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我生活了七年，今年夏天，我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18岁到25岁这段岁月，可以被视作一名女子最为重要的青葱岁月，而我的故事，要从17岁那年开始。说到底，我并没有真正融入成都，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所有发生的与成都有关的文字，都充斥着的颓废和肉欲，里面是随意愿意和你上床的美女和一些挣扎肉欲、丑陋和良知中的男人。包括那时候特别火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成都粉子》和《成都，爱情只有八个月》

而我要记录的，我的生活，真实的生活经历。我肯定是被那些擅长于文字的人们不屑和鄙夷，但是我依然想在我将要离开的时候，把他们记录下来，让我在多年以后的时候，我在成都这么7年大学校园里的生活，也许我本来应该被文学和记录所遗忘，一个25岁的女子，在上述那样的文字里面，本该有无数的故事可以编造。可以被叫做女人或者贱人。可能是因为我生活在女生数量不多质量又不好的工科学校里面，又或者因为我总是拿奖学金，又或者在成都这样的7年里，除了吃了成都的冒菜，火锅和麻辣烫串串香，我的生活，其实和成都这个城市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关联。在记录以前，我不能不提我来成都之前的这一年，因为这一年的一切，我才来了成都。

有听过我讲过些许有关我生活的后来熟起来的人，会说，恩，你是个传奇的人。我微笑，不承认也不否认，如果我的生活也叫传奇，那么只是因为我比一般的人要更穷一些，我家庭遇到的苦难，要比别人更多一些；我遇到的好人和坏人，也可以讲出来一些。

（一）

1997年，我17岁，我正读高二。许多人想起这一年，多少人会想起Hong Kong回归。而我，八年以后的我提起1997年依然会觉得有针扎过去的痛觉。我觉得我对生命更透彻的理解，又或者了解了比贫穷更折磨人的东西，比如权力，势力，要从17岁那年开始，因为17岁那年的五月，是我的生命里梦魇一般的日子。因为它，我说我是个苦大仇深的人。也因为这样的一年，我注定是个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人。

我会不可控制的想起5月19日的那个上自习的晚上，一个家乡人用学校广播叫着正在外面溜达的我，我跌跌撞撞的上了摩托车，我问那个摩托车司机我爸怎么了，他说你爸重病复发了，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因为我刚刚周六从家里回学校，我曾对躺着床上的爸爸说，我去学校了啊。我对爸爸的病情比医生还清楚，爸爸刚刚从医院住院回去，不可能突然复发的。于是我开始哭泣，我宁肯我父亲是重病复发，但是我知道不是，我就是知道不是。因为我已经习惯父亲的重病复发，父亲每年上医院两次，在医院的时候，都是我请假照顾的。我哭泣着拍打着他的背，摩托车在那乡间小道上奔驰，但是他忍着，一声都没有吭。因而摩托车，载着我，载下一个残酷的悲剧的现实。载向一个我永远无法知道悲剧事实的命运。

父亲当然逝去于那一天，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时辰，到底是没有人知道，还是没有人会愿意告诉我。现在别人问我，你父亲呢。我说，离开了。我会再加一句，他病逝，表情平静，心却痛楚。如果我这样，说明我还没有从那个伤痛里恢复。我在私心里更希望父亲是病逝的。因为那样我能守在病床前，握着他的手，听他对我说最后一句话，看他闭上痛苦而平静的眼睛。但是父亲不是。我只记得父亲去世的地方有现场，有被保护的现场，他不在家里，更不在他常常因病痛呻吟的床上。他的脖子上系在一根绳子上，挂在屋顶上。我记得当那些警察在破坏现场的时候，从那个绳子上解下我那干瘦如柴的父亲，要摆到一个冰冷的木板上去解剖。我被很多男人死命的拉住，后来他们不需要再拉住我，因为我的腿马上软下去了，当然我也觉得我的眼前出现了千万多雪花和金星，我当即晕过去了。

我记得我倒下去前，有一声特别尖利的喊叫，那声尖叫惊恐了所有的人，有一个男人抱着我，把我的头埋在他的胸，我知道他想安慰我。想把我的尖叫埋在了他的胸腔。但是我在挣扎，因为我在喊叫着天和地，那声尖叫包含了我所有的悲愤和怨恨，我的仇恨和悲伤，因而尖叫声毫无阻碍的穿透了他的包围，但是我感到天和地都向我昏暗的压过来，压过来，我绝望的想，没有用，都没有用，做什么都没有用。然后我就觉得我消失了，消失在那压迫过来的黑暗中。

因为这一次的尖叫和哭泣，我发现眼泪和喊叫都是没有用的东西，它们只会让你更加绝望。因而我决定了再也不要为别的事情哭泣和尖叫。

家里后来又有几年关于父亲的官司，但是我因为在那以后的几年里，一提起父亲就会头痛欲裂。家里人因此不敢再跟我提起。父亲为何突然逝去，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我现在依然说不清楚，因为关于那段生活，回忆依然能让我头痛欲裂，一片糊涂。有关父亲的最根本死因，我只知道最开始的起因源于一头猪。贫穷农村里的情节，复杂到如此复杂，简单到那么简单。仇家牵走了我家的猪，亲一个病人在家，蹒跚着去要把猪牵回来。因为那头猪，是我的学费钱。当然是仇家牵回到我自己的猪栏里的。猪后来回来了，当然被送回来了。但是父亲，却在仇家的房子里，再也没有回来。到底父亲是怎样离开这个世界的，他和仇家进行了多少冲突，他进行了多少的哀求和挣扎，他到底是被逼的还是因为起了激烈的冲突，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仇家在我那个村子里是个相对有钱人，势力庞大，所有的人都站在害人者那一边，我和哥哥，母亲，贫穷，孤立无依。任人摆布，父亲，因为穷，有病。他的逝去，竟连一把同情泪都没有讨到。除了我和母亲的呼天抢地。

我也曾经有一年的时间里，在我读高三的那一年里，有过希望借助舆论，讨一个清楚明白。所以我给很多的报社和电视台，打过电话写过信件，最后杳无音信。后来上了大学，我发现，考上大学并不能让我成为一个有势力的人，我以后的工作只会跟建桥修路有关系，所以这一年里，我想象我要对害死我父亲的那个仇家，如何进行复仇行动。我把父亲那个冲突事情里的所有相关人等，列出名单，在想象里进行一个又一个的屠杀。刚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因为我出奇的贫穷和逝去，我刚刚被成都的这所大学录取，有个县里的新闻记者采访我，有一次有机会面见我们那个小县的县长，我避而不谈我是怎样经历怎样的贫穷和勤奋考上大学，我一提起父亲，忍住头痛，突然泪如雨下，对父亲的冤情进行哭诉。其实当时我本来可以不哭，我真正的泪水其实停止于父亲的那次逝去。可是当时我觉得我哭的话也许可以感动他们，在场的县长的女儿跟着我一起流泪，可是有关父亲的事情，还是不了了之。县长请了新闻记者，只是想宣布要给我资助1000块，要记者帮忙广而传播而已，关于我父亲的冤情，他其实根本就不关心。其实谁又去关心一个人的生命到底是以何种方式逝去，如果你没有给他确切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