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以来，恩波莉亚·孟（Emporia Meng，音译）的父母一直在劝她回中国厦门。孟是纽约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广告专业的大三学生，通过一个名为Newhouse NYC的项目，她获得了本学期在纽约市实习的机会。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父母担心，孟一旦生病，在雪城医疗资源陷入匮乏的情况下，孟的安全会得不到保障。

4月12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平日喧嚣的纽约曼哈顿唐人街车辆稀少，仍有年轻人在街头运动。（图片来源：中新社）

据独立学生报《每日橙报》（The Daily Orange）报道，孟并不想离开自己的班级，不想放弃这份数字化营销专业的实习。而到了3月中旬，全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3000例的时候，孟意识到她得回国了。

新型冠状病毒已导致全球超过200万人被感染，13万人死亡。对于孟和同在雪城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来说，回国意味着他们要在飞行途中反复接受检查，还要接受在酒店进行强制隔离。

李楠（Nan Li）来自中国天津，她在雪城读大一，读的是电影与银幕研究专业。3月16日，李楠离开雪城，坐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李楠在邮件中说，她在美国遇到的乘客中，几乎没有人像她防护地那么严密。

李楠努力尽量减少自己被传染的风险。每次转机她都会给行李喷洒消毒液，除了携带15个口罩外，她还给自己带了乳胶手套还有手消毒液。为避免交叉感染，李楠决定不吃机场提供的食物，因此她给自己准备了能量棒。

“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对抗新冠病毒的）真实的‘战役’。”李楠写道。

李楠说，抵达北京时，美中两国在安全防护上的差距立即为她扫除了恐惧，让她立即有了回家的感觉。落地后立即有人为她测量了体温，中国的所有海关人员都身着防护服、佩戴了护目镜。

3月18日，恩波莉亚·孟离开了她所在曼哈顿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的公寓，她给自己准备了手消毒液、手套还有口罩。飞到到洛杉矶后，孟在飞往亚洲的航站楼处候机，当时她觉得自己的装备太简单了：航站楼里的乘客和地勤人员都戴着手套和口罩，一些人甚至身穿防护服。地勤人员会在检查行李时测量旅客的体温，一旦发现发烧的人就会拒绝让其入内。

孟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走进航站楼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轻松多了。”孟说。

孟在机场接受了两次体温检测，一次是在扫描机票之后，一次是在登机后。她在午夜时分到达了中国青岛，据孟估计，与她乘坐同一架飞机的大部分乘客都是和她一样的中国学生。在飞往青岛的14小时的旅途中，孟所乘飞机上的机组人员采取了额外的防护措施，这令乘客们倍感欣慰。他们被要求佩戴所发放的免费口罩，每过4至5小时，就会有人来为他们测量体温。需要使用卫生间的乘客还会被发放一次性手套，食物也是用消过毒的袋子盛放的。

孟乘坐的飞机着陆之后，有几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到机舱中为乘客测量了体温，机上的每名乘客都要填写电子和纸质表格，写明他们的身份信息、旅行目的和过去两周的行踪。

孟表示，在接受了健康检查问询后，孟和其他乘客就被带到入境处，在那里等待了两到三个小时。当时她从一位工作人员那里获知，一些旅客在飞行途中出现了发烧和其他新冠肺炎症状，其中一人已被送到了医院。孟所乘坐的那架航班被定为“高危”航班。

孟和其他乘客之后被送到青岛的多家酒店，开始进行为期两周的隔离。孟没有在厦门接受隔离，在经历了一天半的旅程之后，孟入住了一家被改造成隔离场所的酒店。

“我进到房间的那一刹那，我就大哭了一场。”她说。

在酒店中的安全防护措施依然十分严格，孟所住的房门外有一张表格，上面记录着她的体温和排便情况，她一天要接受3次体温检测。工作人员给她发了几瓶马桶消毒剂，每天为她提供3顿热饭。空调和暖气都被关闭了，因此她每天会开窗30分钟。

孟的隔离经历最初很难熬，她花了4天的时间才舒服地适应了隔离生活。

“那时我感觉自己是被隔绝在一个地方，真的很没意思。”她说，“最初我以为自己会疯的，但之后我慢慢就习惯了。”因为乘坐的是高危航班，因此孟还接受了,3次新冠病毒核算检测，每次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特蕾莎·张（Teresa Zhang，音译）是国际关系专业的大二学生，她离开伦敦后于3月20日到达中国成都。她的母亲叮嘱她要穿戴防护装备，并避免在飞机上用餐、喝水或使用卫生间。

“我想说那可真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旅程。”她在邮件中写道。

被隔离了两天之后，因为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特蕾莎·张被送到另一家旅馆。和孟一样，工作人员每天会给她提供三餐，但不允许她点外卖。她每天会被量两次体温，为了打发时间，她会看看视频，然后进行一些简单的锻炼。“大家都清楚自己是在干什么，政府将所有人送到宾馆、对每一个人进行检测的做法非常棒。”张说。

孟于4月3日回到了厦门的家中。“那感觉可真棒。”孟说，“能和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的，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开心。”

编译：《美国侨报网》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