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清宇

3G(第三代移动通信)将呈现的巨大商机早已散发出了无尽的魅力。从2003年前后Siemens、朗讯等外资厂商为之竞相折腰，到今天增值业务领域上演的外资并购潮，伴随着3G几年来的成长，国外资本也逐渐在这块肥肉的周围圈起了一个围猎场。

然而，围猎还没有正式开始。“在国家对3G政策没有明确前，外资所有的动作都还处于游离状态。”IDC中国区副总经理万宁认为，“它们或并股、或收购、或合资，以此先在未来的电信市场上站个位置。”

按照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2007年中国将放开电信市场，“政策监管放松以后，外资为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和增加份额，一定会出现更多的围猎方式。”万宁肯定地告诉记者。

设备层：继续等待

“普-诺的合资公司那边儿有动静吗？我没有听说。”电话的另一端，普天的一位知情者不以为然，从2005年10月，Nokia联手普天成立TD-SCDMA的生产研发公司以来，“我还没有听说新公司的任何明确动向。”

据记者了解，另外三家合资公司——Ericsson与ZTE、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与大唐、Siemens与Huawei也或多或少地在等待。“有研发进程慢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设备厂商还在等待国家的政策，等待运营商的态度。”万宁认为。

设备层面是国外资本对中国3G市场发起进攻的起点。早在2003年，Siemens、北电、朗讯、思科等就已推出面向3G的成熟的解决方案和终端传输设备。那个时候，中国的Huawei和ZTE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国外资本急于凭借原本积累的雄厚资金和技术实力力保在中国市场业已建立的大好江山。

然而，尽管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对中国政府和运营商进行游说，结果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中国政府对3G的牌照一拖就是3年。这让原本就因国际市场萎靡而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中国市场的外资们大伤元气。例如Siemens，就因在TD-SCDMA领域发力过早而苦不堪言。

吃一堑，长一智。漫长等待中的外资们开始由浮躁转为理性，他们一方面开始寻找新的增长点，如力促NGN、VoIP等先进技术在中国的规模商用，另一方面继续密切关注3G。于是，2005年，当中国政府发展TD的坚定决心日益显露，TD可能率先独立组网的消息传来之后，外资们在第一时间酝酿了上述的四大合资公司，顺利地挤到了TD-SCDMA的门口。

这一次它们并没有孤注一掷，运营商对TD的摇摆态度引起了国外资本的警惕，它们选择了继续等待。“如果ChinaMobile上TD-SCDMA，那么厂商一定热烈支持；但如果是铁通，那厂商们肯定立刻转身。”某咨询师给记者做了一个形象的说明。

“事实上，在设备层面，国外资本和国内资本在博弈中已经出现了某种默契，买和卖，都已经非常理性。”万宁认为，“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后，即使3G投入应用，双方的博弈中应该不会再有黑马出现。”

运营商层：唯“利”是图

“即使中国政府放开电信市场，政策也一定会表现出某种灵活。”易观国际电信研究总监周屹告诉记者，“言外之意，运营商层面，这一关乎国家利益的重要领地，政策不会出现任何放松的可能。”但正是这一领域，也是国外资本最想进入和渗透的地方。

尽管四大运营商都已上市，分别在海外、中国Hong Kong和内地进行过多轮融资，但国资委凭借中国电信72%、ChinaMobile75%、中国网通70.49%、中国联通62%的绝对优势，仍是其第一大股东。因此，在这块儿禁区里，外资的渗透方式最为实际，“实现利润最大化即可。”周屹表示。

“国外资本往往要寻找一个利益的平衡点。”采访中，百纳电信CEO邓志诚告诉记者，“选择大运营商拿小股份，还是选择小运营商拿大股份；少投入求稳，还是多投入承担风险。稍有不慎，不了解国情的外资就有可能跌入泥潭。”

2006年3月17日，日本SoftBank公司以118.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沃达丰日本子公司，5年前，这个欲与日本两大移动通信企业NTT DoCoMo和KDDI一争高下的“毛头小子”最终兵败日本。“即使政府对外资放开某些电信业务，那么极可能是走下坡路的业务，比如沃达丰在日本通过并购取得的固定电话业务，就如一块儿‘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儿。”周屹分析道。

同时，国内运营商在国外酝酿并购或持股的消息不断传来，在2005年，ChinaMobile就曾先后尝试并购巴基斯坦电信和乌兹别克斯坦电信，并试图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这是一个资金相互渗透的过程，并在过程中实现利润最大化。”万宁认为。

增值服务层：全面进攻

根据中国电信业对外资开放的时间表，2002年，ISP(网络服务提供商)被中国电信业最早初步开放。ISP从创业的最初期就渗入了很多外资的影子，从2005年开始，又在很多国外资本的主导下，进行着并购、套现等一系列重组活动。

日前，经过几个月的运作，英国资本以总金额2.6亿美元完成了在华对三家SP的收购。“我并不感到意外。”SP资深人士罗健笑言，“时下是外资并购的最好时机，但非投资的最好时机。”

2004年，运营商从SMS开始，逐步加强了对SP的监管和控制，随之，SP疯狂圈钱、百分之几百暴利的日子每况愈下，另一方面依靠群发SMS等低水平的同质化竞争不断加剧，让许多风险投资开始淡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2005～2006年度风险投资再度活跃在了中国市场，但与第一次互联网的春天不同，此次并没有带动SP的热潮。“彩铃、WAP业务发展趋缓，JAVA、彩信等新的增长点还没有发展起来。”除上述两点原因外，没有新的强劲的业务增长点也是导致SP不被风险投资青睐的诱因。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时下又是3G的最后冲刺阶段，外资对3G的赌注已经从设备层延展到全局，“外资开始更关注应用。”万宁也表示赞同。客观上，中国SP行业结构具有先天的缺陷，因为在创业期融入了太多的风险投资，受资本左右的态势比较明显，“VC拥有套现的压力，经过5年的发展，SP或上市、或并购与被并购是其出路。”罗健告诉记者。

毫无疑问，随着3G的最终应用，SP的状况会有好的改观，“但这不会很快，至少要在1～2年以后。”罗健预计，“而这两年的SP正好处在一个低谷，下一个高峰还没有显现。价格不高，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成本回收，正是收购的最佳时机。”罗健继续论证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