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业》杂志 郭小红

突尼斯VS延安？是的，一个是北非的小国，一个是中国的红色圣地。转动地球仪，你也许需费点劲儿才终于发现了它们。那又怎样？你也许还需费点劲儿才终于顿悟了它们之
间内在的“联系”：不谋而合。刚刚过去的11月份，在突尼斯，在延安有一个相同相近主题的行动在隆重展开——消除数字鸿沟、创建和谐信息社会。11月16日聚焦于“消除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数字鸿沟”的首脑级会议——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第二阶段会议在突尼斯召开。11月27日着力于“消除中国城市与农村数字鸿沟”的中国信息产业部的高级别会议——村村通电话工程总结大会在延安召开。

相同的社会责任

有一组来自突尼斯峰会上的数字足以说明 “数字鸿沟”之大、也足以证明 “数字鸿沟”问题之严重：全球70%的互联网用户目前集中在占世界人口16%的最富裕国家，占世界人口40%的最贫穷国家仅拥有全球互联网用户的5%。最不发达国家正面临着信息边缘化的危险。

事实上，数字鸿沟自被提出以来，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而突尼斯峰会实际上也成了发展中国家呼吁缩小数字鸿沟的讲坛，数字鸿沟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各国已经意识到，数字鸿沟已经不再是单纯同信息通信领域相关的难题，而是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及其他行业息息相关。数字鸿沟的问题不解决，整体经济发展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这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要求缩小数字鸿沟的呼声也日益强烈。正如黄菊副总理在峰会上所说，信息社会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面向发展、广泛包容的社会，人人都能普遍惠及，各国都能充分受益，促进共同发展。国际社会应高度重视，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公众能够广泛参与、区域之间和谐发展的信息社会。黄菊副总理是应突尼斯政府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邀请率团出席这一盛会的，信息产业部王旭东部长陪同出席。

突尼斯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耗时之长、规格之高、规模之大都是人类信息社会建设史上罕见的。如果说，此次峰会最重要的收获是“把消除数字鸿沟作为了人类构建和谐信息社会的最终目标”的话，那么，在黄土高坡、宝塔山下的革命圣地延安召开中国信息产业部村村通电话工程总结大会，则意味着“消除数字鸿沟”这一人类信息社会的目标，不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不再是无法改善的顽症，而变成了中国政府踏踏实实的行动和沉沉甸甸的硕果。来自“村通”大会的数字足以让中国人让我们通信信息产业人感到自豪：目前，中国行政村通电话率已经达到97%，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十五”确定的计划目标，为中国9亿农民办了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惠及中国9亿农民的声势浩大的“村通工程”使全人类在信息社会的建设进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村通工程”是一个责任工程。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益角度来讲，村通工程投入大产出小，对企业来说没什么经济效益。但作为国有大型企业，中国的六大基础电信公司深明大义，他们深知发展农村通信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在没有任何补偿机制的情况下，他们自觉树立大局意识，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勇挑普遍服务重担。在企业自身面临竞争压力、建设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为了保证高质、高效地完成任务，他们克服困难，为村通工程投入专项基金，并进行周密组织、科学规划，为工程顺利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组织、技术、人力、资金保障。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强烈的“企业公民”意识和回馈社会的责任感，是他们作为国有大型企业的奉献精神。

相近的机制创新

突尼斯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对于人类信息社会的建设具有空前重要的意义。同以往此类大大小小的会议不同的是，此次大会的目的更加明确，那就是要通过建立数字鸿沟资金机制为改善数字鸿沟现象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持。会上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即“数字互助基金”获得了与会各方的认可，今后将专门用于改善数字鸿沟问题。实现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开幕式上所强调的“这次峰会一定要出台具体的解决方案”的愿望。国际电信联盟还宣布，旨在缩小数字鸿沟的“数字互助基金”6个月来已经形成机制，今后将在这方面迈出更大步伐。会议还通过了有关文件，呼吁国际社会以互惠条件促进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在内的技术转让，通过技术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利用技术求发展，加强科技能力建设以促进数字鸿沟和发展鸿沟的弥合。

如果说，建立“数字互助基金”是缩小数字鸿沟、推进人类信息社会建设中的机制方面的一种探索和创新的话。那么，惠及中国9亿农民的声势浩大的“村通工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工程、一个硕果累累的创新工程。

近些年中国通信事业飞速发展，每年新增电话用户过亿，但农村通信裹足不前，数字鸿沟有越拉越大的危险。2003年，信息产业部部党组意识到这个问题，结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国务院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的工作重点，决定统一组织中国六大通信公司采取包干办法，解决当前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矛盾--偏远地区的通信普遍服务。记者曾就“分片包干”政策出台背景采访过信息产业部奚国华副部长，至今还深深地记得他深情的叙述：“农村通信要想持续发展，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补偿机制，但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机制还未建立，但农民兄弟不能再等了，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通信来助力，和谐社会建设首先需要通信的和谐。如果按市场规律，村通工程很难做，一部电话20多万元，那要多少年才能收回成本？但老百姓不能再等了，他们已经等得太久了。我们要一边促补偿机制早日建立，一边用包干的办法先干起来。不等不靠，在配套政策没有的情况下，先用这种办法解决，因为这不仅仅是行业的事情，也关系到党的温暖是否能传递到千家万户......"可以说，村通工程的果断提出和顺利推进，是信息产业部站在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在现有历史条件下解决农村通信问题的一个创新举措。实践证明，这种指定六大基础电信运营企业以“分片包干”方式承担普遍服务的措施是成功的，也是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决策。