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无论是支持还是厌恶川普的人，应该都会承认，美国正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

10月初，除了川普和白宫工作人员大量感染新冠病毒的新闻外，还出现了一个刚突破的大案，就是在10月8日左右，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经过长期卧底、收集证据，挫败了一起绑架密歇根州女州长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的预谋。在宣布被逮捕的13名和白人至上主义有关的民兵组织嫌疑人中，有6人遭到联邦一级刑事指控，而另外7人也被州一级起诉。

事实上，早在5月14日，惠特默宣布密歇根州疫情期间居家令期间，密歇根一些自发民兵组织和个人就集结在州政府大楼外示威游行，抗议州长的禁令，要求复工和开启理发店、酒吧、健身房等公共、娱乐场所。

根据西密歇根当地电视台和网络WOODTV8的现场报道，很多示威者身配重型枪械，一些人高举川普标牌或者在南北战争时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南方联盟旗（The Confederate Flag），一些人打着“州长就是纳粹”或者“自由”的牌子，还有人扛着硕大的画像，画像上将这位女州长丑化成希特勒的样子……抗议人员一度进入到州政府大楼中，与守卫对峙，并且有议员感受到了被威胁的危险。而在当天，密歇根州新冠感染人数已经达到近5万人，死亡率超过9%。

而这场抗议示威之前，川普总统在Twitter上号召民众“解放密歇根！（Liberate Michigan）”，并轻蔑地用“密西根的那个女人”（that woman in Michigan）指向州长惠特默。

10月6日，在宾州葛底斯堡林肯发表过演讲的地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发表“为国家的灵魂而战”的演讲，指出美国已经因为各样疫情、经济、种族等各种社会问题，到了一个黑暗的时刻。他呼吁说，“我们再次投入到为国家的灵魂而战的战斗中。黑暗的力量，分裂的力量，昨天的力量正在把我们分开，压制我们，拦阻我们。我们必须摆脱它们，解放出来。作为总统，我将拥抱希望，而不是恐惧；和平，而不是暴力；慷慨，而不是贪婪。光明，而不是黑暗。我将成为一个这样的总统，去唤起我们最好的，而不是最坏的那一部分。”

自新冠疫情以来，与美国大选的新闻几乎天天有重大爆料，但未能及时跟进英文世界报道，或相信川普抹黑主流媒体之说的人，都不禁纳闷：美国到底怎么了？事情何以至此？还有，这次大选真的如很多人期待的那样，能改变美国当下的状况吗？

“特洛伊的种子”：选举人团制度及其恶果

在普及读物牛津通识系列的《美国政党与选举》（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ions）中，政治学者L.桑迪•梅塞尔（L. Sandy Maisel）在谈到2000年布什和戈尔之间的总统选举时曾指出，“美国的选举体系存在严重缺陷。选举结果等了几个星期才最终确定，而且清楚表明，获胜者要靠司法机构对于问题选票的裁决才击败对手。这样的选举体系对一个以民主‘灯塔’自居、被其他民主国家视为典范的国家来说，堪称羞耻。”

梅塞尔还指出，连很多美国人也会吃惊于为什么只因选举人团的制度（Electoral College），戈尔得票数多，却输给了布什。这一场景在2016年又一次发生在川普和希拉里之间，川普也是在普选票数少于希拉里近300万的情况下当选，原因也在于选举人团制度。

简单解释来说，选举人团制度就是在各个州分配该州众议员和参议员（每州两位）人数总和的选举人票，那么赢得普选票数的总统候选人将会赢者通吃（有两州规则例外），获得该州的整个选举人票。因为每个州的参议员人数是固定的两位，而众议员人数却因为各个州人数而比例不同，因此，各州的选举人票数目就不同。而让这个体系变得更为复杂的是，由于各个州的法律不同，担任选举人的条件也有不同。

