只有轻症，不符合检测标准。

3月3日，渤健的首席医疗官向麻省公共卫生部上报，在2月底的会议后，公司内部约50名员工相继出现了发热、咳嗽等流感症状，但他被告知，这些人都不符合核酸检测标准。

转机出现在第二天，渤健在3月4日再次上报麻省公卫部，明确称至少两名来自欧洲、参加过会议的员工已经被确诊。依据麻省公卫的检测标准，部分与会员工是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可以获得检测资格。

同日，据麻省总医院急诊科医生保罗·比丁格（Paul Biddinger）回忆，很多渤健员工来到急诊科就诊，一些人没有症状，急诊科把每个人的医学评估结果都上报给麻省公卫部，和公卫部沟通了具体每个人是否符合核酸检测标准。“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检测了，一些人没有，”他说。

保罗还指出，没有被检测的人非常沮丧，一些情况是值得讨论的。

当日，依据公司内部的通告，已经有三名波士顿本地的公司员工被确诊。截至3月4日，波士顿一共有8例确诊，除一例早被CDC确诊的学生以外，另外七人中，只有四人在波士顿市区，其中三人来自渤健。市长马蒂·沃尔什（Marty Walsh）说：“局势恶化的非常迅速。”

3月6日，在麻省公卫部的要求下，除麻省总医院外，布列根和妇女医院也在院外的救护车里建立起了临时检测站，以满足不断增加的渤健员工检测需求。这天，又有五名渤健员工确诊。

3月10日，麻省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当天的数据显示，在全州共92起确诊病例中，70起与渤健会议有关。仅仅在一周内，至少有67名员工获得检测。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员工确诊，也会有更多员工满足“密切接触”的标准，获得检测资格。除了两家医院，麻省也授权两家企业实验室进行检测，以扩大检测能力。

3月12日，在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疫情已经演变成“全球大流行”的次日，黎女士一家回国。

在美国难以实现“隔离”

在渤健爆发大规模聚集性传染后，公司早在3月5日就要求所有与会员工在家隔离。3月6日，公司再次发布声明，进一步强调所有员工不要接触人群和外界，没有症状的也要在家隔离，等待公卫部门上门联系。

但黎女士却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回国，没有遵循居家隔离的要求。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的居家隔离全凭自觉，没有强制性，也缺乏中国式的强监管。这和中美两国制度差异有关。在美国，没有中国式的社区和街道，如果是监管，只能靠警力，但显然，大范围的隔离监管，无论人力、物力还是财力，都不现实。“渤健没有看护好黎女士，虽说于责有碍，但没有法律问题，”他说。

3月以来，美国确诊病例激增。过去三周，美国已知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已超过5600例，其中101例死亡。在此局势下，各州也开始采取一些更加激进或严厉的措施，防止病毒扩散。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卫生教授梅根·默里（Megan Murray）看来，当没有更好的手段阻止这种病毒的传播时，隔离是最后一种手段。

美国东北大学卫生政策法学中心教授温迪·佩默特（Wendy Parmet）说：“除非必要，我们不想限制人们的自由，”

理论上，联邦政府可以依据《公共卫生服务法》（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授权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采取强制性的隔离措施,前提是为了防止传染性疾病进入美国，或在各州之间传播。例如，CDC此前从中国或伊朗飞回来的美国人必须在11个定点机场落地入关，进行专门的入境审查，就是一例。

再比如，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钻石公主号”上的八名乘客被集中到专门的国家隔离中心隔离。该中心于去年建成，拥有20个床位，是美国唯一一所专为高风险传染人群设置的隔离中心。在门口，有武装的警卫看守。

事实上，这个案例极其罕见。在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方面，联邦政府极少下达过类似的行政命令。在实践中，各州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制定。例如，加州旧金山的六个郡联合宣布，从3月16日晚间开始，当地居民必须全部居家隔离，一直到4月7日。但不同的是，居民被允许去超市购物和看医生，访客也可以进入该地区 。居民还可以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比如慢走或爬山，只要他们保证彼此之间距离2米远。

湾区的上述措施又被称为“在家中避难”，引发了媒体和专家的广泛讨论，很多专家认为，“这是目前最惊人的一个政府防控举措”。

更多地方政府，只是针对特殊群体，进行小范围的集中隔离。例如，在华盛顿州的金郡（King County），专门开辟了一个小型的汽车旅馆用于集中隔离一些特殊情况的疑似患者。但3月13日早上，一名在旅馆隔离、正在等待核酸检测的流浪汉从中逃出，在街角的便利店偷取一些物资后，坐上一辆公交车离开。金郡的肯特市(Kent)市长德纳·拉尔夫（Dana Ralph）在脸书上随后沮丧地说：“此前我对隔离点的担忧应验了。这次事件是一次信任危机，之后，我们可能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进行隔离。”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公共卫生法律教授劳伦斯·戈斯廷（Lawrence Gostin）指出，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法律，都缺乏足够的权力去采取如此大范围的隔离措施。意大利也是由于有一个比较集中的中央政府，可以实现“封国”。而且，对被隔离的人群，美国也缺乏一个足够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去实现如此大范围的物资调配，比如医疗用品、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黄严忠指出，一个理想的政策，不能走极端，要在不同的目标之间实现平衡。在针对新冠病毒的防疫政策上，如果说天平的一端是“尽可能防止病毒扩散，不计一切代价”，另一端是“最小化防疫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各国的政策都是在两端之间，寻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点位。并且，这个点位是随着疫情的发展，动态变化的。

他表示，特朗普政府此前的思路更偏向于“最小化损失”，其中除了科学依据，也有政治化的考量。今年是大选年，特朗普肯定不希望疫情对社会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随着近几周来美国确诊病例的激增，在各种批评和压力下，他的政策也开始向天平的另一端调整，比如进行更积极的检测，建议人们尽可能减少社交活动。

3月16日，特朗普在白宫宣布新版“抗疫指南”，首次建议取消大规模聚集性活动。他提出，要避免超过10人的集会，建议所有美国年轻人尽可能在家里上学，避免随意旅行，避免在酒吧、饭店和美食广场等公共场所进餐。若家中有人确诊，全家人都应留在家中。

“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对社会隔离越来越重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出处：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