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以来,恩波莉亚·孟(Emporia Meng,音译)的父母一直在劝她回中国厦门。孟是纽约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广告专业的大三学生,通过一个名为Newhouse NYC的项目,她获得了本学期在纽约市实习的机会。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父母担心,孟一旦生病,在雪城医疗资源陷入匮乏的情况下,孟的安全会得不到保障。
4月12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平日喧嚣的纽约曼哈顿唐人街车辆稀少,仍有年轻人在街头运动。(图片来源:中新社)
据独立学生报《每日橙报》(The Daily Orange)报道,孟并不想离开自己的班级,不想放弃这份数字化营销专业的实习。而到了3月中旬,全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3000例的时候,孟意识到她得回国了。
新型冠状病毒已导致全球超过200万人被感染,13万人死亡。对于孟和同在雪城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来说,回国意味着他们要在飞行途中反复接受检查,还要接受在酒店进行强制隔离。
李楠(Nan Li)来自中国天津,她在雪城读大一,读的是电影与银幕研究专业。3月16日,李楠离开雪城,坐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李楠在邮件中说,她在美国遇到的乘客中,几乎没有人像她防护地那么严密。
李楠努力尽量减少自己被传染的风险。每次转机她都会给行李喷洒消毒液,除了携带15个口罩外,她还给自己带了乳胶手套还有手消毒液。为避免交叉感染,李楠决定不吃机场提供的食物,因此她给自己准备了能量棒。
“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对抗新冠病毒的)真实的‘战役’。”李楠写道。
李楠说,抵达北京时,美中两国在安全防护上的差距立即为她扫除了恐惧,让她立即有了回家的感觉。落地后立即有人为她测量了体温,中国的所有海关人员都身着防护服、佩戴了护目镜。
3月18日,恩波莉亚·孟离开了她所在曼哈顿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的公寓,她给自己准备了手消毒液、手套还有口罩。飞到到洛杉矶后,孟在飞往亚洲的航站楼处候机,当时她觉得自己的装备太简单了:航站楼里的乘客和地勤人员都戴着手套和口罩,一些人甚至身穿防护服。地勤人员会在检查行李时测量旅客的体温,一旦发现发烧的人就会拒绝让其入内。
孟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走进航站楼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轻松多了。”孟说。
孟在机场接受了两次体温检测,一次是在扫描机票之后,一次是在登机后。她在午夜时分到达了中国青岛,据孟估计,与她乘坐同一架飞机的大部分乘客都是和她一样的中国学生。在飞往青岛的14小时的旅途中,孟所乘飞机上的机组人员采取了额外的防护措施,这令乘客们倍感欣慰。他们被要求佩戴所发放的免费口罩,每过4至5小时,就会有人来为他们测量体温。需要使用卫生间的乘客还会被发放一次性手套,食物也是用消过毒的袋子盛放的。
孟乘坐的飞机着陆之后,有几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到机舱中为乘客测量了体温,机上的每名乘客都要填写电子和纸质表格,写明他们的身份信息、旅行目的和过去两周的行踪。
孟表示,在接受了健康检查问询后,孟和其他乘客就被带到入境处,在那里等待了两到三个小时。当时她从一位工作人员那里获知,一些旅客在飞行途中出现了发烧和其他新冠肺炎症状,其中一人已被送到了医院。孟所乘坐的那架航班被定为“高危”航班。
孟和其他乘客之后被送到青岛的多家酒店,开始进行为期两周的隔离。孟没有在厦门接受隔离,在经历了一天半的旅程之后,孟入住了一家被改造成隔离场所的酒店。
“我进到房间的那一刹那,我就大哭了一场。”她说。
在酒店中的安全防护措施依然十分严格,孟所住的房门外有一张表格,上面记录着她的体温和排便情况,她一天要接受3次体温检测。工作人员给她发了几瓶马桶消毒剂,每天为她提供3顿热饭。空调和暖气都被关闭了,因此她每天会开窗30分钟。
孟的隔离经历最初很难熬,她花了4天的时间才舒服地适应了隔离生活。
“那时我感觉自己是被隔绝在一个地方,真的很没意思。”她说,“最初我以为自己会疯的,但之后我慢慢就习惯了。”因为乘坐的是高危航班,因此孟还接受了,3次新冠病毒核算检测,每次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特蕾莎·张(Teresa Zhang,音译)是国际关系专业的大二学生,她离开伦敦后于3月20日到达中国成都。她的母亲叮嘱她要穿戴防护装备,并避免在飞机上用餐、喝水或使用卫生间。
“我想说那可真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旅程。”她在邮件中写道。
被隔离了两天之后,因为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特蕾莎·张被送到另一家旅馆。和孟一样,工作人员每天会给她提供三餐,但不允许她点外卖。她每天会被量两次体温,为了打发时间,她会看看视频,然后进行一些简单的锻炼。“大家都清楚自己是在干什么,政府将所有人送到宾馆、对每一个人进行检测的做法非常棒。”张说。
孟于4月3日回到了厦门的家中。“那感觉可真棒。”孟说,“能和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的,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开心。”
编译:《美国侨报网》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