从晚清开始，中文世界对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就带有一种辉格党式的历史叙述，普遍认为美国的民主，是建国者们既为了防止民粹主义也为防止个人专权而设立的制度。现今各种关于美国制宪会议的中文流行读物更是如此，给人们近距离看美国增添了高尚浪漫主义的色彩。讽刺的是，L.桑迪•梅塞尔却写到，“我没有听过哪个人现在还把选举人团当作总统选举的理想方式……没有人会说‘谢天谢地，开国元勋给我们留下了选举人团。这是我们能够拥有的最好的选举体系！’这样荒谬的话根本就说不出口”。显然，事实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实际上，“选举人团”制度和臭名昭著的奴隶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787年，13个州的代表参加制宪会议，试图组成一个联邦。考虑到大州和小州之间的利益，确立了参议员人数固定、而众议员人数按照比例的这个传统。然而究竟谁能够被计算为“人”，却在蓄奴州和自由州之间产生了冲突。因为南部蓄奴州白人数量可能相对较少，而所驱使的奴隶数量却庞大，因此，这些州的代表极力要求将黑人计算到人口总数中。而反对者如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就指出，这种做法会导致进口奴隶的州在联邦政府中的势力不断扩大，会因此助长非洲奴隶贸易。

在激烈的争执中，最后各方达成了所谓的“康涅狄格妥协”（Connecticut Compromise），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五分之三协议”（Three-Fifth Agreement），即将每一位黑人奴隶当成五分之三人口计入到人口总数，尽管当时黑人作为奴隶连基本的人权也没有。

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E. Baptist）在 《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中就指出，这项协议 “不仅影响到众议院，而且影响到总统选举，因为每个州选举团的票数是按各州众议员人数加上两名参议员决定的。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在未来的70年间，南方一直独占着总统的职位。在美国的前5位总统中，有4位是弗吉尼亚州的奴隶主；前12位总统中，有8位拥有奴隶。”

即便是在今天，奴隶制对美国的民主选举仍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今天，在各地不断爆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不仅仅是种族歧视的问题，也纠缠着关于历史正义、社会阶层不平等、社区资源分配不公，以及司法体制诸多问题，成为了一个社会难题。

“摇摆州”现象

只有“选举人团”制度才可能出现美国大选中的“摇摆州”现象。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川普正是拿到了摇摆州的选举人团票，才能够入主白宫。这些摇摆州除了佛罗里达外，都恰好位于贯穿美国东部到中部的“铁锈带（Rust Belt）”，包括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威斯康星和密歇根，这些在工业时代一度辉煌的州。

2016年，川普用他在真人秀里面粗俗、夸大、绝对的言语，加上“让美国再伟大（MAGA）”口号，以反制度潮流的方式当选，让很多人大吃一惊。主流媒体和学者这才将目光重新聚焦讨论，在这些常常被媒体冷落的州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乡下人的悲歌》（Hillybilly Elegy）中，J.D. 万斯（J. D. Vance）展现了俄亥俄州一座钢铁城里的生活，随着当地工作岗位不断流失，白人工人阶层越来越绝望。他提到，白人工人阶层虽然比黑人群体在物质生活上普遍程度更高一些，但却可能是美国社会最为悲观的群体。在他看来，这不仅因为白人工人阶层向上的社会流动被堵塞，在机会不平等的社会机制下，人们更是选择了最坏的一些方式来应对，比如消费主义、药物成瘾，用万斯的话就是，“美国文化越来越鼓励社会的溃败，而不是抵御腐败。”

事实上，美国政治和社会真正的危机不仅是种族主义或者其他单一的问题，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川普当选不是这个问题的根源，而仅仅是一种重要的病症。

在美国学术界，讨论社会问题的定性和定量研究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随处可见。作为长期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来说，在这里只讲一下我们自己直观的感受，因为这些却远比数据文献对我们的冲击更大。

十多年前，在我们所在纽约州的一所高校，美国社会分层和不平等以及种族问题就是最热的研究问题之一，年轻的本科学生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关注和行动也此起彼伏。然而，让人灰心的却是，除了一篇篇高引用率的文章和媒体的采访，除了这些年轻的社会精英在毕业后转身进入到投行，少数年轻人投身到社会运动和救助在数年后灰心离去或用积累的声誉转入政坛之外，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

