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奇平

同是与工业化相对的概念，信息化与后现代在基本范式上的相通之处，远比我们大家想像的要大。可为什么信息化一词听上去更“正统”一些，而后现代却有点“旁门左道”的味道呢？澄清这个问题，关系很大，涉及现代化的指导原则。

在讨论信息化与后现代的意义区别之前，我们需要在二者的同一性上，取得一种基本的共识。信息化与后现代都把工业化，当作一种需要超越的对象，都认为自身是工业化之后的一种历史发展。换句话说，信息化与后现代都把自己摆在一种有别于工业化的位置上。

既然信息化与后现代的靶子是一样的，都是针对工业化的，为什么它们彼此不能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至少建立一种“统一战线”呢？我认为问题和对问题的解决，主要需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建设性与批判性的统一

每一次现代化，都是破除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相结合的过程。如果说，信息化更多表现出第二次现代化的建设性特点的话，后现代相对而言，更多表现出第二次现代化的破坏性或说批判性的特点。这是造成信息化与后现代倡导者互不信任的重要原因。

然而，正因为现代化过程是破坏与建设的统一，信息化与后现代，完全可以在扬弃这个意义上取得统一。扬弃就是既肯定，又否定。肯定上一次现代化中可继承之处，否定上一次现代化中过于传统之处。相对而言，后现代理念发展，在这方面更主动一些，已从早期批判一切的否定的、解构的后现代，转向了建设性的后现代。而信息化理念对传统工业化的批判性，却没有明显的发展，在这方面需要向后现代理念靠近。

技术与文化的统一

信息化理念较多执着技术经济主题，而后现代理念较多执着文化主题，是二者之间难以沟通的又一个主要障碍。这种隔阂的扩大是有害的，而互相融合，有利于共同发展。

信息化理念的实践来源，主要是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经济发展，从电子网络到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工程师型人才的参与推动，使信息化带有很强的“电子”味，甚至使信息化运动更具理工科色彩。而后现代相反，是一群不懂数理化的文科人才发动的百年运动，他们更加关注的是文学、艺术、人类学、社会学领域的事情。这就造成了第二次现代化可笑的文理分科现象。信息化更象理科的第二次现代化，后现代更象文科的第二次现代化。而从文理兼修的人看来，他们说的几乎完全是同一回事。举例来说，信息化强调从集中式计算向分布式计算转变，对应的正是后现代强调的从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向分散化、多元性的转变。信息化强调的虚拟，与后现代强调的赛陌，也是异曲同工。可事实上，信息化工作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互相如读天书，不知所云。这种情况一直发展到闹笑话的程度。例如，后现代主义竟然认识不到信息技术革命与信息经济发展，为他们的学说提供了强有力的生产力基础支撑；而信息化工作者，面对游戏、动漫等人文援军的加盟，竟手足无措，不知是何方神圣。

解决这种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一方面丰富信息化的人文内涵，一方面加强后现代性的经济技术内涵，通过文理交融，全面发展。

首先，需要在哲学社会科学高度加强第二次现代化的基础理论。信息化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久而久之就会变为一堆经验之谈。后现代主义这方面很强，可以补信息化的不足。举例来说，后现代理论已普遍形成一种共识，对构成工业化发展局限的世界观基础，进行不同程度的解构。这种世界观的核心，是笛卡尔以来的理性绝对化倾向。信息化理论还远没认识到这种深度，所以这直接限制了它对工业化的认识水平，直接削弱了制订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纲领的战略把握能力。

其次，信息化理念中，要强化以人为本的意识。仅从经验和政策层面认识以人为本，是不充分的。后现代理论在这方面有长期丰富的研究积累，是信息化可以吸收借鉴的人类思想财富。

第三，信息化理念中，需要大大加强对精神和文化现象的解释。这方面一直是信息化理论的弱项。要从认识根源上找出造成在产业升级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屡次失去先机的根子。

第四，后现代理论需要克服唯文化力论的倾向，不应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和主流实践人为割裂开来，尤其应加强对技术革命的研究。后现代主义者不能脱离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这类前沿实践，空谈“后现代”。第五，后现代理论需要加强经济理论建树。经济学现在成了为传统工业化辩护的大本营，整体观念之保守为各人文学科之最。后现代理论在各人文学科主流发展中都有很大建树，唯在经济学领域缺乏话语权。随着行为金融学在华尔街取得的率先突破，对第二次现代化经济规律的批判性系统梳理，将出现新的进展。

发达与不发达的统一

造成信息化与后现代观点不协调的第三方面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定位的差异。

一般来说，后现代的观点，持有的是一种 “纯”信息化的立场。强调要进入一种完全不同于工业化的现代化状态。信息化的观点，反倒持有一种不太纯的后现代立场。强调要进入一种半工业化、半信息化的状态。这与他们的实际背景有关：后现代主义，是在工业化发达国家提出的。在发达国家，比较容易观察到工业化的历史局限，比较容易提出比较纯粹、彻底的下一代现代化的任务。所以后现代理念表现出强烈的反工业化的未来取向。这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工业化基础，而是把工业化仅仅当作基础。

而信息化，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首先提出的未来现代化理念。中国工业化偏偏没有完成，现实发展决定了这种现代化理念，必然具有极大的妥协性，表现为在工业化和信息化二者之间进行折衷的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型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的信息化之路。它的底色是工业化，因此仍属于一种第一次现代化的策略。只不过在第一次现代化理念中，加入了第二次现代化(“新型”)的辅助性要素。

其实，后现代与信息化，在现代化定位上，可以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处理好长远理想与眼前发展的关系。

抛开眼前的“说法”，从历史高度提纯现代化战略，有几种典型的选择：一是发达社会的选择，彻底进行社会转型，实现从一种现代化，进入另一种现代化的质变。所以会提出对工业化的质变要求。比如，美国提出“摒弃官僚制”，“重塑政府”，就是一种不妥协态度。二是发展中国家的选择。第一种典型的选择是区分现代化的长远与眼前阶段，把后现代作为长远发展的目标模式(并不要求在眼前实现，但肯定其价值取向的未来合理性)；把第一二次现代化混合模式，作为条件不具备时的现实过渡战略；准备在条件具备时，完成从混合战略向第二次现代化战略的转变。第二种典型的选择是不区分长远与眼前，也就否定后现代作为第二次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把第一二次现代化混合模式本身，理解为第二次现代化模式。表现为用信息技术实现工业化的纲领。中国现在就处在后两种情况之间。表现在我们对于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这三个概念的模糊理解上。比如会提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我倾向于把后现代意义上的现代化作为第二次现代化的长远目标模式，而把新型工业化作为现实选择这样一种战略。不能因为现实条件不具备，连未来目标是什么都不能碰；也不能认为大多数人都分不清什么是长远、什么是眼前，因此怕研究未来，一概斥之为超前，担心误导；至于坚持工业化就是普适规律，根本不认为后现代价值有可取之处，那就更谈不上共同语言了。对现代化来说，我认为当前的最大问题，是对未来失去信念。我主张重新发现马克思“巴黎手稿”与《法兰西内战》中的后现代理念，重建未来社会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信心。这正是信息化与后现代共同的聚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