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奇平

纵观历史，在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每一次大的历史跃升过程中，都伴随着经济力量的转型，特别是企业的转型。转型的实质，是组织系统围绕现代化环境变化而产生的质变。当前，中国正在面临企业转型。如何对这种转型进行战略定位？我们需要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

当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5万亿元。根据国资委有关人士判断，在近12万亿元的国有资本中，只有大约1／3的国有资本正常运转，约有1／3情况不清，约有1／3闲置浪费，其中，闲置浪费资本约为4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国战略经济力量的发展，存在着相当的盲目性。按照已故大师德鲁克的说法，企业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系统不能适应环境变化而调整的结果。大规模的资本闲置浪费，是国有资本整体的现代化适应能力出了问题的表现。

问题就出在企业转型的战略定位上。当前，中国国有企业，需要跟上信息化的时代节奏，提出“重塑企业”的企业转型总路线，作为解困ZTE之道。

从世界眼光看中国国企的历史定位

迄今为止的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不同竞争主体内部，大组织之间的竞争。观察国际竞争体内大组织演变的线索，可以看出中国国企所处的险境。

西方工业化，产生了两种以科层制为共同特点的现代性组织：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企业与政府分别是它们的大组织代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企业与政府都是工业化组织，因此具有同一性。按这个划分，中国国有企业应当对应私人部门(当然“私人”在这里含义正好相反)，实际是指企业部门。然而，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与其说象是私人部门经济问题，还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相仿于世界其它国家的公共部门经济问题。

中国国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因此第一个转型目标，首先要成为“经济”的组织。发达国家最初也不是从经济的角度观察公共部门的战略问题，没有看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一样，存在经济性的问题。提出“经济”这个定位，相对于强调政治特殊性的“不经济”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但中国国企在解决政企分开时，也应从历史了解到，“经济”问题的提出，有它的局限性。从史实看，它隐含着传统工业化早期的范式，即脱离成本谈效率的韦伯官僚制倾向。容易导致社会组织向着大政府、大企业盲目扩张的方向发展。大政府病和大企业病的出现，让发达国家认识到唯大论的局限性。对中国国企来说，也要认识到唯大唯上的误导性。不能天真地以为，单纯从规模经济出发，把大的国企，重组为更大的国企，就可以真正解决经济性问题。

官僚化的工业病的出现，使发达国家公营部门，背上了沉重的成本负担。经过反思，人们开始利用另一种传统工业化思路，推动组织从“经济”向“效率”转型，口号是转变职能。时间出现在里根与撤切尔的改革时期。经济与效率的主要区别在于，效率第一次把成本当作经济性的硬约束，实现组织从“做大”到“做强”的转变。之所以说它是传统工业化思路，主要是因为它没有触动科层制，仍然还是在组织规模大小上做文章，完全没有意识到流程问题是一个更高的现代化问题。

从克林顿和布莱尔时代开始，西方公共部门开始进行第三次组织转型，从效率导向，转向效能导向。从“做大”、“做强”的思路，转向“做活”的思路。口号也从职能转变，转向流程再造。例如美国提出了“重塑政府”战略、灵捷制造战略等。在这次转型中，组织理论第一次从传统工业化思路跳出来，转向了第二次现代化即信息化的思路。所谓“做活”，就是要求组织系统，具有更多面向结果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效率如果不面向结果产生效能，就会陷入为手段而手段的盲目性中。

目前，西方公共部门正向着更高的公平目标，进行第四次转型。强调组织的社会责任，强调对公民的全面响应，强调差异性和个性化的服务。作为新的趋势，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界限将日趋模糊，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将日趋融合。

从大组织的绩效定位，就可以反映出国家间竞争的现代化差距。发达国家公共部门的现代化目标定位，经历了“经济、效率、效能、公平”这四个认识不断提高的历史阶段。中国国企，现在面对的，还只是发达国家公共部门早期的现代化问题，处在经济和效率定位的传统阶段。如果与跨国公司的绩效定位进行比较，现代化的差距就会更大。以IBM为例，虽然表面上看，IBM具有做大做强的特点，也十分强调经济和效率取向，但它之所以成为现代生存竞争中的“适者”，在于它还有更高的追求，就是随需应变，强调效能，把企业做活。象IBM、思科这样的企业，在现代化水平上，已经领先了我们一代。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中国国企定位在“做大、做强”这种基于经济、效率目标上的传统工业化战略，与新型工业化的国家战略中的“新型”二字，是十分不协调的；这种目标定位已落后于现代社会大组织发展的主流趋势，按这种理念参与国际竞争，不仅远远落后于可能迎面而来的跨国公司，甚至可能达不到国外公共部门的竞争力水平。如果一国企业部门的竞争力连另一国公共部门的竞争力都不如，怎能指望跑到别人前面去呢？

中国国企要向“重塑企业”方向定位

企业部门与政府部门，是国家竞争的主体。中国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在投入国际竞争的过程中，企业部门应走到政府部门之前，率先提出更先进的转型理念，具体来说，就是重塑企业的理念。美国政府早已提出重塑政府主张，美国企业也把重塑企业视为平常。分析中国大组织发展的形势，政府由于受到行政体制改革的制约，还停留在转变职能这种传统工业化战略上，企业部门不受行政体制约束，完全可以提出以流程再造为核心的重塑企业的新型工业化战略。美国人敢提重塑政府，难道中国人连重塑企业都不敢提吗？

首先，重塑企业意味着中国国企的战略目标要有质的提高，要从做大做强，向做活迈进。做大是农业社会的组织目标，做强是工业社会的组织目标，做活是信息社会的组织目标。中国国企要想真正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提高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在战略目标上，把坚持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大做强做活，作为根本方向。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换句话说，以做活带动做大做强，以做大做强促进做活。以此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复杂生存环境。

其次，重塑企业意味着中国国企的绩效目标要有质的提高，要从经济、效率导向，向效能导向转变。经济导向引导企业做大，效率导向引导企业做强，效能导向引导企业做活。从新型工业化要求看，国有企业要坚持经济、效率、效能的统一，创造全面绩效。要通过信息化，将工业化的有形财务绩效与信息化的无形绩效统一起来，将工业化的生存力、发展力为主的眼前绩效与信息化的提高再生力为主的长远绩效结合起来，创造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全面绩效，取得相对于传统工业化的倍增效益和可持续发展效益。

第三，重塑企业意味着中国国企的体改目标要有质的提高，要从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体制改革，向以流程转变为核心的体制改革升级。国企改革在这方面一定要走在政府改革的前面，以企业部门的流程改革促进政府部门的流程改革。通过重塑企业，将组织结构的现代化基础，从传统工业化的科层制体制，逐步转向新型工业化的信息化体制，从而大大加强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

归根结底，重塑企业，就是要把信息化战略，作为企业战略本身来看待，作为对传统战略的“新型”改造来看待。这方面的认识还有待提高。

在现有资源配置体制下，国有资本闲置浪费4万亿元的事实表明：世界已进入了第二次现代化，而国有企业的战略还停留在第一次现代化，无论战略目标、绩效目标还是体制目标，完全不能适应科学发展观和新型工业化的要求，现有体制不能适应当今高风险信息环境中的资源配置要求。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尽早从传统工业化，升级为新型工业化。国资委，醒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