后来，我们移居美国中部铁锈带的州，分别在无家可归者救助中心、家暴妇女救助中心和老人院做了几年社区义务服务的志愿者后，感受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按照消除无家可归国家联盟（National Alliance to End Homelessness）的官方统计，2019年美国无家可归者总共约57万人，从人口统计看排在前三位的白人约为27万，黑人约为22.5万，拉丁裔约为12.4万人。从地理分布，最主要集中在加州和纽约，分别为15.1万和9.2万，以及德州、弗罗里达州、华盛顿州等有大城市环境和气候较为适宜的地区。

尽管从两党分布的影响来看，民主党占优势的大城市和州无家可归者明显居多，但是却绝不是像反对者指出的，是民主党的社会福利政策所导致，这背后有更深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城市化。在20世纪开始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外来移民作为劳动力自发或被动涌入城市，聚集在工业城市中心（downtown），形成了美国早期的贫民窟，随之而来的是富裕人群（当时基本上是白人群体）逐渐因为私家车的普及而迁徙到郊区。只有城市所提供的公共设施和相对交通方便的救助站提供了无家可归者和社会底层收入人群生活的可能。

我们所在的城市，无家可归者救助站就设立在市中心，为的是让人更容易获得帮助。不仅联邦和州政府会救助低收入人群，也有许多社会慈善机构会将人们捐助的蔬果和物品，以及超市临近过期的食品免费提供给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要排队就可以领到需要的食品和物品。然而，这些对于有些无家可归者而言，仍旧是有困难的，首先是食物的储存；其次就是交通问题。在美国，除了大城市的交通相对发达，中部绝大多数城市都是以私家车为主要的出行工具，公交线路不仅稀少，等车时间长，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无家可归人群而言，一次乘车费用尽管只有1-2美元，也是难以承担的一笔开支。也许有人会问这些人为何不找一份临时的工作，也会指责他们的懒惰。但实际情形远比这些结论要复杂。在我们服务过的救助站里，提供的早餐大约是50美分一份，而午餐价格是1-3美元不等，即便这些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承担，救助站于是采取了一个激励措施提供给大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清洁，既能够帮助受助者，也能够维护他们的尊严，每次他们能获得价值两美元的一个代金劵可以在救助站进行消费。使用代金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防止人们将现金换成酒精或成瘾性药物。

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无家可归的朋友中，男性和女性都有，大多因为童年时遭受到家庭暴力或者性暴力的创伤，成年后遇到各样的打击，通过成瘾性药物或者酒精来缓解，形成了一个贫困化陷阱，其中有人本来还有着看似成功的事业和幸福家庭，因为成瘾而遭到破坏，陷入到恶性循环中，最终无家可归。疫情期间密歇根合法大麻的销量激增也是同样的道理。影响无家可归者和低收入家庭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交通成本和信箱，这也是救助站对他们提供的帮助项目——提供公交卡和邮箱地址，帮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找到工作。在美国，邮政系统和邮箱是社会联系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政府通知、入学、身份证件等绝大多数都是通过该渠道来完成。理解了这点，可以让我们更能明白，为什么近期德州共和党州长宣布减少各郡投票点会引起轩然大波，原因就在于本来就不怎么参与选举投票、倾向于民主党主张的社会贫困人群，可能因为投票成本增加而放弃投票。

近来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密歇根州同一个郡，城市社区里多挂着支持拜登的宣传牌，而在郊区和农场四处悬挂和飘扬的都是川普的旗帜和标语。对于这些美国人来说，世界经济格局、产业链正在急速变化，而这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却给予郊区和乡村的人无形的压力甚至恐惧，因此他们会认为，是川普正在保护着他们的家园，打击着各种可能颠覆他们传统生活的人和阴谋。

而在我们所认识的老人院的群体中，即便受到疫情影响，一些老人仍怀旧地回忆起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社会的辉煌，生活的轻松，很少有住房和上学的贷款压力，医疗费用远不是如今的天价，“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对于他们不止是一种怀旧的乡愁，更似乎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未来。

欢迎来到“单极世界”

美国社会的种族和阶层的多样性，本来和“单极化”的立场和政策不相容，然而，在当下，却只有最极端的声音才能够呈现在公共媒体和社会中。川普将自己不认同的新闻传媒都扣上了“假新闻”的帽子，而主流媒体也将大多数的关注放在了川普那些损人听闻或者啼笑皆非的话语上。即便在疫情期间，除了一些杂志封面刊登20万因为疫情而死亡的图画或者白宫的新冠病毒之外，吸引人的注意之外，即便是传统严肃的杂志也鲜有提供反映人们真实的生活、挣扎、触动人心的报道，如同这个世界一样，给出的是混乱和争吵。这不是福克斯（Fox）和CNN（或纽约时报）的对立，而是本应在真相和争吵之间的区分。

单级化社会的危险在于，公共讨论无法开展，人们只要给不同意自己的人扣上“左”或“右”的立场，就可以收获自己的支持者。哈佛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在《迷失的共和：2.0版》（Republic, Lost: Version 2.0）就指出，美国两党制因为资本和媒体的推波助澜，在各级选举中越来越走向极端主义，因为相比于温和的政治立场，极端而明确的政策更有可能吸引到大额的经济资助，尽管这些政治上活跃的美国人并不能够代表普通的百姓。出于筹款和吸引极端支持者的目的，秉持极端主义的候选人不得不变得更为极端。而共和党越是依赖那些富人中的富人提供竞选资助，他们就越倾向变得更加保守。

我们可以通过最近因川普提名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为大法官所引发的“堕胎”议题，来理解这一点。事实上，“堕胎”及其处境的复杂性，绝不是“赞成”和“反对”这样简单表决，就可以说清楚立场。这是一个不幸被美国宗教右翼和强硬共和党人彻底政治化的议题，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对生命和女性的尊重，实际上，他们很大程度上都成为了党派和经济利益的牺牲品。

从伦理和社会决策来说，堕胎议题首先是关于何为生命的问题。在美国的立场谱系中，从极端保守宗教教派反对避孕（认为这本身就破坏了生命），到妊娠第几期被认为是作为“人”的开始是否能够堕胎，以及例外状况下的堕胎（如母亲生命遭遇到威胁，或女性被性侵怀孕），还有试管婴儿（通常使用两个胚胎，如何处理畸形或不成熟的胚胎）等等，这些都至少应该由科学、伦理、社会学、法律和受到影响的人，特别是不同立场、真正面对这些难题的女性来围绕具体问题具体讨论。但在两党之争中，这一复杂议题却成了“邪恶”和“正义”的黑白战场。

政治学者L.桑迪•梅塞尔就指出，两党的对立，导致美国民众在社会问题上也刻意呈现出极化现象（polarization）。相对而言，在20世纪，共和党的团结程度要比民主党高，却因为宗教右翼势力，在社会问题上产生内部分歧。在1992年，民主党的宾夕法尼亚州长罗伯特·凯西被民主党禁止发表反对堕胎立场的言论。而在2006年，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凯西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联邦议员竞选仍旧持有反堕胎立场。而在共和党内部，则不允许有分歧，如罗姆尼在马萨诸塞担任州长时原本对此议题持含糊立场，然而一旦他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却变成了坚定的反堕胎立场。这些极化现象，让梅塞尔不无遗憾地说，“在国家层面，很少见到两党官员一起努力，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法。常见的局面是政党冲突，而不是合作；是内部的分歧，而不是努力为迫切问题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近来，与川普现象相对应的是，美国呼吁社会整体性变革的声音越来越多。人们意识到，这个社会和制度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小范围改进就能够解决的了。这令人想到1918-1919年冬季之交，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政治作为志业》演讲中，也提到美国政党和选举制度中所隐藏的危机。韦伯曾说，“在美国，之所以在技术上成为可能，是因为年轻的美国文化，经受得起这种纯粹业余者的管理方式。以30万到40万除了有功于党派而无其他履行职务资格之人，这种情况必然造成严重的弊端。举世无双的腐败和浪费，只有这样一个在经济机会尚未受到限制的国家，才能承受得起。”

如果韦伯可以看到百年之后的美国社会，他又会如何评论呢？

撰文：@李晋 （思想史学者） @马丽 （社会学家）

出处：头条号 @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